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音乐教育史：洞察音乐教育机构发展

法国大革命之后，随着人们对自由平等的追求，在整个欧洲的精神启蒙运动中，教育的观念也发生了变化，其目标是人的自由和个性化的发展。必须在这种背景下来看军事失败后不久开始崛起的普鲁士教育改革。1803年德国教会的世俗化运动之后，许多教会和世俗的侯爵领地崛起，使得文化和精神生活停滞不前。在这里，开明的国家应该接管专制王权，并为普通教育和人的自由发展提供保障。1815年，随着维也纳会议的政治重组，音乐文化的发展进入一段平静和巩固的时期。1819年卡尔斯巴德决议对煽动者进行了追捕，使得国民学校教师群体受到相当大的限制，但却对校外机构音乐教育的发展影响不大。19世纪初有一个既在音乐爱好者的指导上，也在职业音乐人的培训上富有成效的发展。在40年的时间里，大约有70所公立、半公立或私立学院成立^[1]，所有这些学校的目标都是将全方位（也就是指大多数业余爱好者）或专业音乐教育制度化。在整个19世纪乃至20世纪初，“音乐教育”完全是指校外器乐和声乐职业培训，期间学校音乐教育则指声乐教育、歌唱课或声乐教学。

拿破仑战争带来的动荡和与此相关的经济问题，首先浪潮般强烈地冲击了个别城市的音乐生活。因此这些抱怨并不是因为缺乏合适的戏剧和音乐会表演场所，而是音乐家受教育水平不高，或是由于税务压力而导致音乐会的中断。^[2]加上经济停滞下，人口的快速增长导致了广大民众的贫困（“贫困化”的问题），处在边缘的音乐生活也一样让人担忧。随着资产阶级化的社会发展趋向，接触音乐的阶层逐步扩大。音乐不再只是鉴赏家和爱好者的专利。业余爱好者的数量迅速增长，他们首先是在随处可见的管弦乐团协会中受过培训的人，这些人之后又与职业音乐人相互竞争，但后来更多地进入了一个和他们相互转换的关系。这也导致那些不想以音乐作为全职工作的人，越来越多地担任培训的工作。这种发展对体制化音乐教育变得越来越重要。另一方面，工业化时期以前的城市人口增长导致了广大民众的贫困。很多即使是受过专业培训的音乐家也陷入了经济困境。1850年左右显露出“音乐无产阶级”的噩梦。^[3]

图4.1　19世纪上半叶德国音乐学院、专科学校和音乐学校的分布状况图[摘自索瓦（Sowa）：《1800—1843年德国结构化教育的开始》，雷根斯堡，1973，第203页]。

●罗吉尔专科学校；▲普鲁士国立学院；□戏剧专业人才培养学校×协会音乐学校；+带有公众性的私立学校；◇由政府机构资助的音乐学校

在社会政治发展的初期，通过见习式培训学校来改善教师和教会领唱的培训是为了改善农村学校的教育水平。^[4]在城市里，随着资产阶级的壮大，人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教学任务，缺乏其他教育机会、来自地位升高的市民阶层的女儿们需要加强更多的音乐教育。另一方面，职业音乐家、歌手和管弦乐团后继者的培训需要高度重视。因为很多私人教师，如学校乐监、教会领唱、管风琴师、乐队成员、业余爱好者、城市风笛手和音乐演奏者，通过教授私人器乐课而获得施舍，他们的工作经常显得非常得低廉，就像被视为备受轻视、蒙上污名的“肮脏的音乐小动物”一样。^[5]所有这些都导致了对“保持和促进音乐艺术”发展的强大动力，并建立了一个“机构，它包含了音乐艺术的全部内容，即声乐和器乐。虽然根据其理论和实践部分划分，从最初阶段直到最高阶段都完全设立。^[6]以巴黎和意大利的机构（那不勒斯、米兰）为例子，这样的机构被称为音乐专科学校或音乐学校（Conservatorium或Musikschule），其中优先考虑的是在复辟的宗教精神中对音乐传统的保护。

这样的机构也是由声乐专科学校发展起来的。其中也就是在声乐专科学校中建立一所器乐学校，从而它就升为一个“名副其实的专科学校”。^[7]策尔特的柏林演唱专科学校最初设计为一个纯粹的合唱学校。自1807年以来，他接收了不同的业余爱好者和学生，练习了纯粹的器乐作品。由此出现了一所“合奏学校”，他在短时间内将学生训练成为一支实力相当的管弦乐团。^[8]

一个双管齐下的计划，把现有的学童合唱学校和合唱学校的改革与校外建立的示范学院联系在一起。这个想法1798年由神学家、作曲家和教育家卡尔·高特洛普·霍斯蒂史（Karl Gottlob Horstig，1763—1835）提出。与从语法开始学习的（旧）语言研究学习不同，音乐课应该从歌唱开始，从实践尝试中获得经验，来“谈论关于演唱的性质和特点”。^[9]只有从经验出发，才能制定出歌唱和音乐教学的规则。歌唱课不仅要进行声乐训练，还要进行审美教育。持这种整体观点霍斯蒂史当然完全反对裴斯泰洛齐所偏爱的、对演唱有所压制的要素教学法。霍斯蒂史的进步观点并未采纳校长的意见，而是——如果有的话——受到校外教育机构的影响，这并不令人吃惊。

图4.2　约翰·伯恩哈德·罗吉尔（Johann Bernhard Logier）的“手指练习机”（Chiroplast，1819）是一个机械设备，手指和手腕在一个导向装置上运动，它是在键盘和被排列过的谱表图间摆动的。

自本世纪初以来，音乐学院和音乐学校就在许多城市中被规划或建造，部分由公共福利性的音乐社团维持，部分由政府机构维持，部分为具有公共性质的私立学校维持，如1804年建立的科布伦茨音乐学院；1811年建立的科隆音乐专科学校，也吸收了他的课程，但很快就消失了；1812年在斯图加特建立的孤儿院音乐学院；1812年在帕绍、1831年在哈尔伯施塔特和1834年在哈勒建立的音乐协会音乐学校；1825年柏林的正规音乐学校；1827年汉堡、1829年德绍和1830年班贝格的音乐学校；1836年柏林的钢琴学校；1840年魏玛的作曲学校。^[10]除此之外，还有教育家约翰·伯恩哈德·罗吉尔（1777—1846）创办的音乐专科学校。由于罗吉尔的方法在普鲁士见习式培训学校中被传授，因此这种方法在全国范围内被“爆炸性地”传播。

罗吉尔出生于卡塞尔，自1791年以来一直居住在英格兰，在一个乐团中担任长笛手，并通过教授钢琴课来改善他的收入。他开发了一种新的教学方法，来确保钢琴演奏中更安全的训练。在开始的课程中，他使用了一种机械装置来训练手指和规范手型，也就是1814年获得专利的“手机练习机”。为了扩大自身的影响，他首先搬到了都柏林，然后又去伦敦居住。在那里罗吉尔成功的教学法为他赢得了声誉。于1821年，在策尔特的促使下，普鲁士政府邀请罗吉尔到柏林。他从1822年到1826年一直生活在那里，以便让见习式培训学校和预备机构的音乐教师熟悉他的体系，然后在省内传播。^[11]当时，罗吉尔的方法成为人们谈论的一种时尚。没有任何一种方法能像罗吉尔的方法一样，被文学作品详细地论述。^[12]与此同时，伦敦的教育家们明确表现出怀疑和不信任，就像他们兴奋地赞同一样，因为他的工作成果是显而易见的。毕竟，路易斯·斯波尔（Louis Spohr）、卡尔·罗威和恩斯特·亨切尔都是支持者之一。“通过手指练习机，罗吉尔可以毫不费力地掌握要领，那些没有机器帮助、需要借助完整的示范和细致的口头讲解的方法，通常不能起到作用。听他学生的演奏，是一件让人感到高兴的事。因为没有笨拙大声地敲击钢琴，没有无精打采地擦和刮：这样的演奏是丰富的、优雅的、有力的和可爱的，这正是罗吉尔最坚定的反对者所不得不承认的。^[13]但是，一旦对罗吉尔的热情过于高涨，他的声誉就会很快下沉。“大约在1850年，罗吉尔就已经被遗忘了。”^[14](www.xing528.com)

1840年以来在柏林建立音乐学院的尝试，以及1843年在莱比锡建立音乐学院的尝试，对于校外专业音乐教育的发展具有突出的意义。1809年策尔特的指导下柏林成立了一个普通官方音乐机构。但这对于校外音乐培训却没有任何改变。直到1832年他去世之后，才在学院建立了一个音乐作曲学校。至此，受人尊敬的音乐家才被选为学院成员，包括费利克斯·门德尔松·巴托尔迪（Felix Mendelssohn Bartholdy）和嘉柯莫·迈耶比尔（Giacomo Meyerbeer）、柏林音乐总监加斯帕罗·斯蓬蒂尼（Gasparo Spontini）以及教会音乐学院院长奥古斯特·威廉·巴赫（August Wilhelm Bach）。1840年政府换届后，音乐部门要求国王除了作曲教学之外，也接手乐团音乐人的实践培训。当门德尔松被指定为学院负责人时，枢密大臣马索（Massow）开始与他进行谈判。^[15]音乐部门的新领导应监管所有教会和世俗的音乐。但是，门德尔松在莱比锡也在谋求同样的职位，从而巧妙地避开谈判，犹豫不决，长时间搁置。他提出反对意见，认为这个监管的职能会非常限制他的艺术活动。人们试图让他来柏林，请他担任部门音乐总监一职。门德尔松仍然犹豫不决，由于新的文化部长艾希霍恩（Eichhorn）的介入，谈判一直拖到1843年春天进行。当时，门德尔松已经决定去莱比锡。

作为一座贸易城市，莱比锡对于一个高等音乐学院来说本来并不是最合适之选，尽管另一方面，这座城市的大学作为知识中心和莱比锡的音乐厅作为精美的音乐论坛，为一所音乐学院的建设提供了必要的基础设施。自1839年以来，一个基金会为音乐学院提供了生存的基础。门德尔松长期以来一直抱有建立一所音乐学院的想法，在他的推动下，萨克森国王埃里希·奥古斯特二世（Erich August II）同意了这个项目，并在1842年批准了新音乐学院的章程。1843年4月2日隆重开幕。学制三年。“课程设置是从未有过的全面：和声与声部进行（第一年）、对位（第二年）、二重对位和赋格（第三年）、曲式和作曲理论（包括古典音乐作品的分析）、器乐、声学、音乐史和音乐美学、总谱演奏和指挥，以及给声乐专业的学生开设的意大利语。实践课包括独唱和合唱，以及器乐演奏。钢琴、管风琴和小提琴……的专业教育得到特别的推进。所有剩余管弦乐器的教学由莱比锡音乐厅交响乐团的成员担任。”^[16]莱比锡音乐学院高度重视学术理论的教学，这些学科对新兴的精湛技艺作出了明显的平衡，使其成为德国第一个获得知名度的专业音乐学院。“这是艺术实践中的智慧之作，使莱比锡音乐学院脱颖而出，成为德国音乐教育史上的里程碑。”^[17]

三月革命政治动荡之后，新一任大臣冯·拉登拜尔克（von Ladenberg）于1848年提出“要服从于一个重组的艺术事务运作”。在莱比锡由C.E.贝克尔（C.E.Becker）、Fr.布韩德尔（Fr.Brendel）、E.亨切尔、A.F.里丘斯（A.F.Riccius）和A.G.里特成立的“普通德国声音艺术家大会”委员会，于1848年8月向政府部门提出呈文，明确希望国家能成为艺术自由发展和普通大众教育的保障者和支持者。所有音乐领域的论述分为四个部分：

“1.艺术与所谓下层民众相关的领域，部分是为了实践目的服务的。

2.高等艺术面向全体民众的领域。

3.艺术为艺术本身。

4.教学领域。”

图4.3　莱比锡音乐学院演奏厅，1887年由胡构·利希特（Hugo Licht）建造，1944年被毁[海博棠兹（Reibetantz），1924]。

尽管重组提案在这合乎自然地具有普遍性和号召性，但其基本的想法是很清晰的：国家有义务确保普通教育的实施。这也应该受到“古老而著名的城市音乐学院”的支持，例如，每年保证举办一次“对民众入场没有限制的”免费音乐会，以及“建立民歌演唱学校”，其中选用的音乐是“对民众最佳的教育手段”。^[18]另一方面，戏剧不再是“宫廷的奢侈品”，而是“培养爱国艺术家的活动”。^[19]而且国家的支持措施还必须包括，通过金钱支持年轻人才，并奖励优秀的音乐作品。^[20]

阿道夫·伯恩哈德·马克思^[21]（Adolf Bernhard Marx，1795—1866）在同年的备忘录^[22]中，也瞄准了相同的发展趋势。他的建议涉及音乐专业培养和管理的个别机构。他还呼吁改善国立学院中所有专业领域的教育，因为只有国家可以保证普通教育的“平等和获得平等的机会”，这也是必要的。不过马克思警告说，柏林艺术学院的音乐部门过于把自己放在中央集权的首要地位上了，它“在组织上或在预先协商上是没有任何决定权或官方权威的”。^[23]相反，他坚决主张由一个基金会来建立一所音乐学院，而现有的单一化的学院是反对灵魂丰富多样化的培养；因为“不是异常教学大纲的相互作用，而是彼此反作用可能激起的担忧”。^[24]一个自治的艺术教育机构的想法使他与泰奥多·库拉克（Theodor Kullak）和朱利叶斯·史戴恩（Julius Stern）于1850年一同创办了柏林音乐学院（后来的史戴恩音乐学院）。一个制度化的音乐教育开始形成。从此以后，大城市新建的音乐学院为职业音乐人和业余音乐爱好者的正规音乐教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