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3-2009年纪录电影《消亡论》：《华中传播研究》

随着纪录片在电视平台上大放异彩，纪录电影光芒日趋暗淡。新闻类纪录片的短板与劣势越发明显，甚至后期制片厂已无法维持正常的日常运作。1993 年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正式并入中央电视台，进一步推动了电视纪录片的繁荣，新闻纪录电影这一影像类型彻底退出了历史舞台。事实上，在此消彼长的发展势态中，中国纪录电影虽然“沉默”，但并未完全“消亡”，它转向电视平台后被新的媒介形式所打磨，去掉了“新闻宣教”的短板，放大自身的艺术特质，换了一种姿态持续生长。

在纪录电影低迷的时期，电视纪录片精品不断，例如获得高度评价的人物纪录片《雕塑家刘焕章》，大型系列纪录片《丝绸之路》《话说运河》等。而曾经风光无限、依附国家体制生存的新闻纪录电影在商品经济的冲击下，于20 世纪80 年代跌入低谷[6]，1993 年中影转轨并制伴随着“胶转磁”的媒介技术转向，不少人认为电视纪录片已完全取代了新闻纪录电影。对此有电视工作者表示欢迎，因为电影制作模式的融入能够进一步催化电视纪录片的繁荣。而站在纪录电影立场上的研究者提出，由新闻纪录电影向电视纪录片的“转轨”最低程度上保存了纪录影像的生命延续，在当下也是一种不错的选择。

转轨为纪录影像提供新的媒介平台，也催生了纪录片研究领域的一系列变化。其一，概念混用与澄清的过程促进了国内纪录影像理论研究体系的建立。在实际创作过程中，“电视纪录片”的概念定义经常与“电视新闻片”“专题纪录片”相混淆。面对如此尴尬的境况，学者们从文本切入，通过比较分析来阐释三者间的联系和差异，强调“电视纪录片”的纪实性和艺术特性。此外有学者归纳纪录影像的四种创作范式，辨析“真实电影”“直接电影”等相关概念并结合国内创作实践加以分析解读。以上种种均反映了我国纪录片研究从单纯的文本分析层面深入到理论建构层面的延伸与拓展。其二，对新闻纪录电影旧有模式的怀念与反思激活了新的发展思路。在电视纪录片引发火热讨论的同时，有人表达了对新闻纪录电影的不舍，虽然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已从制度上“消失”了，但它曾经的辉煌过往和长期积累的深厚底蕴依旧留存在老一辈电影人的心中。出于对纪录电影未来发展的关切，1993 年徐一鸣前瞻性地提出将纪录影像推向市场的想法，认为在流通渠道上的“大手术”是中国纪录电影挣扎前进的必然阶段。[7]事实上，当时只有极少量纪录片能够获得影院放映的机会，因此对于纪录片的院线化研究还仅仅停留在理论假想的阶段。

20 世纪90 年代中后期，电视纪录片“纪实风格”泛滥导致后续发力疲软。而进入21 世纪后，面对市场化的挑战，纪录片行业持续低迷。学者们总结了电视台生产的纪录类作品选材单调、手法单一、风格同质化等问题。为了帮助纪录片进一步靠近市场，院线放映成了可考虑的路径之一。同时，“独立制片”的出现带来了国产纪录片创作口径的拓宽，个人投资拍摄的纪录电影日趋增多。这些富有个体特质和强烈人文情怀，同时具备一定艺术水准的作品纷纷进军各级别的国际电影节，恰逢西方“中国热”的潮流，不少片子收获了国际奖项，有的甚至成功出口国外，在抢占一定的国际市场份额之后再回国公映。这种“出口转内销”的运作模式被视为纪录片院线化发展的另一条可能路径。(www.xing528.com)

21 世纪初期，随着国产纪录片走上国际舞台，“纪录电影”概念也重回研究视野。大量的西方优秀纪录电影催生了世界范围内火热的市场效应，因此国内不少学者通过细读国外纪录片经典案例，来为国产纪录片的市场困局寻找解决方案。在探讨中国纪录片市场化问题的同时，何苏六以取得票房和口碑双赢的《迁徙之鸟》和《华氏9·11》两部优秀纪录电影为例，分析其院线成功的原因，包括创作资金的投入、内容所激起的情感共鸣，以及对时事热点的把握。[8]单万里回溯了西方纪录片史上“大银幕与小荧屏”的影视之争，点出电影和电视作为20 世纪两种重要的视听媒介，彼此之间“存在着十分复杂的关系”，“各自独立又相互渗透，既彼此竞争又相互促进，而且随着时代的进展形成了多变的局面”。50 年代初期，西方国家电视媒介的普及开启了纪录片的影视之争，但由于纪录片在影视工业领域本身地位较低，关系内容又相当复杂，所以纪录片的影视之争很少被仔细讨论。中国进入21 世纪后的境况与西方类似，电视纪录片与纪录电影在创作主体、文本内容和播放平台等多个方面，存在“自由与自律、工艺与工业、记忆与记载的三组二元对立关系。“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梳理西方纪录片史上的影视之争，可以为中国电视纪录片与纪录电影的概念甄别和特征提炼提供理论指导。此外，单万里还在辨析过程中指出纪录电影拥有创作风格独特、叙事内容细腻、创作工艺精致、受众关系长久等优势，这也为新近的“纪录片院线化”研究热潮提供了可参考的研究理据。

在新旧世纪交接的十数年里，主流声音集中探讨电视纪录片的种种，但跨入新世纪后，越来越多的学者提出纪录片回归影院的想法。虽然当时国产纪录电影尚未取得重返院线的可观效果，但也有《圆明园》等个别优秀作品通过公映收获一定数量的票房成绩。站在时间节点上回顾纪录电影长达数十年的“沉默”状态，可以发现疲软的市场状况背后隐藏的某些积极因素：纪录电影“落入”电视平台期间，摆脱了新闻宣教式的创作框架，抛却苏联模式的限制，让国产纪录电影能够重新定义自己，为2010 年开启的市场化改革奠定了良好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