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朝上国”思想禁锢下的教育已腐朽不堪
清政府从入主中原到鸦片战争爆发之时，在200多年的统治时期内，自视“天朝上国”，天下观念中傲慢和自负无处不在，坚持奉行专制主义和排外主义。对内实施思想文化控制，坚持儒家及程朱理学为教育的主导思想，对外盲目自信，排斥异族文化，有着强烈的妄尊自大的心态，“华夷之分”的观念根深蒂固。当朝者眼界不宽，思想极度封闭落后，根本不把其他国家放在眼里，也不去真正了解其他国家的文化、历史和现实发展状况，看不起西方的科学技术，认为那些仅仅是“奇淫技巧”或“雕虫小技”。
此时的科举及其附庸下的官学已腐朽不堪。晚清时期的科举采用“八股”取士，形式呆板、机械，内容空洞，只重楷法试帖，题目出自“四书五经”，而解释又必尊朱熹集注。考试题目经常偏僻怪异，出现“截答题”“枯窘题”等，例如，《中庸》中有“及其广大，草木生之”一句，出题者上句删去“及其广”三字，下句删去“木生之”三字，仅以“大草”二字为题，使考生莫名其妙，难以回答。因考试内容导向，多数科举出身的官吏只会咬文嚼字、之乎者也，对于社会治理事务常常是一无所知，面对问题也不知所措、无计可施，甚至对中国历史也一无所知。梁启超在《公车上书请变通科举折》中评道：“故自考官及多士，多有不识汉唐为何朝，贞观为何号者？至于中国之舆地不知，外国之名形不识，更不足责也。”[5]
晚清时期官学体制在形式上仍比较完备，中央有国子监、宗学、觉罗学、八旗官学等，地方设有府学、州学、县学等，但这些官学只有空名，已完全成为科举的附庸。官学教育的内容、方法都以科举为导向，教育的目的就是通过科举以得功名。在迂腐的科举导向下，“国家设立学校，而以科举道之，故教化不行；教化不行，故人不事学业。以不事学业之人，又无恒产以资其生，则其心之放辟邪侈，有不期然而然者矣。于是乎学校多游民矣，故曰科举之法兴而学校之教废也”[6]。在嘉庆、道光之后，“官学积渐废弛，八旗子弟仅恃此进身。教习停年期满予录用例，月课虚应故事”[7]。官学内容空洞无物，学风颓败，已到穷途末路、名存实亡。
官学腐朽，而聚徒讲学的书院情况也与之相差无几。鸦片战争时期，晚清有书院2 000多所，书院的管理者称为“山长”，一般由政府选录和任用，政府通过山长对书院事务进行控制，很多山长既无真才实学，又无励精图治之志，学院官学化严重。学院所教授和研究的内容也是以适应科举为依据，视参加科举、入仕为正途，成为科举的附庸，无法培养出真正的人才。
时代在变化，世界历史的车轮滚滚向前，近代欧洲率先完成了工业革命，世界格局和力量对比发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变化。曾走在世界前列数千年之久的中国，在西方近代工业革命后，迅速被西方列强反超。美国学者戴维·博达尼斯在《为什么现代科学在中国不曾发展起来》一文中说：“当欧洲还笼罩在黑暗年代的阴霾之中，中国官员就已精神抖擞，乘着装有指南针的轻便马车到各地去参观装置有固体燃料探空火箭的一些天文研究中心。一千年之后，欧洲科学家在发动工业革命时，中国官僚却还在迈着固有的方步。相形之下，他们已经不那么精力充沛了。”
自1840年起，西方列强凭坚船利炮轻松地打开了清王朝的国门，两次鸦片战争，清王朝节节败退，割地赔款，主权沦丧。中日甲午海战，看似强大的北洋海军几尽全军覆没，中国内忧外患纷至沓来，国势颓萎，民不聊生。列强入侵之后，“天朝上国”在与“西夷”的战争中竟然屡屡失败，即使割地赔款、出卖主权，也只是换得一时屈辱的“安宁”，儒家纲常理教在与西方“奇淫技巧”的较量中不堪一击，清帝国夜郎自大的迷梦已被现实辗得粉碎。李鸿章惊呼“此三千年来一大变局”，“又为数千年来未有之强敌”[8]。清王朝陷入列强外侵、内部矛盾四起的泥潭，病入膏肓，一系列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中国社会进入半殖民地半封建时代。
面对西方的武力侵略，以及先进的思想文化和科学技术带来的冲击，晚清此时本应承担培养国之“栋梁”重任的学校教育、科举制度、民间书院，都无法培养出能够维护国家正常统治、运转和抵御外敌的人才，旧式的教育已经完全不能适应晚清社会的现实需要，封建官学已至穷途末路。(www.xing528.com)
(二)在批判和改革中旧教育的消亡
“帝国”受尽前所未有之辱，晚清一些具有先进思想的知识分子，在处处落后挨打的教训中，看到了中国缺乏经世致用之才，看到了教育的弊病。早有林则徐、魏源、龚自珍等代表人物，后有李鸿章、张之洞等洋务派代表，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代表，他们针砭时弊，批判科举制度，倡导“经世致用”之学和“西学”，并积极开展建立新型学校教育系统、建立新的学制等一系列实践。
首先是对科举制度开展猛烈的批判，并最终使其得以废除。光绪元年(1875年)，礼部听取了一些人的意见后奏请科举考试中“特开算学一科”。光绪十年(1884年)，有人奏请“开设艺学科”。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贵州学政严修请开“经济特科”，其中包括考试政治、外交、算学、法律、机器制造、工程设计等专门知识，不过八股文、诗赋仍为考试内容。甲午战争后，资产阶级改良派对科举考试制度进行了猛烈批判，康有为指出，“八股无用，改科举莫急于废八股”。康有为等人在《公车上书》中则强烈要求“停止八股试帖，推行经济六科”，天文、地矿、医律、声光、化电等分立学堂，选15岁以上学童入堂学习。康有为向光绪面陈八股之害：“今日之患，在吾民智不开，故虽多而不可用，而民智不开之故，皆以八股试士为之。学八股者，不读秦汉以后之书，更不考地球各国之事，然可以通籍，累致大官。今群臣济济，然无以任事变者，皆由八股致大位之故。故台辽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二万万之款，不赔于朝廷，而赔于八股；胶州、旅大、威海、广州湾之割，不割于朝廷，而割于八股。”梁启超也说：“八股取士，为中国锢蔽文明之一大根源，行之千年，使学者坠聪塞明，不识古今，不知五洲，其弊皆由于此。”戊戌变法时，清政府采纳了这些意见，曾下诏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戊戌变法后，八股取士一度复活，1901年，清政府第二次明令废除八股取士，改试策论。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张之洞、刘坤一提出递减取士名额、以学堂生员补充的建议。
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张百熙等人也建议“从下届丙午科起，每科递减中额三分之一，暂行试办”。并且预计“俟末一科中额减尽以后，即停止乡会试”。科举考试制度几经改革，但仍与学堂并存。科考出身对考生仍有诱惑力，影响学生们进入新式学堂学习。有鉴于此，直隶总督袁世凯、盛京将军赵尔巽、两湖总督张之洞、两江总督周馥、两广总督岑春煊、湖南巡抚端方等奏请停止科举，兴办学堂，指出“科举不停，学校不广，士心既莫能坚定，民智复无由大开，求其进化日新也难矣”。迫于形势，光绪三十一年(1905年)，清政府颁诏天下，“自丙午科为始，所有乡会试一律停止，各省岁科考试亦即停止”。至此，延续了1 300多年的科举制寿终正寝。
在批判科举选士制度的同时，进步人士针对封建统治的思想理论也提出了“经世致用”的新主张。龚自珍、魏源等针对当时经学过于空谈心性而与社会实际相脱节的现象，倡导今文经学，要研讨河工、漕运、盐法等实际问题，经学要能够解决实际问题，要能“救时”“致用”，成为有用之学。为此，他们在经学的学习目的和方法上都提出了具体的操作主张。经世致用之学的倡导在当时意义非凡，他们不主张抛弃经学，但努力将士子们从经学的空谈心性思想中解放出来，认识到经学要以国计民生为要，这在封建传统的思想体系与近代新的文化体系之间架起了桥梁。
由于屡屡败于西方“奇技淫巧”之下，改良派积极主张“悉夷”“师夷”和“制夷”，提出要开阔视野，了解国外发展情况，学习西方的科学技术知识，并为我所用，以“师夷长技以制夷”。鸦片战争之时，尽受屈辱的清王朝道光皇帝竟不知英国在何方，满朝文武“不谙夷情，震于英吉利之名，而实不知其来历”[9]，对西方列强状况一无所知。林则徐在广州设立译馆，翻译国外书籍，通过各种方式了解“敌情”，组织编写了《四洲志》，翻译了《各国律例》等书籍，成为中国近代介绍各国概况的最早著作，打开了清代了解西方的大门。魏源则编写了著名的《海国图志》50卷，更加详细地介绍了世界各国的地理、历史和科学文化发展状况，尤其是详尽地研究了英国的情况。他清醒地说道：“同一御敌，而知其形与不知其形，利害相百焉；同一款敌，而知其情与不知其情，利害相百焉。”[10]在他们的影响和带动下，晚清时代终于将眼睛转向域外，开始主动了解世界。在了解的基础上，深切体会到西方船坚炮利的改良派进一步提出“师夷长技以制夷”的主张，魏源指出：“善师四夷者，能制四夷，不善师外夷者，外夷制之。”[11]肯定西方的科学技术，主张学习西方军事、农业、商贸等各方面内容，在知识观念上突破了“夷夏之辩”，意义重大。
清末旧教育的灭亡和新教育的产生是交叉进行的，新教育在旧教育的废墟之上产生，在早期改良派以及后来的洋务派、维新派的不断推进中，清晚期的教育思想获得了重大解放，一批新式学堂得以设立并取得了显著成绩，尤其是科举制度得以废除。历经半个世纪的交融更替，旧教育制度在形式上已经结束，中国教育迎来了新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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