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人们想要谈论19世纪的学校音乐教育，那么只能谈论歌唱教育。对于国民学校的教师来说声乐属于必修课，这就是为什么所有师范学校的学生都或多或少接受了音乐基础教育。当然各个州的要求是截然不同的。在文理中学中，直到本世纪才设立了专门的“音乐主任”，来取代那些在担任教会音乐事工、同时教授歌唱课的教会乐监。[1]在音乐课和歌唱课或声乐课上，音乐主任承担着指导演唱班学生歌唱的职责，然后在其中组织了学校和教会的合唱团，“在教会礼拜仪式、学校庆典活动和娱乐歌舞晚会上进行表演”。[2]
音乐教育在学校与教会之间的紧密联系完全是由策尔特和洪堡为了实用主义和意识形态搭建的。因为音乐应主要服务于人的全面发展、道德的加强和宗教的熏陶。通过赋予学校教授教会歌曲的任务，音乐能够履行它作为教会礼拜仪式仆人和作为情感气质教育手段的双重职能。为了使学校音乐教育成为一门纯粹的歌唱课，音乐生活中的音乐应走向独立的艺术以及从声乐艺术的特权中解放出来。浪漫主义艺术爱好者内心的倾注和沉沦实际上就是他们自发对器乐音乐自主选择的表现。当时的学校音乐教育随着普鲁士学校教育改革开始巩固，完全局限于歌曲，这有其历史原因，一方面是试图从世俗化的旋涡中拯救教会音乐；另一方面，改革者聚集于裴斯泰洛齐的教育思想，由此受到瑞士传统歌唱教育很大的影响，已经成为了一个时代错误。“国家公共音乐教育与垂死的教堂音乐的连接导致被误导的教育政策身处困境，凯斯滕贝尔格于1920年首次对其进行纠正……在音乐自治的时代，必须寻求其他方法。”[3]
实际上，割礼的道路都是围绕着声乐教育最佳方法进行的。专业期刊杂志上，如亨茨奇的《奥拓尼亚》或亨切尔《欧忒耳珀》等，无数的出版物和歌唱学校对此进行争论：是否以歌曲还是以孤立的音乐元素，是否以模唱的教学方式还是以视唱的方式开始教学，是否使用数字或音节，如何安排要素化内容的教程，是否必须有顺序地排列或能够相互被连接在一起。虽然如此务实问题的讨论使教育的情感价值升温，但最终形成了一个通过歌唱被挫败的人类非理性乌托邦。作为19世纪初期一位杰出的音乐家和教育家、音乐出版商、艺术学家兼作曲家的汉斯·格奥尔格·奈格利，正确估价了演唱中的一个基本人类学需要，他希望为普通大众教育服务。在他对裴斯泰洛齐声乐教学法的艺术学思考中（1809），他热情洋溢地起草了“通过艺术教育培养青年”的大纲，在其结尾呈现了一个“音乐时代”的乌托邦，这是来自敬虔内心的灵魂对希腊文化复兴的召唤。(www.xing528.com)
“音乐的时代首先将在儿童世界扎根，从儿童世界出发必须使人类变得高贵……很快，在城市和村庄中，从国王的宝座到小屋，音乐艺术通常将庆祝其最崇高的胜利……最后，我们终于重拾希腊人的公共生活，为虔诚的基督教徒沮丧的家庭生活悲哀，从而用艺术之花把宗教之花编织成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花环。”[4]
从宗教世俗化到艺术的宗教化，教会要成为艺术的殿堂，学校要升格为道德熏陶的场所，形成了上半世纪通告和法令前言的意识形态上层建筑；另一方面，学校日常生活实践却在纪律和鼓励学生歌唱的低洼中挣扎，没有什么比放弃更好的解决方法了。专业讨论继续朝着对准确演唱音程和旋律学习方法完善的新指导内容上展开。在这种要求与现实的矛盾中，声乐教学法必须看到洞察教学理论的重要性，但是从中也只能显示在常规教学实践中有条件的结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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