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范学校培训：德国音乐教育史

尽管在洪堡倡导下进行了学校改革和建立了师范学校，该世纪上半叶的教师培训仍然有很不足多之处，我们可以从对预备教育不足的不断抱怨中看出这点。首先是，最初可效力的师范学校数目太少，1806年在普鲁士只有11所师范学校，但数量很快增加，到了1826年，已有28所师范学校可供使用。^[57]学校是如何在1800年以后遍地开花的，一份当时的报告描述了这一情况。

“败坏的裁缝、纱织工、木匠和被免职的士兵到处亵渎神圣的教育事业，人民的教育掌握在无知、粗野、无能、不道德、饥饿的人手中，一些学校是真正的地牢和监狱。到处都是无序和任意、奴役和厌恶的感觉、字母和公式、肤浅和偷懒、无知和愚蠢，老师、父母和孩子之间充满怨恨和敌意。”^[58]

在19世纪的头十年，开办了许多师范学校。这里举例说明在三月革命前的政治困境时期，国民学校教师培训如何像教师教育那样得以恢复。

1816年8月1号生效并带有纳讨普签名的决议，宣布在波茨坦建立一所“皇家国立师范学校”，这是在1817年由纳讨普的继任者、政府和学校委员会委员威廉·冯·蒂尔克（Wilhelm von Türk，1774—1846）开办的，他被认为是裴斯泰洛齐的后继者，并于1804年在明奇布切湖拜访了裴斯泰洛齐。他任命卡尔·弗里德里希·柯吕登（Karl Friedrich Klöden，1786—1856）为第一任校长，带领该师范学校朝着进步和自由主义的方向发展。培训的持续时间最初是两年，但很快就延长到三年。录取的条件是，“知识上”的证明，也就是“精通圣经”，能“流畅并准确地朗读”、字迹清晰、听写时没有疏忽上的拼写错误、对计算和曲式有一些了解，以及能在黑板上徒手画出垂直线和平行线。最后，申请人必须“有一些音乐知识，歌唱上至少要有，由最高教会监理会成员纳讨普编写的《声乐教育原则指导》的第一阶段课程完结时的程度，也希望他们能在钢琴上演奏一些节奏正确的简单旋律。”^[59]

考虑到对预备教育不足的诸多抱怨，可以推测出，当时不是严格按照对所有这些技能的要求来录取的。同样，最初也没有计划正式的毕业考试。毕业是根据对独立教师职位的需求来调整的。三年课程之后的教学资格审查是由政府学校委员会在非正式的情况下完成的。1824年，首次在波茨坦进行了全班的毕业考试，1826年考试制度才开始生效。

由于对教师的巨大需求，自1829年以来，波茨坦又增设了一年制的教师培训课程，用于对农村贫困学校教师的培养。值得注意的是，对这些学生音乐技能方面的训练，仅仅只保留了歌曲课，管风琴和钢琴都被免除了。^[60]其他的培训学校也应该通过类似的规定，所以农村学校的情况如此悲惨并不奇怪，亨切尔想用他的实践文章来补救这种情况。

师范学校校长柯吕登是一个非常多才多艺的人，特别在音乐方面很有才华，并把他的师范学校教师和学生带进当地的教师声乐协会。师范学校的教学大纲具有开明的多面性，除了通常的科目外，还设置了自然学科（自然科学、自然历史、代数、几何）、政治（世界和国家常识）和教育学科（教育学和教学法）。但是，唯一贯穿六个学期的科目是声乐。音乐上的培训^[61]也是由以下部分组成：

第1学期　声乐

第2学期　声乐、和声理论

第3学期　声乐、和声理论

第4学期　声乐、和声理论+教育学、方法论

第5学期　声乐、和声理论+方法论

第6学期　声乐、管风琴

此外，学生应在最后半年相应的师范学校附属学校亲自上三天实践课。1825年，还有一所为150-160名“健康、纯粹贫困儿童”而开设的、与师范学校相连、作为培训附属学校（师范学校附属学校）的单独学校。

在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之后，对臭名昭著的“煽动者的迫害”也在进步的、具有革命意识的教师中发生。在普鲁士文化部里，保守派官员越来越占上风。部长级官员鲁道夫·冯·贝克多夫（Ludolph von Beckedorff）被赋予在师范学校中阻止煽动者颠覆活动的任务。贝克多夫采取了明显保守的立场，想把学校从自由主义的领域再次强有力地与教会相连。对此，保守派人士说：“自然常识对于学校来说是毫无价值的，学校的数学只是给愚钝的脑袋喂食，年轻人要学习的远不止这些”。^[62]忠实和虔诚的品德应该再次被教导，而不是科学训练和开明的哲学。在贝克多夫视察波茨坦师范学校之后，柯吕登被要求修改他的教学计划。这涉及遏制自然科学，加强宗教课和声乐课。1824年，自由派的柯吕登终于不得不屈服于压力，离开了师范学校。

他的继任者是来自新策勒师范学校的弗里德里希·路德维希·斯特列兹（Friedrich Ludwig Striez），这是由于他赞同贝克多夫严格简明的制度。他执行严格的纪律，形成了普鲁士风纪和秩序意义上的师范学校。在文化部的自由派和保守派人员之间的人事冲突中，斯特列兹被任命为副职，后来成为冯·蒂尔克在文化部中的继任者，转向了保守派。

1833年斯特列兹辞职时，教育家亨茨奇接管了师范学校校长一职，他是斯特列兹在新策勒认识的。在他的任期内，1840年政府换届，一项刚性的限制措施使得他和文化部长艾希霍恩的关系进一步变得尖锐。这些师范学校“最初是为校长设计的大学”，并不是“更衣室”，而是“自己思考、自己尝试、自己阅读、选择、推理”的教学^[63]，现在再次成为学习和训练的场所。不过，亨茨奇在师范学校中试图维持教育改革的进程。但到了1844年，与其他师范培训相比，培训又缩短到两年，这被认为是一种退步。

亨茨奇对音乐给予了特别的支持，并为培训提供了良好的条件。这个努力得到了省级学校咨询委员会的基金支持，该委员会为师范学校建立了一个图书馆，其中还包括乐器的收藏。这为师范学校的音乐教育增添了额外的动力，每个师范学校学生一般都拥有了自己的小提琴。除此之外，师范学校还获捐不少乐器：一台管风琴，一台小管风琴，两架三角钢琴，四架击弦钢琴，八台羽管键琴^[64]（Clavicembali），两把低音提琴，两把大提琴，两把中提琴，一对圆号以及三支单簧管。^[65]

在教育管控日益严格的情况下，亨茨奇依然致力于改善教师培训。因此，他在1836年成立了一个预备班，以便提高报考师范专业学生的水平，但可能由于经济原因，预备班在1840年被迫中断。亨茨奇明确支持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念，在1846年裴斯泰洛齐百岁生日时，他在他的师范学校举行了庆祝活动。他对教师运动也持有积极的态度。尽管当局采取了复辟性的压制政策^[66]，但他于1848年8月签署了《对德国教师的呼吁》的宣言，呼吁教师团结起来，争取“德国民众教育”。在这个宣言的基础上，成立了“德国普通教师协会”。1849年，亨茨奇为了接管柏林一所盲人机构而离开了波茨坦师范学校。

在当局师范学校搬迁令的实施过程中，波茨坦师范学校于1851年迁到克佩尼克。那些年音乐教育的状况反映在教师咨询委员会的建议中，新任部长冯·拉登拜尔克（v.Ladenberg）于1849年提交立法措施预备议案。其中就音乐教育的状况做了如下陈述：

“到目前为止，当地机构的每位师范生都接受了当局规定的所有音乐学科的教育。人们从来不问，师范生是否达到入学标准和具有足够的才能，哪些师范生在努力完成学校课程，以至于毕业时达到当局所希望的、必要的、成熟的音乐能力。对此结论如下：

1.一般而言，在预备教育如此糟糕的情况下，音乐教育永远不可能达到一个令人愉快的高度；

2.如果师范生想要达到音乐教师的要求，那么他们就要从其他学科中抽出大部分的时间和精力来练习技能；

3.在预备教育和天赋上表现出色的师范生，不能被给予关注，使他们达到一个较高的艺术水平，就像管风琴师和教会领唱部门所要求的那样。

下面建议是可取的：

1.要改善师范学校的音乐预备教育；

2.那些熟练掌握所有非音乐科目的人，应该被师范学校录取，但那些没有音乐功底，又能很好胜任师范学校音乐课的学生，可能被排除在音乐课，甚至是声乐课之外。排除低音通奏和管风琴演奏课预备不足的问题，似乎更加合理的原因是，对省管风琴师的需求太少，所以每半年一次师范学校25名的招生名额中，最多只能有3-4个管风琴专业名额。”^[67]

音乐培训中不合格的师范生要取消其资格，这并不是亨茨奇的本意，而是保守派以大众音乐教育来达到培养民众品德的目的，从此之后学校歌唱课又一次成为除宗教课之外的国民学校核心课程。

【注释】

[1]参看G.佩特哈特（G.Petrat）：《学校教学》，慕尼黑，1979，第316页。

[2]一位匿名作者在1844年《普通学校报》中如此评论性的表述[摘自佩特哈特（Petrat)，引文出处同上，第316页]。

[3]雅各布（Jakob）在《奥忒耳珀》中如此地报道说，在1841年8月第9届西里亚西音乐节上，大约有500左右的歌手参加，其中大部分都是来自教师这个群体（《奥忒耳珀》，第1期，1841，第171页）。并且《普通学校报》（1844，第1605行及下一行）说的是在1844年迈森的歌唱节上，有1000位歌手参加。

[4]参看佩特哈特（Petrat），引文出处同上，第317页。

[5]A.第斯多惠（A.Diesterweg）：《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埃森，1835；第2次出版，埃森，1838；第6次出版，法兰克福，1890。

[6]参看弗汉兹约克·堡穆伽特（Franzjörg Baumgart）的描述：《在改革和反动之间》，达姆施塔特，1990，第158页及下文。

[7]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181页。

[8]引文出处同上，第183页。

[9]《三份普鲁士条例/出自1854年10月1、2、3日/关于/建立/基督新教的见习式培训学校教学、师范学校预备教学和基础学校教学/受官方委托一起编制/和印刷寄送/由F.施蒂尔负责》，柏林，1854。

[10]849年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的讲话，摘自H.布兰凯尔兹（H.Blankertz）：《从启蒙运动到当代的教育史》，韦茨拉尔，1982，第162页及下文，然而根据B.克吕格（B.Krueger）（《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给1849年见习式师范学校教师会议参与者的讲话》，摘自《教育评论》，24，1970，第845页及下文）的观点，这一讲话涉及一个有目的的伪造。

[11]F.施蒂尔（F.Stiehl）：《文档》（1855），摘自H.布兰凯尔兹，引文出处同上，第163页。

[12]参看B.克吕格（B.Krueger）：《保守的施蒂尔和自由的第斯多惠》，摘自《阿道夫·第斯多惠——觉醒中的知识，诞生200周年纪念展目录》，魏恩海姆，1990，第362-369页。

[13]854年1月19日通告批示，摘自E.瑙尔特（E.Nolte）：《从19世纪初到现代的德国学校音乐课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美因茨，1975，第59页。

[14]参看克吕格（Krueger），引文出处同上，第366页。

[15]E.堡穆伽特（E.Baumgart）：《在改革和反动之间——1806—1859年的普鲁士学校政策》，达姆施塔特，1990，第195页。

[16]格奥尔格·施奈德（Georg Schneider）：《关于青年美的感受教育》，明斯特，1843[E.亨切尔（E.Hentschel）的报道，摘自《奥忒耳珀》，第4期，1844，第118页]。

[17]G.莱奇（G.Lätsch）：《哪些是国民学校歌唱课的目的？》，摘自《奥托尼亚》，第4期，1830，第138页。

[18]参看J.G.亨茨奇（J.G.Hientzsch，主编）：《奥托尼亚》，第1期，1829；第10期，1837；以及E.J.亨切尔（E.J.Hentschel，主编）：《奥忒耳珀》，第1期，1841；第43期，1884。

[19]1830年6月的一封信，摘自A.雅各布（A.Jakob）：《关于恩·亨切尔生活的报告》，莱比锡，1882，第67页。

[20]参看维尔纳·菲利克斯（Werner Felix）：《E.J.亨切尔的生活和作品——他对于我们德国民主学校音乐教育的意义》，第2册，哲学博士论文，柏林（东），1956。(www.xing528.com)

[21]卡罗是《国民学校歌唱课方法指导》的作者，亨切尔很多次提及了他（出现在《莱茵教育杂志》中，第10册，1836，第3期）；也参看了《奥托尼亚》中的评论，第10册，1837，第41-44页。

[22]参看策尔特写于1823年12月27日给歌德的信：“在这里，我有一位能干的音乐教师，他的合唱团是最听话的。是健康的、开朗的、有力的、有经验的、乐意的、忠诚的。他名叫亨切尔，并应该被推荐。”（摘自《1799—1832年歌德和策尔特的交流信件》，第2册，法兰克福，1987，第277页）。

[23]摘自《学校信使》第3册，尼斯，1832。

[24]E.亨切尔（E.Hentschel）：《关于歌唱课教学法的论文》，摘自《国民学校教师》，1824；《国民学校歌唱课的简短主干线》，哈勒，1825。

[25]埃尔克在1826—1835年是第斯多惠在莫泽的见习师范学校的一名教师，接着任职于柏林给城市学校的见习师范学校。他最为人所知的是作为民歌收藏家，1856年出版的《德国歌曲宝藏》成为经典收藏集。

[26]亨切尔的文章只收录在第斯多惠的第一版中：《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埃森，1835和修订的第2版，埃森，1838，第407-478页。

[27]这在他期刊的悼词中这样报道，约有10000人护送他的棺材。“在棺材旁边，八位内廷大臣带着棕榈枝走向了棺材前的师范学校。”摘自《奥忒耳珀》第一年发行的再版导言，法兰克福，1989（《音乐教育文献中心文档》文献检索集，第15册）。

[28]E.J.享切尔（E.J.Hentschel）：《歌唱课》，摘自A.第斯多惠（A.Diesterweg）：《德国教师教育指南》，引文出处同上，第431页。

[29]A.雅各布（A.Jakob），引文出处同上，第66页及下文。

[30]E.J.亨切尔（E.J.Hentschel）：《给国民学校歌唱课的正式教材》，摘自《奥忒耳珀》，6，1846，第33-39页。

[31]然而他认为“某种丰富的材料”是不可或缺的。引文出处同上，第33页。

[32]E.J.亨切尔（E.J.Hentschel）：《门德尔松的<无词歌>——没有修订本》，摘自《奥忒耳珀》，1，1841，第183页及下文。

[33]引文出处同上，第185页。

[34]E.瑙尔特（E.Nolte）：《从19世纪初到现代的德国学校音乐课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美因茨，1975，第37页（《音乐教育——研究和教学》，第3册）。

[35]参看J.G.贝默（J.G.Böhmer）：《关于殡葬中的歌唱（特别是从健康和学校的疏忽层面来看）》，摘自《奥托尼亚》，7，1832，第1-15页。

[36]E.J.享切尔（E.J.Hentschel），摘自《奥忒耳珀》，4，1844，第120页。

[37]《关于学校教学开始和结束时的歌唱》，摘自《奥忒耳珀》，2，1842，第69页。

[38]在他众多歌曲集中这里特别指出的是《德国歌曲宝藏》（柏林，1856）。

[39]参看《歌曲和旋律中民歌的声音》（第2册，1846—1855）；《学校和家庭中的儿童歌曲》（第6册，1841—1860）。

[40]E.J.亨切尔（E.J.Hentschel）：《众赞歌作为国民学校的教学对象》，摘自《奥忒耳珀》，1，1841，第20页。

[41]参看J.G.亨茨奇（J.G.Hientsch）：《关于音乐课特别是歌唱课》，布雷斯劳，1827，第17页。

[42]在这个意义上，A.B.马克思在他对普鲁士国家音乐系统组织的备忘录中有所说明，柏林和布雷斯劳，1848。

[43]J.G亨茨奇（J.G.Hientzsch）在他的《教学法指导》（布雷斯劳，1836，第28页）的最后一章如此警告，过早的歌唱会把孩子宠坏；“这只是一种甜食、一种享受，人们还没有这么做过”。

[44]高特弗里德·斯达尔鲍姆（Gottfried Stallbaum）：《关于青少年音乐教育和文理中学综合目标的内在结合——一次就职讲话》，莱比锡，1842年9月12日，第14页及下文（《音乐教育文献中心文档》，音乐教育文献9）。

[45]G.海尔茨（G.Herz）：《关于农村声乐协会的建立》，摘自《奥忒耳珀》，11，1851，第25页及下文。

[46]在亨茨奇的第2册《新72首二、三和四声部的学校歌曲集》（布雷斯劳，1829）中已经
陈述：“第2册中不在使用数字谱，因为在已经卖出的、出版两次的第一册中就已经表明，这不会带来什么价值。他似乎显示出数字的使用减弱了音符名称的作用。”（前言）

[47]E.亨切尔（E.Hentschel）第1期《奥忒耳珀》的开篇章节（《歌唱课和常规原则》），1841，第4页及下文。

[48]亨茨奇的《新72首……学校歌曲集》（1829）因此还是有两个版本，一是小提琴谱号版的；一是狄斯康特版的。

[49]参看M.席普克（M.Schipke）：《德国学校歌曲》，柏林，1913，第136页。

[50]通告，摘自《奥托尼亚》，6，1831，第108页。

[51]摘自《奥忒耳珀》，1，1841，第133页。

[52]《一位国民学校教师笔记本中的概要》，摘自《普通学校报》，1844，第651行[摘自佩特哈特（Petrat），引文出处同上，第316页]。

[53]摘自《奥忒耳珀》，8，1848，第141-146页和第157-162页。

[54]参看瑙尔特（Nolte），引文出处同上，第54-58页。

[55]《歌唱课和常规原则》，摘自《奥忒耳珀》，1，1841，第3-10页。

[56]W.克来默（W.Kramer）：《19和20世纪音乐课范例描述的形式和功能》，沃尔芬比特尔，1990，第67页。

[57]参看海内尔·布林（Rainer Bölling）：《德国教师的社会历史》，哥廷根，1983，第54页和乔治·索瓦（Georg Sowa）：《1800—1843年德国机构化音乐教育的开始》，雷根斯堡，1973，第155页。

[58]K.H.纽曼（K.H.Neumann）：《关于普鲁士君主国基础学校现在准备进行的修缮工作》，波兹坦，1811。

[59]F.布赫霍尔茨（F.Buchholz）：《波兹坦皇家见习式培训学校的历史》，摘自F.布赫霍尔茨、G.布赫瓦尔德（G.Buchwald）：《布兰登堡的见习式培训学校和它内部的预备班》，柏林，1961，第25页及下文。

[60]参看布赫霍尔茨（Buchholz），引文出处同上，第27页。

[61]引文出处同上，第28页。

[62]引文出处同上，第32页。

[63]J.特马斯（J.Tews）：《普鲁士学校一百年历史》，莱比锡，1914，第98页。

[64]“Clavicembali”在这儿猜测为羽管键琴。

[65]布赫霍尔茨（Buchholz），引文出处同上，第37页。

[66]在1847年争论的最白热化时，进步的第斯多惠被他部门的大臣艾希霍恩（Eichhorn）免职，他的教育观意味着是对保守派教育观的一个正面的攻击。

[67]849年1月10日波兹坦师范学校教师研讨课的建议，摘自布赫霍尔茨（Buchholz），引文出处同上，第41页及下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