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音乐教育史及其在教师教育改革中的作用

在学校监督和组织改革之后，教师教育是普鲁士改革者的第二个重要的措施，之后它基本上被其他联邦州采用了。文理中学教师培训在柏林的“皇家教会音乐学校”举行，在那也为教师预备了国民学校教师见习培训班。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被任命为这个学校的校长，从那时起他成为普鲁士音乐领域中一位无上的统治者。^[31]然而未来教会领唱和歌唱教师的培养时间只有一年，在一个薄弱的基础上，教学内容基本上仅限于管风琴演奏和音乐理论，这些内容完全局限于教会的需要。几年前（1815年），在布雷斯劳（Breslau）成立了一个省级教会音乐学院，承担了相同的任务。

除文理中学之外，基础学校（Elementarschule）在19世纪被合并为国民学校（Volksschule）。随着这个世纪发展，义务教育进一步得到实施，但这种学校形式出现了很大程度的差异。城市国民学校自19世纪50年代以来享受地方税收拨款，并且享有中等市民学校的功能，而位于乡村只有一个班级的农村学校还处在贫困学校的状态中，老师的社会待遇非常糟糕^[32]。关于教师培养的新变化，那就是国民学校老师见习式培养时间增加到两至三年。自1830年底起，在普鲁士通过了《见习式培训强制令》，也就是说只有通过见习式培训考试的人员，才能被聘为音乐教师、管风琴师和基础学校教师。^[33]为此，19世纪上半叶建立了35个见习式教师培训学校，大部分是以寄宿学校的形式在较小的城市开办的。

在教学上，这个时代主要是定向于海因里希·裴斯泰洛齐的教学法，人们从该教学法的引入中承诺对教学有重大的改进。裴斯泰洛齐有条理、严谨、结构化的要素教学法，是基于自我活动和观点，而不是传授抽象的知识。他对普通大众教育强烈的、博爱的、确定的兴趣，使他成为教育改革者的典范。因此，在1791年尼寇洛维乌斯就已经知道了裴斯泰洛齐，并和教育界进步的人文主义者开始访问瑞士这位伟大的教育家，为的是使自己能更好地在教学中掌握他的教学法。鉴于18世纪国民学校教师的悲惨处境，现在对理性的、有条不紊的、有保障的教学有了理所当然的需求。对这种方法的有效性和受过训练的教师的创新潜力充满了一种天真的信任。这导致了模范学校（“正规学院”）的建立，这些学校的预备教师被作为信息传播者派往瑞士接受裴斯泰洛齐的培训。^[34]“您们应该用神圣之火温暖自己，它燃烧着人们胸中的力量和爱”，据说是在给他们的教导中提到的。^[35]

在教会监理会成员巴索尔德（Busold）的领导下，于1809年在柯尼斯堡开设了第一个“正规学院”，来自符腾堡州的裴斯泰洛齐支派的卡尔·奥古斯特·泽勒（Carl August Zeller，1774—1840）被任命为第一届院长。正规学院包括附属于正规学校的孤儿院（其学生后来成为教师），国民学校教师见习培训学校和继续教育机构。同样由于泽勒不切实际、过于乐观地认为，通过这种成倍扩张的方法和国家对学校在宗教上的监管，一年内可以培养出600到1000名校长，“虽然他们的能力是完全不同的，单靠一种又好又有效、又有优势的方法，即使是平庸的人也会较少犯错。”^[36]裴斯泰洛齐的教育理念对洪堡来说，却是相当陌生的。但洪堡却信服该方法合乎规定的框架，它为教师教育提供一个安全的结构框架。在1809年12月文化和教学司的报告中，洪堡在裴斯泰洛齐通过头、心和手来学习的原则意义基础上确定了个别学科。“身体是通过体力锻炼来加强和发展的，绘画和音乐使得眼睛和耳朵习惯于正确和自由，数字关系使得头……通过正确的母语知识……最终通过宗教课和自然的道德情感的发展来培养头脑和心灵。”^[37]

策尔特对这种教育思想持怀疑态度。1818年，他去苏黎世访问汉斯·格奥尔格·奈格利数周，为的是了解根据裴斯泰洛齐的原则创建的声乐教学方法，但是他还不习惯于裴斯泰洛齐的“方法”。^[38]他的教会音乐学院中很少使用新的声乐教学方法，因为他不认识和不理解这种方法，所以也就忽视了这个教学法。策尔特有意识地扮演了方法论者的角色，早在裴斯泰洛齐实行他的“方法”之前就已经在使用了，只是现在变得容易理解了。当策尔特于1809年7月22日抵达柯尼斯堡时，人们把他与卡尔·奥古斯特·泽勒混淆了——可能主要是因为他们的名字很相似。他报道说：

“他（巴索尔德）一直在谈论裴斯泰洛齐，直到我最终告诉他，他把我和其他人弄混了……最奇怪的是：我刚到家后，他立即问起我的教学方法，我在最短的时间内尽可能地告诉他我的教学方法。他很快就明白了一切，他说：‘这比以前简单十倍，当他在学习裴斯泰洛齐方法时，他需要日夜深思，才能掌握’，直到后来表明，这种新的裴斯泰洛齐方法（我只知道这个名字而已）已经被我用了三十年了，因为裴斯泰洛齐的书还没有出来。”^[39]

因此，国民学校首先受到根据裴斯泰洛齐原则制定的声乐教育基本方法的影响。在见习式教师培训的过程中，歌唱的重要意义在于培养人情感气质和性格品质，但是所有国民学校教师的音乐教育，首先是为美化教会礼拜仪式服务的。“从一开始，音乐课必须基于双重目标授课——管风琴演奏指导，歌手、歌唱老师和合唱指挥的培训。主要根据为教会服务的学校旧有传统，为见习式教师培训学校（面向所有这类学校学生！）开设了和声、钢琴和管风琴演奏的课程。”^[40]因此，所有的国民学校教师都应该能够胜任歌唱课的教学，随着时间的推进，从执教者和见习式培训学校教师中，流传出无数种歌唱教学法。两年的歌唱训练，主要教授奈格利、克莱恩、亨切尔（Hentschel）、亨茨奇、埃尔克（Erk）等人的歌曲集和合唱集。还有一门基础器乐教育，因为在学校教授唱歌时不可缺少地要使用一种乐器。当时优先考虑使用小提琴。管风琴在学校里也可以取代小提琴。各州见习式教师培训的强度和质量也有很大差异。普鲁士培训大部分倾向于教堂音乐，因此管风琴是主宰，而南德的培训延伸到声乐、钢琴、管风琴、小提琴和器乐合奏。

见习式培训学校虽已创立，但对于教师的音乐训练整体上还是令人不满的。这与申请人缺乏预备教育有关，他们来自小学，还没有接受过音乐教育，连一次有方法的声乐课也没有上过。因此，1844年人们对布雷斯劳（地名）的见习式培训学校提出了控诉：“在基础音乐教学中，大多数人是没有经验的。在歌唱中，很多人没有能力演唱一首非常简单的歌曲。他们中的多数人小提琴演奏很薄弱”。^[41]因为这个原因，1830年建立了师范预备生机构。申请人在这里应该为进入见习式培训学校的学习做准备，现在也增加了入学考试措施。主要涉及音程、才能、“没有错误（地演唱）上行和下行（音阶）”和根据音符或数字“恰当地演唱”简单的赞美诗。^[42]在1827年巴登州的一份报告中提供了关于教师毕业考试声乐部分的要求：

“音乐判断标准：

1.声音的纯净度、悦耳度、范围和强度

2.演唱中发音的准确性和清晰度

3.听力训练的状况和程度。能演唱或演奏旋律乐句和最常见的和弦。考生应该能够听记乐句和演唱写好的乐句。

4.掌握节奏技巧。能用乐谱记下常规节拍的节奏，并由考生演唱或演奏；能够听记演唱或演奏的节奏乐句。^[43]

学校实践教学在所有学校中都显得不够体面。除了少数例外，歌唱课就像在无数的报道和描绘中呈现出的一样，是一幅黯淡的画面。官方报道和年鉴中一次又一次刊登了，对大声尖叫、不干净地歌唱和拖曳的控诉。一位音乐爱好者非常赤裸裸地在《奥忒耳珀》（Euterpe）期刊中描述了他的经历：“在东弗里斯兰地区的学校没有演唱方面的训练；如果孩子们喊叫，老师会很满意。这样的喊叫现在人们在教堂中还经常听见，有时会让我感到非常烦躁，如此的震耳欲聋，头痛难忍。”^[44]以及关于巴登和符腾堡地区学校的实际情况，来自巴登的教育局长施瓦茨（Schwarz）报道：

“演讲者在数百所学校中是非常有名的，只对所上歌唱课中大概12个人感到满意。他认为大多数人是非常糟糕的。在大多数学校中，孩子们不知道如何根据歌谱或数字来演唱教会曲调；他们只会唱已经用机械的方法学会的歌曲；经常伴随着喊叫，失去听赏价值；歪曲的脸令人反感，甚至无法讲明唱歌的基本知识。”^[45]

文理中学的情况也不是那么好，正如梅泽堡的大教堂管风琴师恩格尔（Engel）在报告中所述他的学生时代：

“我家乡文理中学的歌唱课让我想要远离歌唱。我记得，例如为了庆祝学校活动，我们一遍又一遍地练习一首朴实的感恩赞美诗。这让我觉得自己想要放弃唱歌了……这里是没有任何困难，人们可以完全随意按照个人喜好演唱。”^[46]

这应该不是一个特例，而是常态。由于放弃在学术高等教育上建立乐监的培养方式，使得当局在培养文理中学歌唱教师时犯了一个错误。这意味着，音乐教育领域，也就是在见习式的培训学校中开设的国民学校教师培训中，对歌唱教学法的观点进行了讨论，且被教授，但在柏林学院的教学计划中完全不存在，直到20世纪初都没能建立起来。在文理中学，歌唱成了读谱和写谱的纯技术专业，不被视为艺术，而是作为像体操和书法一样的技能。这导致在文学作品和无数的漫画中都可以看到，众所周知的古怪合唱团团长的纪律问题。此外，柏林音乐学院的毕业生人数太少，培训时间太短而且保守，只以能在文理中学上令人满意的歌唱课为目的。到本世纪末，从柯尔文到胡拉的外国访客仍然在感叹学校音乐教育的荒凉状态，是能从上文中找到原因的。

【注释】

[1]关于改革时期的历史背景参看托马斯·尼佩代（Thomas Nipperdey）的整体描述：《1800—1866年德国历史》，慕尼黑，1991；哈游·候尔伯恩（Hajo Holborn）：《新时期德国历史》，第2册，改革和复辟、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1790—1871），慕尼黑，1970；函哈尔特·科泽勒克（Reinhart Koselleck）：《19世纪市民阶层的教育》，斯图加特，1990。

[2]F.堡穆伽特（F.Baumgart）：《在改革和反响之间——1806—1859年的普鲁士学校政策》，达姆施塔特，1990，第36页及下文。

[3]W.v.洪堡（W.v.Humboldt）：《理念在国家有控制力的格兰泽的尝试（1791）》，摘自
《作品》，第1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57页。

[4]W.v.洪堡（W.v.Humboldt）：《关于建立立陶宛国力学校体系计划不关紧要的想法》，摘自《作品》，第4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188页。

[5]W.v.洪堡（W.v.Humboldt）：《观于学术非标图案对于公共教育部门指导的想法》，摘自《作品》，第4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204、206页。

[6]参看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58页。

[7]文化和教学部门隶属内政部。在1809年4月13日洪堡上任之后，他被授予与其他大臣同等级别的内阁等级。然而在由国王内阁在1810年3月31日任命的临时国务委员会上，洪堡只是担任着咨询建议的角色，他担心仅仅只作为一个行政机关部长，不再是国家委员会的代表机构成员会失去必要的政治力量来实施改革。因此在1810年4月29日，他提交了他的辞职申请（参看W.v.洪堡（W.v.Humboldt）：《作品》，第4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247-254页。

[8]W.v.洪堡（W.v.Humboldt）：《柯尼斯堡学校计划（1809）》，摘自《作品》，第4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171页。

[9]引文出处同上，第172页。

[10]引文出处同上，第172页。

[11]奥古斯特·费尔迪南德·拜尔恩哈尔迪（August Ferdinand Bernhardi）：《一所文理中学教学对象的数量、意义和关系（1809）》，摘自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72页。

[12]F.D.E.施莱尔马赫（F.D.E.Schleiermacher）：《1814年7月10日对苏文的整体教学指导投票》，摘自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74页。

[13]参看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56页及下文，第66页及下文。

[14]参看文献考妮利亚·施惠德（Cornelia Schröder，主编）：《卡尔·弗里德里希·策尔特和专科学校》，柏林，1959。(www.xing528.com)

[15]策尔特（Zelter）和他1803年9月28日的回忆录1，摘自施惠德（Schröder），引文出处同上，第75、79页。

[16]策尔特（Zelter）和他1804年8月24日的回忆录5，摘自施惠德（Schröder），引文出处同上，第114页。

[17]804年7月13日歌德给策尔特的回信，摘自《歌德和策尔特的往来信件》，第1册，柏林，1833，第117页。

[18]1804年7月16日席勒给策尔特的回信，摘自《往来信件》，引文出处同上，第56-122页。

[20]引文出处同上，第40页。

[21]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Friedrich Wilhelms Ⅲ）给唐纳伯爵的指令，摘自施惠德（Schröder），引文出处同上，第124页及下文。

[22]回忆录6，摘自施惠德（Schröder），引文出处同上，第117页。

[23]参看K.H.埃亨福特（K.H.Ehrenforth）：《对音乐教育历史和人类学观点的新考量》，摘自H.Chr.施密特（H.Chr.Schmidt，主编）：《音乐教育历史》，卡塞尔，1986，第279页（《音乐教育手册》，第1册）。

[24]回忆录6，摘自施惠德（Schröder），引文出处同上，第119页。

[25]A.W.巴赫（A.W.Bach）是策尔特的学生，与图林根音乐家族巴赫无关。

[26]马克思·席普克（Max Schipke）：《从A.希勒（A.Hiller）到法尔克规定（1775—1875）期间的德国学校歌唱课》，柏林，1913，第197页。

[27]关于柏林皇家音乐=学院的报道，摘自《奥托尼亚》，第二册，布雷斯劳，1829，第181页。

[28]E.瑙尔特（E.Nolte）：《从19世纪初到当代德国学校音乐课教学计划和教学大纲》（《音乐教育——研究和教学》，第3册），美因兹，1975，第34页。

[29]1822年10月1日皇家教会监理会对明斯特的指令，摘自瑙尔特（Nolte），引文出处同上，第37页。

[30]引文出处同上，第36页。

[31]席普克（Schipke），引文出处同上，第198页。

[32]学校制度的发展参看Th.尼佩代（Th.Nipperdey）：《1800—1866年的德国历史》，慕尼黑，1983，第463页及下文。

[33]1830年11月10日的公告，摘自席普克（Schipke），第211页。

[34]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64页。

[35]席普克（Schipke），引文出处同上，第205页。

[36]泽勒（Zeller），摘自堡穆伽特（Baumgart），引文出处同上，第65页。

[37]W.v.洪堡（W.v.Humboldt）：《作品》，第4册，达姆施塔特，1964，第224页。

[38]参看K.雷贝尔克（K.Rehberg）：《从策尔特到凯斯滕贝尔格》，1972年柏林报告，第17页（《音乐教育文献中心文档》文献23）。

[39]席普克（Schipke），引文出处同上，第199页。

[40]引文出处同上，第206页。

[41]关于1844年9月28日举行的25名申请人职业资格考试的报道，摘自席普克
（Schipke），第209页。

[42]席普克（Schipke），引文出处同上，第208页。

[43]引文出处同上，第210页。

[44]《奥忒耳珀》，1847，第56页。

[45]《直言不讳的年鉴》，1826，摘自席普克（Schipke），第223页。

[46]席普克（Schipke），引文出处同上，第23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