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会大学在中国的变迁及其本土化趋势

在中国人自办的高等教育系统之外，还存在西方传教士在华创办的教会大学。对西方传教士所办的教会大学，因其文化的异质性，从其自晚清建立之日起，在中国社会一直都有反对的声音和行动。民国初期教会大学不在中国注册，“在1920年，教会大学在许多方面来看都是在中国国家教育系统以外的外国学校”^[10]，只是在后来随着中国民族主义运动的兴起，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管理才表现得更加积极和主动。

教会大学在中国现代高等教育的初创时期，客观地讲，其总体上还是促进了中国教育的现代化进程。民国初期西方传教士在国外注册、在华创办的大学有20多所。1919年10月，有14所在华基督教教会大学在上海组建中国教会大学联合会(以下简称教大联合会)，其中包括燕京大学、齐鲁大学、金陵女子文理学院、金陵大学、东吴大学、沪江大学、圣约翰大学、之江大学、福建协和大学、岭南大学、长沙雅礼大学、湖北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华西协和大学。这14所大学在当时已分别设有文科课程，多数设有理科或工科。这些大学通常被称为“在华十四所”。当时未加入教大联合会，但已开设大学课程(包括部分课程)的教会在华高等教育机构有沈阳文会书院、宁波三一书院、太谷铭贤学堂、岳阳湖滨学堂、华南女子文理学院，它们通常被称为“会外五所”。协和医学院(北京)于教大联合会建立的当年才开设医学本科，1920年成为联合会成员，但是该校在课程设置和资金来源方面和上述14所大学有所区别。华中大学是20世纪20年代后期由长沙雅礼大学、岳阳湖滨书院大学部、文华书院、武昌博文书院大学部，加上英国伦敦会在汉口创办的博学书院合并重组的教会大学。天主教教会大学有3所：辅仁大学、震旦大学、天津工商学院。

前文中我们已经提到，创办教会大学是西方传教士的意愿而非中国的选择。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倒行逆施，推行帝制，北洋政府军阀混战，中国社会混乱不堪，各种社会思潮无不影响着中国社会，马克思主义也开始在中国进步人士中传播。1919年，五四运动爆发，中国民族主义运动兴起，反对宗教，批评基督教，收回教育权运动轰轰烈烈地展开。激进的一方提出由政府直接接管教会学校，把外国人驱逐出境；更多的一方要求教会大学向政府注册，接受中国政府的监督，学校里的管理人员应以中国人占多数，尤其校长应是中国人，学校里取消宗教课程，要结合中国的实际和需要开展办学活动，等等，教会教育开始面临前所未遇的危机。在国民急于寻找改造中国新路径的背景下，被视为“西亚病夫”的土耳其人收回教会教育权以及“巴顿调查团”所作的中国教育状况调查，刺激了国人的民族情感，“国家主义”教育理念遂成社会共识。从根本而言，遍及全国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乃是中国民族主义高涨的产物。

1922年7月上旬，中华教育改进社在济南举行第一届年会，讨论教育革新问题。到会人士共370余人，会议收到议案122件。会上胡适提出议案，丁文江等人附议，主张“凡初等学校(包括幼稚园)概不得有宗教教育(包括理论与仪式)”，获会议通过。从此，教育脱离宗教的影响控制逐渐成为教育界有识之士的共同主张。一年以后，少年中国学会上海和南京的会员在苏州召开会议，经过一番激烈争论之后达成妥协，通过了《苏州大会宣言》，制定了九条行动纲领，明确表示要“提倡民族性的教育，以培养爱国家、保种族的精神，反对丧失民族性的教会教育及近于侵略的文化政策”，将教育脱离宗教控制的思想发展为反对教会教育的国家主义教育主张。1924年10月15日，全国教育联合会第十届年会在开封召开，共有19个省区的代表出席会议。与会代表提出《取缔外人在国内办理教育事业案》和《学校内不得传布宗教案》两项议案，获大会表决通过。自此，教会教育权问题成为中国教育家共同关注的严重问题。在教育家提出的“民族主义”教育主张启示下，1924年4月22日，广州圣三一学校(The Anglian Trinity College)发生学生罢课风潮。之后数年，教会学校学生运动不断。1925年11月16日，北洋政府正式颁布《外人捐资设立学校请求认可办法》，规定外人在华办学须经中国教育行政官厅认可，学校行政领导与董事会须以中国人为主，不得以传播宗教为宗旨。北洋政府的官方行为与连绵不断的学生运动及教育家的思想主张互激互励，彼此推动，促成了长达数年之久的收回教会教育权运动的开展，使教会学校面临近代以来最为严重的生存危机。

1924年秋，当教会学校学生运动涌起之时，胡适应邀到燕京大学作题为《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的演讲，说出了一段令教会人士感觉心悸的话：“在我这个旁观者看来，今日的传教事业有三个新难关，不容易打进去。第一是新起的民族主义的反动。……这种反动是不可轻视的。他们的理由就是八十年来列强欺压中国人的历史；他们的证据就是外国人在中国取得的种种特权和租界。这些不公道一日不除，这些不平等的情形一日不去，那么，这些反动的喊声一日不能消灭。……这是强权不能压倒、武力不能铲除的。”^[11]胡适认为教会教育面临的第二个难关是“新起的理性主义趋势”，第三个难关是“基督教传教事业内部的弱点”。胡适所言，道出了问题的关键所在。正是在民族主义的激励下，教会学校的学生才纷纷发难掀起学生运动；正因为受到民族主义的驱使，社会各界才会对土耳其收回教育权事件与奉天收回教育权事件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并以此为契机，推进内地收回教育权运动的发展。

随着北洋政府对教会大学的管理趋于积极和主动，伴随着中国自办高等教育的兴起，教会大学发生了重大变化，渐渐丧失了各方面的优势。1927年，辅仁大学第一个向政府申请备案。后来在南京国民政府时期，教会大学中国本土化、国有化的趋势更加明显。教会教育在近代中国的影响至大且深，因而收回教育权运动对近代中国教育所产生的作用非同小可。

【注释】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240页。

[2]盛美珍：《辛亥革命前后社会观念之变迁》，《黑龙江史志》2008年第21期。

[3]舒新城：《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www.xing528.com)

[4]舒新城：《中国近代教育史资料》上册，人民教育出版社1981年版，第287页。

[5]宋恩荣、章咸：《中华民国教育法规选编(1912—1949)》，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77—78页。

[6]蒋维乔：《民国教育部初设时之状况》，转引自舒新城编：《近代中国教育史料》，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598页。

[7]同上书，第599页。

[8]黄远庸：《远生遗著》，《南京日报》2012年3月14日。

[9]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中华民国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凤凰出版社2012年版，第199—203页。

[10](美)杰西·格·卢茨：《中国教会大学史(1850—1950)》，曾钜生译，浙江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第194页。

[11]胡适：《今日教会教育的难关》，转引自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4)，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第634—64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