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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荡中教育部机构设置及沿革:民国初期大学制研究

时间:2023-11-02 理论教育 版权反馈
【摘要】:教育部由蔡元培任首任总长。(二)教育部机构设置民国初期教育部组织机构图教育部依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最初暂设参事3人,负责起草法令,机构有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司下分设几科管理相应事务。1912年8月,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修正教育部官制》,承政厅改为总务厅。在教育部大会上,范源濂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

动荡中教育部机构设置及沿革:民国初期大学制研究

(一)教育部的成立

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1月9日成立教育部“管理全国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监督全国学校及所辖各官署”,取代了清末的学部,这是我国教育行政史上的一个重大变革。

教育部由蔡元培任首任总长。蔡元培赴任前,在上海特地造访并问计于著名教育家蒋维乔,邀其任教育部秘书长。蒋维乔献策说:“目前战事未了,南北未统一,正式政府成立有待,教育行政殆无从着手,只可先做预备工夫……前清学制,久为教育界诟病,应从事改革。为今之计,正可趁此时日,邀集习教育经验之人,组织学制起草委员会,着手编订草案,至对付目前环境,则应先拟民国教育暂行办法,俾各学校有所遵循。”[3]蔡元培十分赞同,携蒋维乔以及一名会计兼庶务于1月12日晚到达南京,13日拜见大总统孙中山,问部办公地点在何处,得到的回答是:“此须汝自行寻觅,我不能管也。”后来,在时任江苏都督府内务司长马相伯的帮助下,借南京碑亭巷内务司楼上房屋三间房为办公处,这里即成为民国教育部成立之时的官署,蔡元培“亲诣大总统领印,白巾咫尺,裹一方寸物,乘人力车往返”。北洋政府统治后,蔡元培赴北京任职,在清朝学部旧署(铁匠胡同)办公。

(二)教育部机构设置

民国初期教育部组织机构图

教育部依南京参议院议决官制,最初暂设参事3人,负责起草法令,机构有承政厅、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每司下分设几科管理相应事务。1912年8月,临时大总统令公布《修正教育部官制》,承政厅改为总务厅。1914年7月,《修正教育部官制》经国会通过正式施行,规定“教育部直隶于大总统,管理教育、学艺及历象事务。教育部置总务厅及下列各司:普通教育司,专门教育司,社会教育司”[4]。其中,专门教育司掌管大学、高等专门学校等事项。1918年12月7日,教育部公布《教育部分科规程》,规定:总务厅事务由秘书管理,分置编审处及文书、会计、庶务四科;普通教育司分四科,主要负责师范学校事项、中小学及蒙养园事项、实业学校事项;社会教育司设二科,主要负责博物馆图书馆、美术馆、通俗礼仪、戏剧等事项。“专门教育司设置第一科、第二科、第三科,分掌各项事务。第一科所掌事务如下:一、大学事项;二、与大学相当之学校事项;三、学位及称号事项;四、博士会事项。第二科所掌事务如下:一、专门学校事项;二、与专门学校相当之学校事项;三、历象事项;四、不属于他科所掌事项。第三科所掌事务如下:一、外国留学生事项;二、国语统一会事项;三、医士、药剂士开业试验委员会事项;四、各种学术会事项。”[5]

由此可见,民国初期的教育部部制简单、人员不多、权责较为明晰,主要通过专门教育司实施对大学的管理。

(三)教育部人员

教育部机构一厅三司,权职清晰,部制不大,人员不多。蒋维乔回忆道:“教育部既成立,于是投效纷纷,蔡先生终日见客。往往一进客厅,来客相继不绝,至日暮不得休,妨害公事,于是改由余代见,可者见之,不可者谢之。”[6]当时临时政府各部都按官制呈荐人员,蔡元培对蒋维乔说:“我之主张,办理部务,当与办社会事业一例,在正式政府未成立,官制未通参议以前,不必呈荐人员。除总、次长已由大总统任命外,其余各人,概称部员,不授官职。为事择人,亦不必多设冗员。”[7]因此,在蔡元培主掌的教育部,连抄写的文员加在一起也不过30多人,而政府其他各部多超过百人。而且教育部上自总长下至文员,不分等级,每月“官俸”一律30元,全部开支每月仅千余元。“教育部新旧杂用,确有规模,俨然有建设气象。蔡君富于理想,范君勤于任务,总次长实具调和性质,亦各部所未有。”[8]全体部员每日分工任事,绝无官署气息,行政效率极高,呈现一派蓬勃奋发的气象。临时政府3个月结束,而中华民国全部学制草案在此时已经基本完成。

根据《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三辑·教育)可以看到,1922年时,设总长1人,次长1人,参事4人,司长3人,秘书8人,佥事员额、总务厅及每司不得超过8人,主事员不得超过80人,视学16人,技正2人,技士8人。

(四)教育部总长(www.xing528.com)

蔡元培(1868—1940年)

北洋政府时期,政体不稳,军阀割据混战,政权更迭频仍,中央教育主管部门也不例外。1912年3月,袁世凯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正式开始了北洋政府统治,7月,因袁世凯野心毕露,蔡元培不愿任此“伴食”阁员,愤然辞职,远赴德国。蔡元培后,范源濂继任总长,他第一次出席国务会议宣布政见时即宣称:“蔡前总长对于整顿教育之办法,首重社会教育,盖共和国体贵在人人有普通之智识,本总长当接续进行。”在教育部大会上,范源濂郑重声明:“教育宗旨及行政大纲,业由蔡总长宣布或规定,悉当遵行。”

在北洋政府时期的16年中,教育部更替长官(总长、代理部务等)达44人次(表2 1),平均每年更换2人次以上,多位教育总长任命后未到任,实际任期最短的仅十来天。全国教育的最高长官每每易主,可见时局的混乱。中央缺乏号令全国的权威,对教育和大学无暇顾及,必然导致民国初期政府对大学的“松控”,客观上给了民国初期大学较大的“自治”空间。

表2-1 北洋政府时期教育部历任总长及代理部务等

续 表

续 表

教育部总长数易其主,也缺乏号令全国教育的权威,但在蔡元培、范源濂等人的不懈努力下,却取得非凡的成就。民国初期的教育部的贡献在于成功地改革了旧式教育,确立了新时代的教育思想,积极推行新学制,颁布并实施了一系列教育法令,从教育的宗旨、形式和内容等方面全面创立了新式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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