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不让斯密斯先生进你的内阁，总统先生？”
“我不喜欢他那张脸。”
“但是，那个可怜人又改变不了他的脸！”
“任何人过了40岁都能。”
——有关林肯总统的故事
我曾经在一个炸药实验室工作。当然，有关部门采取了非常严密的预防措施，禁止未经授权者进入，这些人不仅可能为了巨额利润而偷炸药去卖，还很有可能把整个地方炸毁。因此，这个机构四周遍布着带刺的铁丝网、警铃、武装警卫、警犬，以及安保官员绞尽脑汁想到的几乎每一种手段。
现在，许多实用的炸药都是基于硝化甘油制成的，硝化甘油本身就是一种格外危险的液体，不论是储存还是操作。最不起眼的动作，比如摇动瓶子，就可能把它引爆，造成最可怕的后果。普通的安全炸药，比如甘油炸药，其中含有大量硝化甘油。要想安全地操作硝化甘油，只能靠添加各种物质，这些添加剂是多年以来由像阿贝尔和诺贝尔这样一批相当勇敢的科学家开发出来的。这些直接用硝化甘油做实验的人需要采取最好的预防措施，还得常常遭受神经衰弱的折磨。不仅要将硝化甘油实验室通过土堤和开阔的空间与其他建筑物在物理上隔离开，工作人员还得经常身着专用工作服，包括一种特别设计的长靴，使他们可以平缓地行走而不积累电荷，更不用说像电火花这么危险的东西了。
有一个周末，一些当地的小孩设法从防护栏下爬了进去，并且避开了警卫和他们的狗。他们闯入一间硝化甘油实验室，发现自己置身于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然而，那里没有令他们感兴趣的东西，所以他们将盛有硝化甘油的各种瓶子和烧杯打翻在地，偷了一双专用长靴后就溜走了。顺便说一句，他们至今未被查出来。
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但我宁愿把它当作一则寓言，因为工程师、规划者、官僚、帮倒忙者和所有标新立异者都可能像这些小孩一样，在一个满是硝化甘油的房间里玩耍，而丝毫察觉不到他们可能会引发一场大爆炸。专注于“效率”和让事物发挥功用是非常好的事，当然，满足材料需求也是必要的，但事实上我们的材料需求比我们想象的可能更灵活多变。然而，人们的主观需求更重要，若被滥用或忽视，也更有可能引发社会骚乱。
所以，当听到我的工科同行谈论某些事情时，我经常会吓得两腿哆嗦。他们不仅对自己作品的美感毫不在意，还把对审美趣味的关注一概视为不务正业。而我认为，从长远看，如果人们的审美需求得不到满足，物质越充裕，最终的灾难也会越严重。
当我还是一名工科生时，我常常逃课，气喘吁吁又鬼鬼祟祟地溜进当地的博物馆。有一门数学演讲课，我逃过很多次，把这些时间都花在了欣赏格拉斯哥美术馆的画作上。博物馆里的画作无疑是有帮助的，但在某种程度上，这是一种可怜的需要和绝望的庇护，不仅是为了逃离枯燥乏味的分析性讲座课，更重要的也是为了逃离像格拉斯哥这样的城镇的无处不在的丑陋。
当然，将“艺术”装进名为博物馆和剧院的不同盒子里，可以匹配相当庸俗的管理思维，但值得注意的是，这种美丽的乌托邦式政权不仅在美术馆里展出画作，还演奏音乐和表演芭蕾。但是，这种形式的“艺术品”只能偶尔在普通人的生活中起作用。它们可以提供一个逃避现实的机会，但它们确实无法代替本身令人满意且持续存在的环境。我们中的大多数人都在乡村发现过某种振奋精神的东西，但我们还得勉强忍受沉闷的城镇、工厂、加油站、机场和大部分每天不得不面对的东西。或许，不得不长期待在脏水里的鱼或多或少会习惯这样的生活，但囿于这种困境的人类应当反抗。
我们“倾向于加重罪过/通过诅咒那些（我们）没想到的罪过”。迈克尼尔·狄克逊（Macneile Dixon）教授也说过，
……比之于中世纪，那个欧洲史册中独一无二的时期，文艺复兴以来的数个世纪是截然不同的。它们各自的世界观极其不同，它们的信仰体系存在强烈的冲突！然而，不论在哪个时期，人们普遍持有的信条都被视为不可避免和无懈可击。每个时代都自以为拥有真理，唯理智者可能看到。[1]
因此，对于重要的事情，每个时代的思考都是完全封闭的。如今，作为唯物主义者，我们对我们的祖先竟做好准备忍受物质上的贫困和身体上的痛苦感到吃惊。但是，祖先也会震惊于如今有数百万人每天都要忍受伦敦或纽约的污秽，以及在黑暗的撒旦磨坊工作的那些人为获得高薪而不得不忍受毫无必要的噪声和丑陋。即便是现代医院的“门诊”布局和氛围，在他们看来似乎也会增加人们对死亡的恐惧。因此，我们中的许多人会奔向“大自然”去寻求某种解脱或安慰，我们会尽可能地逃往乡村，因为我们发现乡村比城镇、马路和工厂更令人愉悦。许多人真的相信大自然在某种程度上是天生丽质的，或许也是天赋“美好”的。这样的观点一旦走向极端，就会导致泛神论之类的东西，比如梅瑞迪斯的《西部林地》（Woods of Westermain）。但在我看来，如果我们只抛弃我们的浪漫偏见并正视问题的方方面面，那么我们不得不接受这样的观点，即大自然在审美方面并不偏颇，就像它在道德上不偏颇一样。山脉、湖水与日落可能是美的，但大海通常是险恶又丑陋的，据我的经验，原始森林往往是恐怖之地。大多数欧洲景观一点儿也不“天然”。允许种植的植物和树木的种类都是经过仔细挑选和把控的，许多物种是经人工培育长成现在的形态的，就像家畜那样。植物的种植模式，以及田野、树林、树篱和村庄的整个布局——更不用说排水渠和田地的改善——都是人为选择与努力的结果。
18世纪之前，大部分景观都野性得多，那时受过教育的人对“大自然”心存一种恐惧，它不仅意味着身体的不适，还有赤身裸体的潘神。对他们来说，城镇是宜居和迷人的，而乡村则不适宜居住而且丑陋不堪。今天，当我们欣赏优美的英格兰风光时，它其实是18世纪有教养又有智慧的英格兰庄园主刻意创造的东西。
如果乡村在审美世界的地位有所提升，那么城镇的地位一定会下降。如今，当我们强烈谴责英格兰的城镇和工厂时，我们谴责的其实是庸俗的改革者、工程师、建筑师、商人及市政部门的小政客和议会的大政客的“作品”。这些人的罪过不在于他们对其所为知之甚少，毕竟我们的所为乃是循天性而动——柏拉图深谙此理。但我们至少要认识到，乡村之所以比城镇更吸引人，并不是因为乡村更“自然”，而是由于城镇和乡村大体上是由迥然不同的人建成的。最重要的是分辨出什么是丑陋，而非将之当作事物的天然秩序的一部分。
我们所做的事反映了我们的心智。在一个对理性有着非理性崇拜的世界，我们容易忘记人类的心智就像一座冰山。我们心智中有意识的理性部分相当小，就像冰山的可见部分，支撑它的是下面大得多的潜意识。
此时我非常清楚地意识到，我们的探讨触及了艺术家、哲学家和心理学家的领地，我也极有可能误入艺术批评的“好好先生”都不敢涉足的领域。我只能申辩，事急无定法，现代的人造世界十分丑陋，十足的绝望驱使我——一位失意的船舶工程师——铤而走险。我认为真正重要的是，技术、工程和结构的某种审美观应由工程师和技术专家独立提出，不论这种观点有多么不充分。接下来，我把自己托付给雅典娜和阿波罗，希望借他们的恩典，能有比我更称职的人将这项工作做得更好。
让我们先来看看人类感受美的过程，即为什么我们会对某些无生命的事物产生反应。在人类的潜意识中存储着大量的潜在反应和“被遗忘”的记忆。这种素材部分遗传自遥远的过去（荣格的“集体无意识”），部分获取于个体自身的人生经历，主要来自明显被遗忘的体验，有时会令人不快。现在，我们的身体感官——视觉、听觉、嗅觉和触觉——持续不断地向我们的大脑传送我们周围的信息，这远多于我们的意识心理能接收或注意到的信息。但是，潜意识一直监控着这些信息，它布满了感受器和绊网，易于感知每一种形状、线条、色彩、气味、质地和声音。我们可能完全没有察觉到这件事，但它仍会发生并在我们内心逐步建立起主观的情感体验，不论效果好坏。
这类过程多少可以解释我们感知无生命物体的主观方式，尤其是在如今人工制品大行其道的背景下。人工制品是人制造的，某人在某个阶段会对形状和设计做出某种选择。(www.xing528.com)
不在过程中做出一系列表达，就不可能形成任何物体。即使是一条直线，实际上也一直在说“看，我是直的，不是弯的”。即便是非常简单的人工制品，也包含一系列这样的人为表达。
就像不可能存在纯粹的客观经验之类的东西，也不可能有纯粹的客观表达——不带任何情感内涵的表达。这对任何形式的表达都成立，不论是语言、音乐、色彩、形状、线条、质地，还是被工程师称为设计的东西。
这将我们从所谓的“美的感受过程”带入了“美的传递过程”。换言之，东西是如何被设计成这种样子的？制作者或设计者把什么放入了人工制品，使之具有审美效应？在很大程度上，简短的回答是，“他自身的性格与价值观”。
因此，不论我们制造何物和做何事，我们几乎总会在物或事上留下我们个性的印迹，写下通常只有潜意识才能解读的密码。例如，我们的声音、字迹和步态都相当独特，通常很难伪装或模仿。但是，有种东西要比这些熟悉的例子扩展得更远。某天深夜，我在一艘停泊在苏格兰一处偏远海湾的游艇上。在陆地的一隅，三四英里之外，又驶来了一艘我之前从未见过也全然不知的风帆游艇。虽然识别船名或船员是根本不可能的，但我对我的妻子说“驾船的是汤姆教授”。结果确实如此，因为一个人迎风驾船的方式就像他的嗓音或笔迹一样独特，而且一旦看见，就很难忘掉。同样，一个人经常能分辨出是他的哪一个朋友在驾驶一架轻型飞机，因为驾机风格可以明白无误地展示出人的性格印迹。在绘画领域，即便创作者非常业余，其作品也倾向于更多地表达创作者自身，而非创作主题。此外，要想以假乱真地模仿一位独特艺术家的作品，必须有非凡的技巧。在绘画和工艺设计之间是没有明确的分界线的，几乎任何制造出来的东西都很可能带有与制作者个性相关的某些东西。
对于个体成立的东西往往对于社会、文化或时代也成立。考古学家通常能根据“制造风格”，将陶片等人工制品的最早出现时间精确到几年之内。如果绕庞贝古城和赫库兰尼姆古城走一遭，你离开时就会强烈地感受到生活在此地的居民是什么样子。这几乎无关于管道工程之类的技术，也是再多的史实都无法传达的东西。到目前为止，这种类型的模式识别仍不为计算机所理解，这种情况可能还会持续很长时间。
最近，我和我的一位备受尊敬的同事一起喝罐装啤酒。我有点儿妄自尊大地说：“在我看来，像啤酒罐之类的东西，实乃当今技术沦丧后一切沉闷与钻营之缩影。”
我那位同事以泰山压顶之势责问我：“我想你的意思是要将啤酒装在陶罐、木桶或酒囊等容器里售卖。在今时今日，除了锡罐，你还能把啤酒装在哪里售卖？你得有多么愚蠢，多么不切实际，多么因循守旧？”
但是，恕我唐突，他漏掉了所有的重点。重要的不是做什么，而是怎么做。啤酒容器的美丑并非源于制造它们的材料，也并非因为它们是规模化生产的产物。不管是用什么做的，它们都不可避免地传递出其制造者的价值观。我们处在一个不能制造出好看的啤酒罐的社会群体中。我真正害怕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明显缺乏内在的优雅与魅力。
古希腊的双耳细颈瓶很漂亮，不是因为它们可盛放葡萄酒，也不是因为它们的制造材料是黏土，而是因为它们是古希腊人做的。在那个时代，它们不过是最廉价的盛酒容器。如果古希腊人造出了锡制啤酒罐，或许今天的博物馆里将会收藏一些古典时代的啤酒罐，让艺术家大饱眼福。
我相信，极少有人工制品仅因其功能而在本质上存在美丑之分[2]，它们更像一个时代和一套价值观的镜子。与古希腊颇为相似的环境出现在18世纪，在一定程度上，这无疑是因为该时期在有意效法古典时期。18世纪的工匠触及的每一样东西几乎都是优雅的。这不仅是奢侈品行业的情况，也径直蔓延至整个社会。
当然，这便引出了有关审美的“绝对”标准这个问题。不管你认为我的品位有多么不堪、多么粗鄙，“我”的价值观就一定不如“你”的价值观吗？不过，我个人强烈感觉到，审美是有绝对标准的，只不过它会随时间逐渐改变。在我看来，“审美民主”的现代风尚是没有道理也没有意义的，它主要是基于抨击权势阶层的欲望。我的观点是，审美价值观存在一种持续的传统，就像伦理价值观一样。这是一个反复的过程，缓慢而艰难地前行，从一个时代到另一个时代，从一种风尚到另一种风尚，就像科学一样建立在过去经验的基础上。否则，文明的价值观是如何逐步建立起来的？
另一个争论点是：“假设希腊双耳细颈瓶等普通物体从某种绝对意义上说是漂亮的，那么希腊人意识到它们的美了吗？”我想起伦敦《泰晤士报》头版文章中的一句评论，大概是说，“好的版式应该像干净的玻璃，人应该能够一眼看穿而不分心。但是，如果这种情况发生了，那么该版式肯定具备那种低调的优雅和美丽，本身并不引人注意”。我认为，这就是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许多寻常的人工制品从日常生活中谢幕后才想起欣赏它们，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们就不具备绝对和永恒的美丽。
18世纪孕育了工业革命。我认为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工业革命的许多奠基人并非庸俗市侩之辈，而是颇具品位的敏锐之人，比如马修·博尔顿（Matthew Boulton）和约书亚·韦奇伍德（Josiah Wedgwood）。他们挣了一大笔钱，制造的东西也很漂亮，至少堪称模范雇主。虽然肯定有害群之马，但工业革命的罪恶不在于18世纪的文化和古典主义的伦理规范，而在于一种新近出现的粗鄙和贪婪之风，我认为它们来自伦理规范之外。
对规模化生产来说，无论是机器本身还是其产品，本质上都不丑陋。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规模化生产机器，即众所周知的滑轮制造设备，是由马克·布鲁内尔爵士于1800年左右在普茨茅斯造船厂制造出来的，样式美观而且功能完善。这些机器不仅好看，而且非常有效，因为在拿破仑战争期间及之后的很长时间里，它们自动生产出风帆舰队所需的数百万个滑轮组。由此省下了一笔巨款，因为滑轮组是昂贵的东西，而一艘战舰可能就需要1500套滑轮组。这类机器中的一些如今能在伦敦科学馆中看到（见插图21），其中很多在180年后仍在普茨茅斯运行，满足着现代舰队逐渐下降的滑轮组需求。不仅是这种机器，还有其产品（滑轮），都是结实和美观的。滑轮是否称得上漂亮，这因人而异，但它们看上去的确令人愉悦。
马克爵士——伟大的伊桑巴德·金德姆·布鲁内尔的父亲——是一位流亡的法国保王党成员，所有记载都证明他是一个有魅力的人。我们被告知：
这位仁慈的老人比那所学校的人要热情得多，其法兰西绅士范的礼仪、举止、谈吐乃至着装都遵循着古制，因为他一直穿着相当古旧却极其合身的服装。第一次会面，我就完全被他迷住了。我仰慕的是老布鲁内尔的豪爽品位，以及他对尚不明白或还没时间学习的东西倾注的爱或热情。其中，我最钦佩的是他那如赤子般纯真与超然物外的个性，以及他不汲汲于富贵和忘却得失的态度。他仿佛活在一个魑魅魍魉绝迹的世界里。
这无疑是一个极其不切现实的角色，他很难在一家勇于进取的现代企业里找到工作。但是，他制造的机器还在生产滑轮组，自它诞生以来已近200年了，还很漂亮。
在1800年前后工作的那些了不起的工程师不仅为英国工业的繁荣奠定了基础，还催生了现代技术世界。这些人中的大多数都是颇具品位的。但等到维多利亚女王继位之时，大众的品位无疑恶化了：到1851年，已达到空前低谷。然而，像普莱费尔勋爵（Lord Playfair）这样敏锐的观察者早在伦敦世博会期间就已指出，英国工业正在丧失它的推动力和创造力。虽然广泛和普遍的看法——实际上被视为公理——是，随工业主义而来的丑陋是规模化生产不可避免的后果，但我仍然怀疑该观点是否真经得起严格的历史检验。我认为更合理的假设是，优雅或多或少是和工商企业一道衰落的，这是因为在变革时代，从英国人的性格中浮现出某些相当低劣又得意忘形的东西。
19世纪70—80年代的唯美主义运动强烈鞭挞了世间万物的丑陋，但收效甚微。我认为这不是因为这些人被歌剧《耐心》（Patience）里的吉尔伯特和苏立文及《猛击》杂志带偏了，而是因为它在很大程度上是一场逃避现实的运动，而且找错了靶子。这些圣母之子看不到，他们如此痛恨的一切无耻的丑恶，其根源不在机器本身，而在于思想方法。就像那些审美改革者一样，他们拒绝工程技术，而非投身其中。或许，如果他们已准备好学习工程技术，可能就会从体系内着手。但这是一个费力的科目，有太多艺术人士因莫名其妙的自卑而排斥它。当然，威廉·莫里斯（William Morris）及其追随者研究并实践了各种小规模的技术工艺；但是，真正缺少的是实实在在的规模化生产和一个高产社会的经济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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