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与牛顿为敌是要命的。对牛顿来说，无论对错，绝不妥协。
——玛格丽特·埃斯皮纳斯（Margaret'Espinasse），《罗伯特·胡克》（Robert Hooke）
虽然在现代，胡克定律对工程师来说用处极大，但就胡克最初给出的形式而言，其实际效用相当有限。胡克描述的实际上是一个完整的结构，如一根弹簧、一座桥或一棵树在被施加载荷时的挠度。
若我们想一想，很快就会发现，一个结构的尺寸和几何形状，及其构成材料的种类，都会影响它的挠度。材料固有的刚度差异极大：橡胶或肉等容易被手指施加的轻微力量弄变形；但其他材质，比如木材、骨骼、岩石和大多数金属，则强劲得多。尽管没有材料能够达到绝对的“刚性”，但蓝宝石和金刚钻等少数固体确实非常强劲。
我们可以用钢材和橡胶制造同样尺寸和形状的物体，比如普通的水管垫圈。很明显，钢制垫圈的刚性要比橡胶制垫圈大得多（实际上前者约为后者的30000倍）。如果我们用同一种材料（如钢材）制作一个细螺旋弹簧和一个粗大的主梁，那么弹簧自然会比主梁更柔韧。我们需要在工程中区分和量化这些效应，就像在生物学中一样，通过重复这些参数的变化，找到梳理整件事情的可靠方法。
虽然有这样一个前途光明的开端，但令人惊讶的是，直到胡克去世120年后，人们仍未找到应对这个难题的科学方法。事实上，在18世纪，弹性研究取得的实质进展微乎其微。进展不足的原因很复杂，但大致上是因为，17世纪的科学家认为科学是与技术进步交织在一起的（这是科学发展的愿景，科学当时还是历史上的新兴事物），而18世纪的许多科学家则自视为哲学家，并认为他们的工作层次完全高于制造业和商业活动中的鸡毛蒜皮。当然，这是一种对希腊科学观的回归。胡克定律已经为一些相当常见的现象提供了一种宽泛的哲学解释，这对不甚关心技术细节的绅士哲学家来说就足够了。
然而，除了上述种种，我们也不能忽略牛顿的个人影响，或者牛顿和胡克之间是非恩怨的后遗症。就智力而言，胡克几乎能与牛顿比肩，当然前者更敏感且自负；但在其他方面，二人的性格和志趣截然不同。总的来说，虽然二人都出身寒微，但牛顿更热衷攀附权贵，而胡克虽与查理二世有私谊，却无心经营。
和牛顿不同，胡克是一个朴实的人，他沉迷于大量实际的难题，包括弹性、弹簧、钟表、建筑、显微镜和解剖常见的跳蚤等。胡克的一些发明至今仍在使用，比如，用于车辆变速器的万向接头和用于大多数相机的可变光圈。胡克发明的马车灯，其中蜡烛的火焰借助弹簧进给运动保持在光学系统的中心，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淘汰。此外，胡克的私生活比他的朋友萨缪尔·佩皮斯（Samuel Pepys）更混乱：他不仅勾搭每个女仆，还同他漂亮的侄女共度了一段“妙不可言”[4]的时光。
牛顿的宇宙图景或许比胡克宽广，但他的科学研究不大注重实用性。事实上，就像许多小教员，牛顿对科学的志趣常常是不切实际的。的确，牛顿在造币厂厂长的位置上尽职尽责，但他接受这个职位似乎与对应用科学的追求不甚相干，却和下述事实关系甚大。造币厂是个“政府治下的地盘”，在当时能带给他远高于剑桥三一学院研究员职位的社会地位，以及更丰厚的薪水。但是，牛顿将大量时间都花在了他的秘密世界中，他在其中推演诸如野兽数[5]这样玄妙的神学难题。所以，我认为他没有多少时间或欲望沉溺于肉体的罪恶。
简而言之，牛顿打从心底里厌恶胡克，也讨厌胡克追求的一切，包括弹性。胡克去世后，牛顿继续在这个世界上存活了24年，他将其中的大部分时间用来诋毁胡克的成就和应用科学的重要性。自那时起，牛顿在科学世界里获得了近乎上帝的地位，凡此种种皆趋向于强化那个时代社会和智识的风尚，故而像结构这样的课题，即便在牛顿辞世多年后，也不太流行。(www.xing528.com)
因此，在18世纪，虽然胡克宽泛地解释了结构的运作方式，但他的工作并没有得到足够的跟进或拓展，具体的实用性计算也未见端倪。
如果这样的状况持续下去，弹性理论在工程中的运用就会备受限制。18世纪的法国工程师意识到了这一点，很是惋惜，于是试图运用既有理论来建造结构（却常常坍塌）。英国的工程师也意识到了这一点，但他们往往对“理论”漠不关心，而是靠经验法则来构建工业革命时代的结构。这些结构大多坍塌了，但也留下了一些。
【注释】
[1]1磅≈0.45千克。——编者注
[2]1磅力指1磅物体所受的重力。——编者注
[3]在胡克的时代，“拉伸”（tension）表示我们今天所说的“伸长量”（extension），与拉丁文“tensio”的意思相同。
[4]这是胡克自己的说法。他的侄女名叫格蕾丝（Grace）。
[5]野兽数是基督教文明中一个象征邪恶的数，源于《圣经·新约全书·启示录》。在大部分的《圣经》版本中，这个数被记作666。——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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