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2018年华中传播研究：现象级作品引发的深度思考

对中国纪录电影而言，2017 年绝对是振奋人心的一年。《二十二》以票房1.7 亿元的傲人成绩刷新国产纪录电影最高票房成绩，因好口碑而倒逼院线增加排片量，也拉动了当年纪录电影总票房，这部现象级作品的诞生引发学界广泛讨论。中国纪录电影产业随着国产纪录片院线化的推广呈现上升势态，相关研究的类型范式更加多样化，研究思路也由市场主导转向作品主导。对《二十二》个案的追考不再局限于营销策略层面，而是将视角扩大到纪录电影与社会文化之间的共生关系。

张同道所倡导的“全案研究范式”是对纪录片创意产业链完整动态发展过程的全面考察，打破原本静态的研究模式。[15]利用全案研究分析《二十二》的现象级诞生过程，发现“创作缘起”中创作人员对慰安妇群体的关注和所肩负的社会责任感，以及主题的社会话题度和史料价值，是促使作品成为“爆款”的关键因素。再到筹集资金、制作、宣发传播，通过对纪录片创作完结到推至院线上映整个流程进行纵向解剖，发现其成功并非偶然。梁君健和王静将研究视角转向正在运行中的国内电影市场，以数据化的定量分析，发现《二十二》依据社交网络和观众口碑而采取的“分众发行”规律，以此对国产纪录电影院线化的可能提出建议。[16] 《二十二》上映前后的票房成绩、点映上座率、网售率等数据通过直观的数据图表呈现，以精密细致的数据统计和解读，总结出该片票房、口碑双丰收的原因，可为类似的小众电影在院线推广方面提供宣发方案或营销策略。

随着近两年上映的纪录电影数量增多以及票房好成绩的不断刷新，国产纪录片进入院线似乎不再困难。对此，不少研究者跳出市场解读的圈子，将关注的对象转向纪录电影本身的叙事内容。综合认为，纪录片进入院线才能称之为“纪录电影”，影像也因此成为市场的消费品。为了符合“荧幕影像”的要求，制作时通常完备了“影像”而丢失了“故事”。《二十二》将影像“图片化”带来的平面感和距离感让“影像代替叙事”，以消解时间维度的“极简主义”手法促成影片“反剧情化”的风格，为纪录片意义的表达提供了艺术形式上的借鉴。同时纪录片能够成功登陆院线实现其商业价值，必然不可忽视作品本身所承载的特殊的社会意义。饶曙光和刘晓希针对《二十二》中的社会伦理问题进行批判式的探讨，观照文本中“叙”的伦理、“叙事行为”的伦理以及“事”的伦理，在肯定影片重要的社会价值的同时，点出拍摄过程对老人可能带来的“二次伤害”，认为这“并非一次恰当的伦理实践”。[17](www.xing528.com)

关于市场宣发和营销策略的讨论仍然是国产纪录片院线化研究的主要侧重点，但研究主题上的悄然转向和多角度思考范式的拓展反映出国产纪录电影本身主体性的日益增强。遥想当年，《我在故宫修文物》和《生门》等纪录片成功登陆院线令学者们惊喜不已，甚至发出“能走进电影院便是纪录电影之成功”的热切判定。[18]2016 年中国电影市场整体放缓，文艺片和纪录片的回归可视作电影市场回归理性的表现。2017 年起，大量国产纪录电影登陆院线，人们对这股“纪录片院线化”的热潮不再像之前那么惊喜，也不再对中国纪录片的未来发展过分的担忧。学者们不再仅仅只思考纪录片如何才能走向电影院，转而开始探索国产纪录电影如何给观众来带思想上的启发，进一步影响观影习惯的转变。《二十二》的火爆为国产纪录电影树立了一座艺术品质与商业市场的标杆，后续上映的《生活万岁》《四个春天》等纪录电影作品都在票房上取得了不错的成绩，虽然研究界的评价未及《二十二》那般热烈，不过也引发了一定关注和研讨。其他诸多类似《二十二》纪录电影的作品也选择“民间话语”的讲述方式，在选题和思想上贴近观众心理，例如反映人与自然关系的《重返狼群》，打工者与城市漂泊的《我的诗篇》，特殊人群逐梦之旅的《大三儿》等，这种展现生活的百般样貌和人情冷暖的真实“故事”更容易激起观众情感上的共鸣。与之相应，相关研究重点也落在纪录片与观众之间的联系上，从作品主题来解读影像世界里的现实社会，从内容结构分析纪录电影的叙事技巧。纪录片相对于剧情片而言更要求叙事策略的选择，导演将电影主题通过有技巧的叙事呈现在观众面前，这中间“故事”的讲述如何展现导演对主题的思考，以及如何有效打动观众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

如今，国内学界关于“纪录片院线化”的研究已日趋理性，中国电影的产业结构因小众电影的加入而变得更加多元化，观众需求的多样也使电影市场更加具有包容性，这股新风向让人们对未来的电影市场的良性发展和更多的纪录电影能走进大众视野抱有更大的希望。国产纪录电影在市场中取得票房的突破和口碑的好评，扩大了社会影响力，也带起了中国纪录片院线化发展研究的高潮。眼见越来越多的纪录电影走进大众视野，但在院线市场中也不是所有的纪录片电影都能一展辉煌。在国产纪录片回归院线的过程中，这些成功和失利都是我们宝贵的经验，对这些成功或失利的研究也变得多样化，切入的角度也不再只集中于创作的技术和选题层面，而是逐渐拓展到伦理道德、美学风格、市场经济、叙事策略等多种维度，全案例分析作为新的研究方法也被应用，并且把作品与社会、与观众之间的联系放在了更加重要的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