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高特弗里德·亨茨奇[54]（1787—1856）是19世纪上半叶一位著名的教育工作者和不知疲倦勤奋工作的作家。他的《方法指导/尽可能地自然和艺术地教授唱歌/首先献给学校教师，其次献给家长和其他教育者》[布雷斯劳（Breslau），1836]属于第二代的声乐教学法，明显遵循裴斯泰洛齐的要素教育理念，但也在一些地方逐渐开始偏离该理念。
图3.3 约翰·高特弗里德·亨茨奇（1787—1856）
亨茨奇毕业于莱比锡的托马斯学校，1808年应当时的教师入职要求开始学习神学，但由于经济原因必须同时担任家庭教师。自1811年以来，他开启了多年游历教学的模式。起初，他去伊韦尔东拜访了裴斯泰洛齐。当他转述一个班级的歌唱课教学任务时，从那里直接接触到了这一新的教育理念。1815年，他去了苏黎世，在那里了解到奈格利的上课类型，后来又去了慕尼黑。在一年外出学习津贴的支持下，他继续到各地积攒经验。1817年，他来到柏林，在那里师从策尔特。1818年，他得到了第一份工作，是在新策勒（勃兰登堡）新建的见习式培训学校教授语言、历史、地理、算术等课程。对于音乐，他说，“由于政府机关的原因，完全没有人从事音乐工作”，直到他自告奋勇，“如果没有找到合适的音乐老师，本人愿意临时教授声乐课、和声课和管风琴课，以避免上述课程的删减。”[55]早在1822年，他就被任命为布雷斯劳基督新教学校见习式培训学校的首席教师，教授入门级的预备教师基础声乐。除此之外，他只负责教授学术性科目（语言、人类学、心理学、教学法）。[56]亨茨奇很快就开始活跃于音乐生活的各个领域中，发行了许多歌曲和经文歌合集，并创立了音乐杂志《奥托尼亚》（1829—1837）。他还第一个发表了关于学校歌唱课教学方法的建议（1829—1830），修订了《方法指南》，并在1836年将其重新出版。1833年,继路德维希·斯特列兹（Ludwig Striez）之后，接管了波茨坦师范学校主任一职，这是亨茨奇在新策勒就已经担任过相似的职位。
他的声乐教学法显而易见地遵守着费佛尔要素教学法的传统，培养出首席教会监理会成员纳讨普和莱比锡教师弗里德里希·威廉·林德纳两位杰出的人物。[57](www.xing528.com)
首先《方法指南》的介绍就像一个委婉语，当他直接面对面程式化地引导教师时，歌唱确实对所有人来说是“一个最甜美、最纯粹喜悦的丰富来源”（第3页）。而每个人都知道大多数学校的歌唱课实际上是如何进行的（第5页）。因此，虽然他认为声乐教学的普遍任务是使公众礼拜“整体变得更加虔诚”（第4页），但同时他也认为歌唱有它自己的权利，也就是应把歌唱作为一种人与生俱来的才能来看待，是这种才能需要唤醒和培养的。对此他重申了自己对费佛尔和奈格利的反对立场。年幼的孩子上学时就应开始在课堂中学习歌唱，但不作为主课，而是“可以被使用的副课”（第6页）。这样的教学目的，使得许多为了满足实践需要的校园歌曲典籍得以出版。
方法化的教学过程遵循了由费佛尔所划分的三部分规则（“旋律练习；声音的长和短；声音的强和弱”）。即使是愚蠢有效的元素化和无休止保持不变的单个练习，也完全对应于费佛尔和奈格利的缜密性。他从模唱g开始，练习几个星期。“作者认为必须尽一切努力确保没有错误和错误的习惯。要唱出自然、健康、自由、美丽、愉悦的声音，并且这是唱歌课程的主要任务之一。”（第9页）。亨茨奇系统地建立第一阶段的课程。这是个特定的准备阶段，旨在训练听力和唤醒对声音的感受能力（第6页）。[58]为此他使用数字，原本他是想在歌唱课的第二阶段课程中使用五线谱，后期未践行。这是为了促进艺术感的发展。
在引言中，出现了一个与歌唱意义程序性解释相矛盾的事实，即在要素化教学的系统建构中，“短小歌曲的歌唱”教学第一次出现却是在结束时。这里再次清晰地暴露出费佛尔对过早唱歌的警告。有人说：“通过这样的早期歌唱，在没有单独的先行先导练习的分级课程之前，孩子们只是被宠坏了，这只是一份甜食，一个没有产生任何作用的享乐。从艺术能力有条不紊地形成上来看，这是完全不能相提并论的。”（第28页），但其中也渗透着毕德迈耶尔式风气的一般举动：虔诚的偏执和苦行的拒绝（享受着什么也没做的状态）构成教育的基础。
免责声明：以上内容源自网络，版权归原作者所有，如有侵犯您的原创版权请告知，我们将尽快删除相关内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