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大学开办之初，学生均系京官，入学雇用差人，上课起居例称“老爷”，没有求学真心，而多为功名利禄。学生视法科为升官发财的捷径，纷纷报考，而理工等科则少有问津。蔡元培在回忆他在北京大学的经历时曾说到，他上任首要改革的是学生的观念，阐释大学宗旨，要求学生端正学习态度，上大学“非为做官”“非为致富”，而是“为求学而来”[13]。
有着多次留德、留法经历的蔡元培深受康德哲学及西方价值观念的影响，自民国初年任教育总长时期，就对德育非常关注。1912年初，蔡元培在其撰写的《对教育方针之意见》中提出，教育方针为军国民教育、实利主义教育、公民道德教育、世界观教育和美感教育，并认为前三者为隶属于政治的教育，后两者为超轶于政治的教育。他将德智体美四育并举，但更加注重对道德教育的描述。当年公布的民国教育宗旨为：“注重道德教育，以实利教育、军国民教育辅之，更以美感教育完成其道德。”[14]蔡元培希望通过德育来陶冶学生的情操，完善其人格。
蔡元培在北京大学校长就职演说时，要求学生“砥砺德行”。在北大期间他进一步阐明了自己的美育主张，支持“非宗教育运动”，提出“以美育代宗教说”，追求感乎于外、发乎于内的自觉的心理完善。自1921年10月起，蔡元培更亲自开设并讲授美学课程，吸引了大批学生。(www.xing528.com)
蔡元培素有爱国救国之志，四年翰林的风雨生活之后，他回乡办学以求救国之道，在办学中革命，在革命中办学，踉踉跄跄前行，充分体味了救国的艰辛，认识了教育的重要。蔡元培内心对于学生学习与报国的关系也十分矛盾，他曾说过：“我对于学生运动，素有一种成见，以为学生在学校里面，应以求学为最大目的，不应有何等政治的组织。其有年在二十岁以上对于政治有特殊兴趣者，可以个人资格参加政治团体，不必牵涉学校。”[15]主持北京大学后，以五四运动为代表的学生爱国之举，把蔡元培推向了矛盾的前端。他内心同情甚至赞成学生的爱国之举，但他也不主张学生热衷于政治而不潜心于学业，尤其不愿看到学生有过激的“越轨之举”，他认为青年救国应以学识才识，由此提出“读书不忘救国，救国不忘读书”的观点。这或许也是造成其五四之后一方面为营救学生而奔走，一方面又极力劝说学生复课，处于两难境地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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