即使文理中学在反动时期也受到威胁，其规定的大量教材所带来的工作量使人窒息。所以一位文理中学的老师在1852年抱怨道：
“繁重的工作量已经变成了一个邪恶的魔鬼，这个魔鬼已经把孩子的安宁夺去了，他本该在不受干扰的快乐中玩耍着，这些却变成了恐惧和焦虑。这就是工作量，使老师宁愿逃避其沉闷的影响，或者想要抓住迷雾的鬼魂，继续嘲笑，驱使他不安地匆忙；最后工作量，在监督部门的手中很轻易地成为没有达到他们预期的知识和意愿的一个美杜莎（Medusa）的头，当她威胁的眼光看向所有活物时，一切都将固化。”[6]
“负担过重”的练习教材要求被停止使用。为了维护学校的基督教品格，首先要删减那些为反对反动学校政策而设立的学科：自然科学与希腊语。1856年1月7日，新教学计划缩减了自然科学类课程，将哲学基础知识与德语、德语和拉丁语课相结合。反动派政策的主旨是洪堡文理中学的核心领域。早在1837年，部长级法令就曾表示：
“文理学校的学科，即德语、拉丁语和希腊语语言类课；宗教课；哲学概论；数学连同物理和自然常识；历史和地理学以及书写、绘画和歌唱的技巧，它们是所有高等教育的基础。”[7]
古典希腊文现在遭到人们的拒绝，因为它传播了希腊的共和主义思想，接近古代的异教，而被国家所支持的拉丁文所取代。另一方面，自然科学思想的影响似乎也值得怀疑，它可能会危害宗教的形而上学基础，从而可能导向唯物主义和无神论。[8]因此，对古典（人文主义）文理中学革命后的猜疑，逐渐导致国民学校成为一个较低级、宗教上根深蒂固的贫穷学校，以及文理中学成为一个与宗派相连的拉丁学校。
另一方面，本世纪中叶以来技术和经济的发展导致了一种学校形式的新想法，在自然科学的基础上，除古典文理中学之外，与其他学校享有同等权利的教高级学校教育，也就是应该教授自然科学和新型语种的学校。如此诞生了没有拉丁语的实科学校和公民学校。1859年，在教学和考试条例重组的过程中，人们有效地整合了多种形式的学校制度。除了古典文理中学以外，还有现在作为九年制完整机构的实科学校，在第一份条例中把拉丁语作为必修课程，在第二份条例中学制缩减的实科学校则没有开设拉丁语。把自然科学从文理中学删除的规定，使得在实科中学的第一份条例中拉丁语作为必修科目，从而把其变成了“实科文理中学”。明显限制性措施意味着使一类学校具有吸引力，而现在这类学校正在与古典文理中学争夺进入大学的通道，并且越来越受欢迎。最后作为第三种中学形式是不含拉丁语的实科学校，在第二份条例中规定其为九年制不含拉丁语的“高级实科学校”。对此加剧了文理中学垄断的权力斗争。
1871年帝国成立后不久，就出现了严重的经济危机。人口增加，经济增长停滞。在这种情况下，官员的职位变得极具吸引力，导致涌入大学的人数增加，促使国家再次使用减少官职（教职）这种威慑手段。教育成了财产权，受到特权阶层的强烈捍卫。授权制度加剧了冲突，因为文理中学垄断了大学学习入学许可和一年特权，这也必定垄断了社会进步的机会。这时应该采取政治措施来应对。因此帝国总理俾斯麦警告说，不要“过度教育”，青年渴望更高的职业，却没有职位。越来越多的“无产阶级高中毕业生”陷入了危难境地。
1872年，有关文理中学垄断的争议在帝国学校会议中无法澄清。后来，想要自称“学校皇帝”的年轻皇帝威廉二世在文理中学争论的问题上明确地站在文理中学这边。他想利用学校打击社会民主主义，并支持只设两个较高级学校类型的想法：传统的古典（人文主义）文理中学和技术导向的、不设拉丁语的高级实科学校，他想要承担宗教和爱国情感的义务。在1890年重新召开的学校会议上，他个人主张这个解决方案，并在开幕仪式上致词：(www.xing528.com)
“我认为这个问题可以简单地用一个激进的消减来澄清以前的观点，也就是说：古典文理中学具有经典的教育，一个二流学校具有物质教育的意义，但不是实科文理中学。实科文理中学是一种不彻底的措施，人们只能从中得到不彻底的教育，完整的教育只有以后才能得到。”[9]
但发展不能再向后倒退。实科文理中学太扎根于意识和社会的建立，故再次被淘汰。无论如何，普鲁士实科文理中学的数量从182所逐渐减少到135所，而从1890年至1900年，实科学校和高级实科学校的数量从61所增加到了278所。[10]在巴登和符腾堡州，1900年实科学校的比例已经高于帝国其他地区。[11]高级实科学校走出与占有明显优势的文理中学的斗争，并得到加强，最终它拥有了实科文理中学无法拥有的、与高级中学毕业考试相同价值的资格认证。在1900年争议的内容主要涉及这三所较高级学校形式的平等权利和高中文凭同等效力的问题。
不容忽视的是，文理中学是一个专为预备学术精英而设的上层资产阶级学校。社会的优胜劣汰主导思想的程度，体现在1890年学校会议上的文理中学校长的声明中，他强调他（想）“反对这种恶俗，也就是工匠和下级公务员从愚蠢的虚荣中继续把他们的孩子送入高贵的学校中”，而另一种说法则是“当一位成员用这类方式被击破，社会等级就会下降”，上流社会不能无动于衷。[12]
图6.1 另一方面，学校历史还反映在设计上。18世纪的乡村学校仍然与校长的家庭生活联系在一起，他们招收农村孩子在其家中授课。随着19世纪初强有力的学校改革，学校的布局也发生了变化，变得理性实用，受军营风格的影响，直到世纪末一班制的建构体现出文理中学新人文主义的传统。
市民中产阶级学校与实科学校和高级实科学校相对立。如果从就读于一所中学的学龄儿童人数来看，他们的比例仍然微不足道。在1864年的普鲁士，只有3.6%。这个数字在1891年略微上升到4.1%，1911年上升到5%。在帝国中，高中毕业生在一年中的比例大约是2%。[13]中学生人数增加较少归因于中低阶层的参与程度加大，而是一方面反映了其受城市青年的青睐，另一方面也体现了女子学校的逐步发展。因此，尽管到本世纪末教育机会普遍增加，但中学仍然是阶级社会的一部分。传统教育理念，即文理中学所实施的教育理念，也就是古希腊对人合乎规定的能力培养和拉丁文读写能力的培养，这自从该世纪中叶以来，已经失去了越来越多的说服力。尼采对“古代”教育的批评和拉加德对以单纯的学习对象为主的堕落古典教育的谴责，为即将到来的世纪末的教育改革运动奠定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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