德国音乐教育史：世纪末与新时期的曙光

时代的划分遵循对秩序和概览的需求。但世纪之交世俗化的重大事件并不是在一个整数年中切入的。伴随帝国结束的第一次世界大战首先就标志着这样一个切口。然而19世纪末已经宣告新运动的觉醒。这是感官的最后积累，在颓废疯狂的感官沉醉后，走向结束，反映了病态挣扎中的辉煌。对此，该世纪末文化和教育危机意识明显增强。尼采在他的《不合时宜的考察》（1873—1876）中抱怨欧洲文化衰竭的状况，保罗·德·拉加德（Paul de Lagarde）也批判一个在博物馆残骸上堆积的教育理想主义。“你们已经把理想的垃圾堆在了一起，并且指望青年，就像捡破烂的人在垃圾堆里寻找自己所需要的东西……我们的年轻人在完全不知道缘由的情况下拒绝你们的理想，因为你们的理想太斑驳陆离。”^[1]悲观的批评声在新世纪愈演愈烈。在乔治·西美尔（Georg Simmel，《文化的概念和悲剧》，1911）、瓦尔特·哈特瑙（Walther Rathenau，《精神力学》，1913）和奥斯瓦尔·施本格勒（Oswald Spengler，《西方的堕落》，1918）的文章中，能找到一个对文化批评的共同表达。这是一个批判时代，罗伯特·穆希尔（Robert Musil，1880—1942）在《没有个性的人》（1931）中已经描述了这种没落的情绪，卡尔·克劳斯（Karl Kraus，1874—1936）在他具有讽刺和批判的杂志《火炬》（自1899年以来）中用犀利的眼光剖析了政治和精神文化的状况，以及西格蒙德·弗洛伊德（Sigmund Freud，1856—1939）以深度心理学为动力诠释了人类。

在19世纪政治、经济和精神基础的衰落中，新的种子在破土而出。首先在艺术上地震式地宣告了一个彻底的改变。音乐、诗歌和绘画在世纪之交之后，在一个完全觉醒意识中进入了新的码头。推进工业化发展的唯物主义强烈反对新的艺术精神。

“我们站在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精神时代之一的大门口。在看似最拔蕊怒放、物质盛行的时代中，精神氛围的第一个“新”元素在刚刚结束的19世纪中不知不觉地形成……艺术、文学乃至“积极”的科学在不同程度上都转向这个“新”时代。并且你们所有人都会转向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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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1　1909年原候鸟协会在吕内堡的松树林聚集，用琉特琴和吉他（弹拨小提琴）来伴奏演唱的情景，它们成为候鸟协会模式化的乐器和标志。

1911年，瓦西里·康定斯基（Wassily Kandinsky，1866—1944）出版了年鉴《青骑士》并包含了以上引文。^[2]其雄心勃勃的悲哀暗示着在整个复兴运动中带来的巨大动荡和变化，并最终涵盖了所有文化表现形式和生活领域：建筑（青春艺术风格、包豪斯风格）、绘画（各种艺术家协会，如慕尼黑和维也纳的“脱离派”“桥社”“青骑士”等）、音乐（无调性、未来主义）、文学（表现主义、达达主义）、表现主义舞蹈（玛丽·维格曼）、世界观（神智学）、“儿童”教育学（爱伦·凯、玛丽亚·蒙台梭利）、最后是日常的生活习惯（营养、身体意识、体操、保健、服装等）。一般复兴思想的精神也跟随教育和社会的改革运动（改革学校、青年关怀、妇女运动、工人运动）一同出现，其中“更新”和“青年”这些词的引用几乎贬义邪恶。然而，教育改革运动是一个国际现象。无论是俄罗斯的安东·S.马卡连科（Anton S.Makarenko），还是美国的约翰·杜威（John Dewey）、瑞典的艾伦·基（Ellen Key）或意大利的玛利亚·蒙台梭利（Maria Montessori），他们都开始了新的教育方式，摆脱了19世纪僵化和操练式的学习模式。

青年的反叛，使他们反抗威廉时期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反抗工业化和城市化的后果，反对孤立和专业化，并组织不同的联盟和协会，呈现出一个特殊的德国式发展轨迹。这是基于对所传播的文化和文明的批判。但这不像是艺术领域中新的思维眼光，而是对过去浪漫神化的渴望而形成的一种力量。因此，德国青年运动得到发展，其中还包含一个对艺术毫无敌意、倒退的青年音乐运动。它在其意识和作用中，形成了对艺术精神觉醒和巨变越来越主导的反作用力。前卫艺术与民歌复兴及业余音乐演奏相对立。世纪之初的社会文化发展虽然总体上带有更新的标志，并跟随着一个全面运动的推动力量，但是他们各自却不能交织成为一个和谐的乐队。青年运动没有对未来的憧憬，就无条件地陷入意识形态之中。在国家社会主义中，它完全抹黑了自己。音乐教育也迅速被缪斯教育的整体性和歌唱团体这些流行思潮所渗透。因此，青年运动思想上的背离，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在通往政治灾难的道路上已经预示了这一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