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初期大学制度研究成果

在民国初期的大学内部治理中，各相关利益群体的权力边界清晰，组织机构简朴，权责明确，运行有效，行政权力与学术权力并行不悖，教授治校，学术权力得到了有效保障。

(一)治理架构围绕组织功能的实现而设计，以学术为中心

1912年民国政府成立后，教育部颁发《大学令》，第一条即指明大学的主要责任是“以教授高深学问，养成硕学闳材，应国家需要为宗旨”，这就突出了大学的主要功能为“治学”，学校其他活动都是以服务学术为旨归，为大学发展明确了“学术至上”的良好环境。民国时期的各大学章程虽然在组织结构设置以及职能设定方面存在着种种差异，但从本质上看，各个大学的章程制定体现出很多共同特征。

首先，民国时期的大学对其内部事务的“自治”程度较高，校长作为最高负责人，其权责是统辖全校校务，校内工作均在校长领导下开展，较少受外部干扰。其次，行政、学术、后勤保障三方面的事务各自通过其议事及决策机构，行政权力只限行政事项，行政权力受到学术权力的有力制衡^[27]。大学设立行政会议，行政会议以校长为议长，由教务长和各常设行政委员会委员长组成，主要职责是协助校长规划、推行全校公共行政事务。例如，《国立北京大学现行章程》(1920年)第五章所确定的大学行政会议所负责的事务和所拥有的权力如下：规划校内行政事务，给评议会提供建议，领导和管理各行政委员会的工作。组织委员会负责编制大学内部组织结构；预算委员会负责编制预算；审计委员会审核资产用途，审查决算，改良簿记法；任用委员会具有人事任免权，但只有教授才能担任任用委员会委员；图书委员会和仪器委员会负责发展事宜；庶务委员会负责庶务推行；出版委员会负责图书出版的审查和编译等；还设有临时委员会^[28]。种种制度设计的特征体现出民国初期大学的内部治理结构围绕组织功能的实现而设计，以学术为中心。校内组织机构的设置多为“因事设岗”，行政会议讨论的事项基本涵盖了大学运行的各个方面，这样既做到了精简机构，避免因行政机构冗余带来效率的低下，也防止了行政权力扩大对学术权力造成的危害。

(二)教授有对学术事务的决定权

从《大学令》以及遵循其规定的国立北京大学等公立大学的学校章程中可以看出，民国大学实行的是校长负责制下的教授治校。教授治校起源于欧洲中世纪大学，是西方大学理念的精髓。19世纪，德国的柏林大学成为教授治校的典范。柏林大学设立教授会，由全体正教授组成，大学的各项事务都由教授会决定^[29]。

校长是大学事务的最高长官，大学设立评议会、教务会议、教授会、行政会议等组织机构，负责大学的办学宗旨、规章制度、学科设置与废止、课程设置、学位授予、人事聘任等事项的确定和执行^[30]。评议会是学校的议事和决策机构，是教授治校的制度化体现。同时，“大学各科各设教授会，以教授为会员；学长可随时召集教授会，并自为议长”。教授会审议的事项有学科课程、学生试验事项、审查大学院生属于该科之成绩、审查提出论文请授学位者之合格与否及教育总长、大学校长咨询事件^[31]。政府对大学内部治理事务并不具有深入干涉的权力。学术事务均由教授决定，体现了教授治校的理念，确保了专业而高深的事务由专业人员决定，不受或少受非专业人员及行政人员的干扰。

不仅在公立大学，私立大学也同样遵循着教授治校的原则。1924年，《复旦大学行政院章程》规定，大学部设立教授会，与大学部的教务部、庶务部并列；学校行政院的成员包括大学教授会代表，并且为了保证教授参与面更广泛，章程还规定了教授会代表的任期。复旦大学管理者认识到，教授参与学校管理，不仅仅是时代潮流，更是必须，大学始终强调学术研究，在其最早的章程中就明确规定该校“研究泰西高尚诸学术”，此后这一表述更为“研究学术”或“研究高深学术”，对学术研究的坚持不言而喻^[32]。因此，在学术管理方面非常注重吸收教授参与决策，让教授成为制度性机制的参与制定主体，持续激励他们持之以恒地专注于探索学问，建立“支柱性的学术环境”，使学校行政更有利于支撑他们的研究。在公立和私立高等教育系统中，都能够明显体现出教授对学术事务的决定权。

(三)民国初期大学内部治理实践受到西方大学的鲜明影响

受到众多教育部官员和大学校长留洋经历的影响，民国初期大学内部治理的实践受到德、法、美、日等国家的显著影响。例如，蔡元培曾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复旦公学校长马相伯也受到洋务运动和教会的影响而多次出访日、美、法等国家。这使得民国初期的高等教育制度留下了西方国家鲜明的烙印，对其加以比较，能够分析得出国内外大学在制度上的同质性和一定的差异性。

同样，民国初期大学的治理理念也受到西方传统的影响。在德国大学中起到基础性作用的最重要的规则就是自治权。关于德国大学的自治权，其最古老的历史语义学术语是“学术自由”(libertas academica)，它首先意味着免于外部的干预^[33]。德国大学非常注重加强教授在学校中的作用和地位，柏林大学的建立更是将这些理念推向极致，形成德国高等教育管理最鲜明的特色，在大学章程中建立了主要由正教授代表组成的评议会等管理机构，大学层面的各项事务(包括学术事务和非学术事务)基本上都由教授作主。大学校长也是由教授选举产生。民国初期的大学充分实践了这种“学术自由”的理念，政府对大学内部治理事务并不具有深入干涉的权力；大学内部行政机构和人员对学术事务也不具有干预和控制的权力，教授对学术事务具有相当程度的决定权。然而，中国对德国大学的治理传统并没有照单全收，而是结合本国的实际情况加以调整，公立大学校长由政府任命，教授一般不决定非学术事务。这体现了中外大学在治理理念和实践上既有继承，也有批判与重建。

【注释】

[1]郭卉：《反思与建构：我国大学治理研究评析》，《现代大学教育》2006年第3期。

[2]高平叔：《蔡元培年谱》，人民教育出版社1999年版，第35页。

[3]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4]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25页。

[5]蒋梦麟：《西潮·新潮》，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119页。

[6]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137页。

[7]同上书，第235页。

[8]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77页。

[9]高平叔：《蔡元培教育论著选》，人民教育出版社1991年版，第336页。

[10]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5页。

[11]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2页。(www.xing528.com)

[12]高平叔：《蔡元培全集》第三卷，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211—212页。

[13]同上书，第5页。

[14]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1991年版，第22页。

[15]张圣华：《蔡元培教育名篇》，教育科学出版社2007年版，第268页。

[16]张晓唯：《蔡元培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第54—55页。

[17]王李金：《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山西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8]王李金：《从山西大学堂到山西大学(1902—1937)》，山西大学2006年博士学位论文。

[19]陈传德：《马师相伯先生创办震旦学院之特种精神》，载宗有恒、夏林根：《马相伯与复旦大学》，山西教育出版社1996年版，第233页。

[20]黄书光：《马相伯“毁家兴学”与震旦学院的崛起》，《教师教育研究》2004年第2期。

[21]吴云香：《复旦大学章程的历史考察(1905—1949)》，复旦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22]南开大学校史编写组：《南开大学校史(1919—1949)》，南开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105页。

[23]李海萍：《私立非私有：民国初期私立大学内部职权体系研究》，《高等教育研究》2011年第11期。

[24]梁吉生：《允公允能日新月异——南开大学校长张伯苓》，山东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第282页。

[25]王健：《中国近代的法律教育》，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249—250页。

[26]张小虎：《民国时期法学教育的总体特征——以“南东吴、北朝阳”为例》，《保定学院学报》2014年第3期。

[27]蔡连玉、宁宇：《民国时期大学治理：基于立法与章程的研究》，《高教探索》2015年第4期。

[28]张国有：《大学章程》第一卷，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87页。

[29]吴锦旗：《民主与自治的典范：民国大学中的教授治校制度——从北京大学到清华大学的历史考察》，《高教发展与评估》2011年第1期。

[30]蔡连玉、宁宇：《民国时期大学治理：基于立法与章程的研究》，《高教探索》2015年第4期。

[31]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0年版，第108页。

[32]吴云香：《复旦大学章程的历史考察(1905—1949)》，复旦大学2013年硕士学位论文。

[33](德)鲁道夫·施迪希伟、刘子瑜：《德国大学的制度结构》，《北京大学教育评论》2010年第3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