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化部长冯·阿尔腾斯坦（von Altenstein）男爵（他本人是一个温和的自由主义者）的带领下，19世纪20年代初，自由派改革官员和保守派对手之间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权力斗争。激进的学生社团成员桑德（Sand）对科策布（Kotzebue）的谋杀，带来了一个对自由主义运动的镇压信号。1819年的卡尔斯巴德决议在自由、进步的教育家中，开始了对“煽动者的追捕”。1824年洪堡改革的最后一批代表人物被迫下台，尼寇洛维乌斯被教育行政部门撤职，苏文被贬到一个较低的职位上去。但改革时期颁布的法律和条例暂时仍然有效。
1840年，随着弗里德里希·威廉四世（Friedrich Wilhelm IV.）的上台，自由开放的希望成为可能。他被认为是想象力丰富，并且乐于接受新鲜事物的人，他的态度是温和与安抚的。国王为煽动者追捕行动中的知名受害者平反。但是，在这种浪漫保守主义中，他确信国王和基督教国家的神圣权利，这与资产阶级的愿望格格不入。因此在威廉四世的新任文化部长艾希霍恩上台后，教会态度和反革命保守主义，成为中小学和大学人事政策的决定性因素。学校与教会间更加紧密的联系、压制性措施和更大的压力使得教师更加反抗。
自1819年以来，国民学校及其教师批判当局的做部分肯定是朝着革命前教育理念的方向发展的。他们主张独立自主。自1835年以来每周出版四次没有新闻审查的《普通学校报》，有了自己的出版机构，为民众教育营造了真正的自由空间。在19世纪40年代召开了国民学校教师的地方集会，并且最初是以蓬勃的歌手庆典形式出现的。尽管是由声乐协会组织并举办了这次庆典，但实际上这是一个具有颠覆性的政治时刻，当时的报道对此的定性却悬而未决。[1]无论如何，举办歌手庆典的声乐协会代表了一个有组织的社团协会政治舞台的开启。共同的歌曲，就如后来再次在歌唱运动中所发生的一样，产生了兄弟般联盟的错觉。在那里，人们更愿“为了原因而哭泣”。[2]因此，歌手庆典得到了极大的支持，[3]一年又一年地举办，充分发挥了补偿的功能，并通过共同歌唱赋予教师一种共同的、新的认同感，从而在1848年资产阶级的革命运动中变成了剧毒。(www.xing528.c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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