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学校是国家设立教学目标、教学内容和教师培训框架的国立学校。但它也是教会学校，校舍和教师很大程度上必须由教会负担，就这点而言它受到教会的监管。[2]反动学校的政策指定宗教教育占核心位置。满满的教材安排和僵化的学习计划得严格执行，1854年由Stiehl提出的《法规》想要从教会方面入手纠正国民学校的自由精神。
1866年之后学校政策仍然坚持保守路线，把学校和师范教育明确定义为知识、品德和严格的纪律教育。直到俾斯麦与保守派文化部长穆勒（Mühler）分道扬镳，并任命自由派的阿德尔伯特·法尔克（Adalbert Falk，1827—1900）为部长时，才出现了松动。国民学校参与了与天主教会的斗争。法尔克首先暂缓了施蒂尔的《法规》（1854）及其补充规定（1859）。并于1872年以《一般规定》取代了之前的法规。[3]他们满怀期待，盼望着老师们的到来。1873年，有人在《莱茵教育杂志》中说过：
“……灾难性的反动时期已经过去。让我们欢乐地迎接新时期，希望事情继续向着健康和有活力的方向发展……10月25日[原文如此！]主耶稣基督的一天……”[4]
起初法尔克的《规定》最引人注目的是，其在意识形态上完全保持中立。《规定》非常多地考虑到工业的发展，重新引入“自然科学”（几何和自然常识），因为以往的学科（宗教、阅读、书写、算术和歌唱）已经不能满足工业生产对劳动力的需求。过重的学习负担被更多地强调自我活动所取代。目前，一班制的乡村学校被拥有三个不同年级的正规国民学校所取代。同样，教师教育的水平也应被提高。到1878年为止，国家建立了31所新的师范学校。受到社会民主日益增强的影响，法尔克认为，只能通过自由主义观点才能赢得教师的改善，并融入到国家学校改革中。(www.xing528.com)
1837年11月3日，皇帝已经从教会当局撤回对学校的监督。民族教育成为国家的首要任务。这导致宗教问题出现新的冲突。因为在宗教混合领域中，一班制宗教学校被三年制正规学校所取代，但这个学校只可能作为非教会学校，对此形成了一个保守的教会反对派。当俾斯麦即将结束文化斗争时，法尔克不得不在1879年离开。这也是非教会学校的终结，《一般规定》被解释为限制性的和保守的。相反，以自由主义定向的邦国的反动时期较早结束。巴登州早在1876年就已经成立了非教会学校，黑森州也将其作为一个选择被引入，符腾堡州和巴伐利亚州仍然保留持续时间最长的教会学校。
尽管保守的学校政策普遍受到限制，但是国民学校已经变得更加现代化了。一班制的学校在乡村中维持的时间还是最长的。不过教会的影响力又回来了。“没有师范学校、没有监管、没有任何计划可以阻止世俗化的潮流，也不会削弱宗教的纽带，使他们无法越过教师所接受的学校的围墙。[5]另一方面，旧的价值秩序继续存在，这被认为是普鲁士义务和纪律的美德。所有的那些进步力量就像保守派的力量一样，都以一种与所有事物共鸣的民族风格联合在一起，把学校所追求的东西提升到“德国”的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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