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农架玉林班音乐研究纪实》

神农架有着优美而古老的传说，更有着古朴而神秘的民风民俗。笔者自小生活在神农架，在周而复始的节日与礼仪风俗中，处处都能听到由民间乐班演奏的热闹喧天的锣鼓音乐。神农架以其独特的生态环境孕育了大量丰富而醇厚的民间音乐，其中较有代表性的民间音乐有打火炮、打丧鼓、薅草锣鼓、下谷堂戏、花鼓子、哭嫁歌、穿号子情歌等[1]。这些民间音乐通过家族传承、老艺人口传心授、师傅带徒弟等传统方式传承，代代相传，并已形成一定规模的传承谱系。笔者期望能对家乡富有特色的民间音乐加以搜集、整理，形成比较规范、完整的传承谱例，更好地对本地特色音乐进行保护、传承与发展。

一、研究对象

神农架的打火炮、打丧鼓、薅草锣鼓、花鼓子等民间音乐在神农架得以传承和延续离不开作为其生存载体的民俗活动，更离不开其传承主体——民间乐人及乐班。

若就书本知识而论，民歌是广大人民群众在社会生活实践中，经过口头传唱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是与人民生活紧密联系的歌曲艺术[2]。依据不同的演唱场合，有在山野间演唱的山歌，在城镇集市、酒楼茶馆中演唱的小调，在搬运、打鱼等劳动中演唱的号子等。这些民歌都是单独的声乐作品，而吹打乐大多专指以唢呐为主奏乐器的演奏形式。

起初，笔者只是想对流行于神农架地区的民歌或者吹打乐进行单独研究，但笔者在对当地音乐进行调查的过程中发现：民间艺人在实际应用场合中，往往将我们所说的各类民间音乐体裁融为一体进行演绎。2011年8月22日，笔者在松柏村参加了亲属的一场民间丧葬仪式。在这场仪式上，笔者既听到了民歌演唱，又听到了吹打乐演奏，还目睹了道士先生做道场[3]。这些看似不相关的音乐体裁被乐班在同一场合演绎，使其成为集吹、打、唱为一体的音乐表现形式，这似乎与我们通常所说的不同的音乐体裁要在不同场合运用大相径庭。因而，这一现象促使笔者尝试将目光投向这个集多种音乐体裁于一身的乐班。因为乐班是传播活态民间音乐的重要载体，若将乐班置于民俗活动中，对乐班的音乐活动进行综合考察，并将其与特定文化背景相结合，则更有利于对研究对象进行全面认识。

根据对神农架民间乐班和乐人的访问及调查情况，笔者决定选取神农架林区松柏村的玉林班为研究对象。这是一个生活在神农架林区，长期从事音乐活动，以某种亲缘、地缘关系为基础的民间音乐组织。笔者选择玉林班为研究对象，原因有二：一方面，该乐班在神农架林区家喻户晓，知名度高，乐班的成员较为固定，乐手们都是神农架松柏村的农民，他们是神农架民间音乐传播的重要载体；另一方面，该乐班在乐队编制、曲牌体系及表演形式方面具有典型性，尤其体现在乐班的表演形式上，该班能够在同一场合同时演绎民歌、器乐、仪式音乐等多种体裁[4]的音乐，也正是凭借这种多样化的音乐表现形式，玉林班才能长久地活跃在神农架民间婚嫁、丧葬、乔迁、寿诞、还愿、祭祖等多种民俗活动中。

二、研究现状

目前，有关神农架林区的乐班研究尚属空白，自1980年被誉为“汉族民间长篇史诗”的《黑暗传》引起国内外学者关注后到现在，对神农架民间音乐文化的研究较少。笔者希望通过选取这样一个集多种音乐体裁为一体的乐班为研究对象，对神农架玉林班丰富多彩的音乐进行个案分析，客观真实地反映神农架民间乐班的生存状况及其在礼俗中的用乐情况，进而为学术界进一步探索该区域的民间音乐文化提供新的材料。

笔者对神农架林区乐班运用锣鼓音乐[5]及其他音乐体裁的研究进行检索，情况如下：

第一，官书类。所谓官书，是指由政府部门出面组织或其他群众团体组织编撰的文献。关于民歌，在《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6]（以下简称“民歌集成”）中，神农架地区的山歌曲目有2首：《你看怄人不怄人》《五句子山歌我起头》；小调2首：《吴幺姑》《对花歌》；灯歌1首：《什么上坡点点头》；田歌11首：《撩子》《一步下田坡》《昭君去和番》等；风俗歌类曲目有丧事歌7首：《列为歌师请坐两旁》《同保江山要和气》等；婚事歌2首：《听我唱个十姊妹》《三天过后再回门》。关于器乐，《中国民族民间器乐曲集成：湖北卷》（以下简称“器乐集成”）[7]将神农架乐班常演奏的吹打乐打火炮与襄阳、老河口、古城、保康、南漳、宜城、枣阳、随州、郧阳、兴山县等地的吹打乐共同归于“鄂北打调”一类，并对其进行了简要描述，仅附有《开门曲》《朝阳歌》《叨嘴》《货郎担》《三光》《卖菱花》6首谱例。

上述被收录在“民歌集成”“器乐集成”中的民歌及器乐曲除几首谱例外，均无其他相关内容的介绍，并且这些曲目在神农架林区具体的采录地点不详，谱例上记载的演唱及演奏者也都不是玉林班的乐手。

关于宗教仪式音乐，在“器乐集成”中，笔者只看到有关武当山道教音乐、玉泉寺佛教音乐及部分地区的民间道教、佛教音乐的介绍，并未见到关于神农架地区宗教音乐的记载。

另外，《神农架林区地方志》仅在民俗活动条目中提及打火炮、打丧鼓两种锣鼓表演形式[8]。

可见，在“民歌集成”“器乐集成”和《神农架林区地方志》中均没有单独针对神农架林区乐班与乐人、乐器形制、曲目运用、活动场合等相关内容的介绍。

第二，个人著述类。2011年1月20日，笔者在对神农架“三锣鼓”第四代传人邓志义先生进行采访时，得到邓先生赠送的三本非常可贵的资料，分别为：《神农架花锣鼓集》《神农架夜锣鼓集》《神农架阳锣鼓集》，这也是目前在神农架锣鼓音乐文化方面仅有的三本已正式出版的书籍。但是，以上三本书仅对神农架锣鼓音乐中的唱词进行搜集与分类，均未针对单独的乐班及乐班的锣鼓音乐运用情况等进行相关介绍及分析。此外，笔者在中国期刊网全文数据库中，也尚未检索到关于神农架音乐的文献。

三、研究方法

本书运用民族音乐学的实地调查法对神农架林区松柏村玉林班进行考察，并辅助运用参与观察法、访谈法等，多次深入研究地点进行调查以获取资料，力求客观、真实地保持田野采录的原貌。

有关乐班的研究，国内已有诸多学者在此领域进行了不少探索，其中代表性文献有李卫的《鲁西南鄄城县王家乐班的民族音乐学追踪》、曾娜妮的《灌溪镇丧葬仪式音乐及乐班的调查与研究》、吴凡的《秩序空间中的仪式乐班》、黄晶晶的《嘉祥“鲁西南鼓吹乐”班社的传承与演变》、赵宴会的《苏北赵庄唢呐班音乐文化研究》、袁云霞的《晋西北静乐庙堂乐班的调查与研究》、万还升的《上党八音会索忠秀乐班调查与研究》、孙小文的《河南省新蔡县鼓吹乐班考察报告》等。

有关仪式音乐的研究，国内一些理论方法以及相关成果对笔者有一定的参考意义，如曹本冶的《仪式音声研究的理论与实践》《道教仪式音乐》、任宗权的《道教科仪概览》、齐柏平的《鄂西土家族丧葬仪式音乐的文化研究》、刘红的《中国民间仪式音乐研究：华中卷》、胡军的《当代正一与全真道乐研究》等。(www.xing528.com)

纵观以上文献，其研究思路多从民间乐班或某仪式音乐的生存背景、传承关系、经济运作、表演形式、表演过程等方面入手。这些研究对音乐本体的关注较少，而且多为定性分析。因此，本书在关注乐班相关文化的同时，注重对音乐本体的研究，并将定性与定量的方法相结合。

此外，针对乐班在礼俗活动中的表演行为及音乐运用情况，笔者还结合民俗学界的“双窗口阐释法”[9]，以一名研究者的身份，从他者文化的角度对神农架丧葬仪式、娶亲仪式、舞龙灯仪式过程及用乐情况进行客观观察，对仪式全过程进行完整记录。同时，笔者还参与到仪式活动中，担任马锣的演奏者，尽量以局内人的身份去体验各种音乐及其文化意蕴。

神农架地方音乐文化是整个鄂西北民间音乐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笔者也希望通过解读玉林班在该地区的民俗活动及仪式中的社会功能，挖掘神农架地方音乐文化的特色，进而将其作为对鄂西北乃至整个湖北民间音乐研究的补充。

本书在笔者硕士学位论文的基础上扩展而成。本书能够顺利完成，首先，要感谢我的恩师蔡际洲教授。八年前，我以驽钝之资有幸沐蔡老师教诲。他为人澹乎若春山之云、浩然如秋江之水；他治学淹博严谨、成就卓著。生活中，蔡老师对我们关怀备至，可谓“有索必酬、无求不与”。同门师姐妹深悟“爱深责切”之理，对蔡老师感念不忘。我深知学海无涯、书囊无底，研究初期，囫囵吞枣般阅读了大量书籍资料，以期广搜博采，成一家之言，并希望撰写之时，能下笔如乘风云而洒珠玉。然而，待到动笔之际，我却常恐自己穷理不深、析义不精。老师给了我莫大的鼓励与支持，屡易其稿，数正其讹，终得完稿。从研究到成稿，大到“斟酌选题、谋划成篇”，小至“标点符号、引文格式”，无不浸透着老师的心血与汗水。日后，我将继续秉承师训：“事必求真，语必务确；稍有未核，宁阙勿书。”

其次，我要感谢神农架玉林班全体成员以及神农架林区文联主席袁玉祥先生、张可云先生，民间文艺家协会主席邓志义先生，东湖社区神农架论坛版主、民间音乐家胡明祖先生，神农架松柏村村委书记毛福云先生等的大力支持与帮助，在此致以衷心感谢。五年的追踪采风，我与乐班师傅们已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他们善良淳朴、热情真诚，一如家乡那澄明的山水。每当记忆的闸门打开，我的泪水就会不由自主地流下来。每次跟随他们出去参加红白喜事时，只要东家给了师傅们好吃的东西，他们总是第一个往我口袋里塞；每次到师傅们家中去请教或采访时，他们都会倾其所有地款待我，拿出自家平时攒着、舍不得吃的东西。行文至此，那些熟悉的面孔一一在我的脑海中浮现，他们“胡子里长满故事，憨笑中埋着乡音”。

最后，我要特别感谢母校武汉音乐学院以及学院的各位老师们：刘正维教授、胡军教授、周耘教授、孙晓辉教授、孙凡教授、汪申申教授、傅丽娜副教授、杨汉丹副教授、徐烨副教授、李鹏云副教授、许璐老师等。他们都是守正守诚、居让居廉的典范，或温温如玉，或清清若水。他们丰富了我的知识，也充实了我的生命，使我不至于浑浑噩噩、虚度青春。在此，我要向各位老师深鞠一躬，以表谢忱。

王梦熠

2018年3月10日于武汉

[1]打火炮是神农架林区的一种集吹、打、唱为一体的民间乐种，因在演奏时常伴有热烈的鞭炮声而得名，包括“吹喇叭眼”“打锣鼓家业”“唱花鼓子歌”。打丧鼓，在神农架也叫“打绕棺”，常由两位歌师围着棺木按照逆时针方向一边敲锣打鼓一边对歌，孝子抱着灵牌随同演唱的歌师转丧。下谷堂戏是流行于神农架下谷坪土家族乡的一种地方戏剧，因多以堂屋为演出场所而得名。花鼓子是神农架林区老百姓对民歌的一种称谓，演唱时常由鼓、马锣、大锣、叶子四样打击乐器伴奏，唱词大多随现场气氛即兴编创，风格诙谐逗趣。

[2]江明惇：《中国民族音乐》，高等教育出版社，2007年，第1页。

[3]做道场是神农架道士先生为亡人超度所做的法事，用鼓、锣、钹、铙、点光等打击乐器伴奏。

[4]以往的学位论文更偏重于对单一音乐体裁的乐班进行研究，如鲁西南鼓吹乐班、苏北唢呐乐班、万载得胜鼓乐班、晋西北庙堂乐班、上党八音会乐班等，对多体裁的乐班研究较少。

[5]锣鼓音乐，在神农架通常是指“三锣鼓”音乐，即花锣鼓（俗称打火炮）、阴锣鼓（打丧鼓）和阳锣鼓（薅草锣鼓）。近年来，神农架的“三锣鼓”音乐正积极申报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

[6]《中国民间歌曲集成：湖北卷》（下），中国ISBN中心，1988年，第1358页。

[7]《中国民族民间器乐集成：湖北卷》（上），中国ISBN中心，1994年，第188页。

[8]《神农架林区地方志》，湖北科学技术出版社，2011年，第514页。

[9]董晓萍：《田野民俗志》，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9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