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全面产业化改革的宏观背景下，国产电影业自2010 年起整体步入高速发展的黄金机遇期。为有效推进国产纪录片产业化发展，2010 年10 月政府发布《关于加快纪录片产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政策引导带动学界跟进，与之相关的学术讨论逐渐增多。经济政策层面扶持力度的加大让纪录片从业人员看到纪实类节目走向产业化的希望，而世界纪录片的蓬勃发展也为国产纪录片的产业调整树立了可借鉴或可参考的标准。虽然这时中国纪录电影行业仍处于转型期的窘境，但学界兴起的研究热潮从产业现状整合、发展脉络梳理、经典案例细读等多个维度，为未来的纪录片院线化发展提供了丰富的理论支撑。
通过纵向爬梳和盘点走进电影院的国产纪录片，勾勒纪录影像在21 世纪首个十年的发展路径，赵捷和叶晶肯定了纪录片创作人在市场化方面的勇敢尝试，并从题材选取、创作视角、拍摄手段等方面对案例文本进行解读，总结国产纪录电影在产业化发展中呈现出的技术突破与内容创新。[9]在这逐渐适应市场变化的十年探索中，国产纪录电影积累了不少优秀作品，包括前文所提到的《圆明园》、记录2008 年北京奥运会全过程的《筑梦2008》、表现厚重历史感的《长安街》等。高山、张同道、胡智锋等人的研究从经济视角切入，通过横向对比，全面统计国内外优秀纪录电影的票房产值，借西方发达国家蒸蒸日上的纪录影像繁荣盛景，以数据差别反衬国产纪录电影的艰难处境。2005 年法国纪录片《帝企鹅日记》登陆中国院线，斩获500 多万元票房，2006 年《圆明园》票房突破1000 万元，可见纪录电影在中国所具有的市场潜力。但成功没能复制，2009 年张同道创作的《小人国》预计公映500 场，最终却被院线拒之门外。[10]要想真正打开院线化、市场化的大门，对国产纪录电影而言还是一门需继续钻研的课题。
关于院线化发展的未来，学者们通过学术研讨来探寻适宜于国产纪录电影的发展方案。虽然路途并不顺畅，但纪录电影被普遍认为具有市场化的潜质，重返院线是发展的必然趋势。在描述性较强、散点化分布的集体讨论过程中，主要观点包括以下三项。第一，绝大部分研究表达出支持的态度，即使目前状况不佳，但纪录片对社会的观察、记录、反思功能，在传播中华文化价值等方面的作用不容忽视。作为彰显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载体，纪录类影像通过塑造更加立体的国家形象，让主流意识形态价值观得到有效传播。第二，通过引介国家政策，描绘产业变革的动态过程，表达对国内发展环境的看好。2011 年央视纪录片频道以公开招标的形式，吸引民间资本的加入和专业人才的参与。“限娱令”的颁布侧面推动了纪录片的市场发育，而网络新媒体的飞速发展有利于纪录电影的营销推广和受众培养。地方级广电事业集团的企业化转制也变相推动了纪录片的产业化拓展。第三，突出纪录片院线化的重要意义。电影院是大众传播中尤为重要的媒介，利用市场拓展搭建纪录片传播平台，不仅能有效推进中国纪录片产业化进程，而且在文化普及、民意塑造等方面有积极作用。学者们殷切期待国产纪录电影本身在数量和质量上都获得提升，拿出顺应市场的发展策略，切实改进制作水准、画面质量以及美学艺术水平，丰富文本的叙事方式和主题，以满足大银幕前的观众需求。
政策对国产纪录片的关照有效地为纪录电影创造良好的市场环境，催化了不少富有创新性的尝试。2015 年纪录电影在主题选择和创作水平上有了不小突破，《旋风九日》和《喜马拉雅天梯》的票房突破千万元，而彰显人文关怀的《我的诗篇》得到社会大众的高度认可，但这些作品在登陆院线的过程中都遇到了不小的市场阻碍。相关研究的聚焦点也由纪录电影盘点和概述，转向对在市场中小有突破的个案进行分析与细读，借此总结经验，进一步思考如何建立更适合国产记录电影的宣发策略。(www.xing528.com)
作为典型个案，《喜马拉雅天梯》能冲进院线市场实属不易。导演雷建军以创作者角度分享了影片取得院线成功的关键性要素，如选择“登峰”作为具有挑战性、探索性的主题，高清画面展现真实“奇观”景象等。主题的新颖、视听语言的高水准赋予了作品院线“大片”的质感，但提及创作及宣发的过程时雷建军也感慨万分。经费有限导致拍摄周期压缩，进一步造成人物塑造和故事叙述的单薄乏力，这些瑕疵也映射了当前纪录电影创作的无奈。宣发团队拒绝了借政治力量拓展市场的“捷径”，转而发展为学院与社会资本、大众文化融合的难得范本。[11]雷建军表示，《喜马拉雅天梯》得到政策放映许可的部分优惠，体现了制度审查层面的支持态度，但是宣发工作的费时、费力也侧面反映出中国纪录片院线化营销的困窘局面。与之类似，其他国产纪录片虽在质量上有明显的提升，但商业宣发依然一如既往地困难重重。“去体制的惯性”和宣传定位的偏离，导致纪录电影的院线推广步履维艰。杨慧提出纪录片应该在明晰自身定位的同时，广泛采用贴近大众心理的宣发方式吸引观众，并结合互联网传播媒介的口碑营销，以及众筹、路演等公共传播方式综合发力，以最小的成本实现宣发效果的最大化。[12]
与此同时，国外纪录电影在口碑和票房两个方面都取得了瞩目成就。韩国2009 年放映的《牛铃之声》充分证明了纪录片在亚洲院线化的可行性，国内学者邓沛从内部（作品本身）和外部（韩国电影市场）两重因素综合分析《牛铃之声》的成功之道。[13]2014 年，另一部公映的韩国纪录电影《亲爱的，别过河》是对《牛铃之声》的完美复制，该影片的票房成功来自于精心的策划与运营，国内研究界也以此案例总结出政策的产业扶持、商业链条运转机制的建立和贴近大众文化心理的创作理念等一系列启发，希望能借鉴韩国纪录电影的市场化经验，为本国同类作品的运营提供参考。该时期关于纪录片宣发方式的探索掀起了一波对国产纪录电影发展之途的讨论热潮，进一步影响了业界的创作风向，部分纪录类作品为迎合市场而改变创作策略，文本创作由“学院派”走向“大众文化”，并以“集体的姿态”回归大银幕。2014 年《我就是我》和《爸爸去哪儿》等综艺纪录电影获得不错的票房成绩，取得了院线推广方面的肯定，但对作品质量和类型的认可度并不高。[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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