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山多宝寺，1054年历史，荆门古名胜

多宝寺，原址位于京山县南河畔，后迁于县城东应德门外数百步的白鹤观故址，即今京山县人民医院所在地。笔者2008年10月18日考察多宝寺。

据史料记载，多宝寺创建于北宋乾德二年（964年），距今已有1054年的历史。就已查资料可知，最早记载京山多宝寺的是北宋王得臣的《麈史》。其书卷中《诗话》载，“工部文宝在京山又有《寒食日经秀上人房》诗云：‘花时懒看花，来访野僧家。劳师击新火，劝我雨前茶。’其诗篆书刻石，在县多宝寺中。”王得臣（1036—1116年），宋安州安陆人，字彦辅，自号凤台子。仁宗嘉祐四年进士。官至司农少卿。受学于郑獬、胡瑗，学问博恰。著有《麈史》。南宋王象之的《舆地纪胜》卷八十四“景物下”也载：“多宝寺，郑文宝在京山日有《寒食经秀上人诗》：‘花时懒看花，来访野僧家。劳师击新火，劝我雨前茶。’其诗篆刻石在寺中。”其五言绝句是说，正是百花开放之时，我懒去观花，偏偏来拜访多宝寺的僧人家。烦劳秀禅师点燃炉灶，热情地招待我品赏他烹煮的谷雨前所采摘的新茶。其诗原题为《寒食日经秀上人房》。从诗中可感觉出一位才气横溢的人物被贬谪后的无奈。“秀”，寺僧之名。“上人”，原指内有德智，外有胜行的人。后多用作对和尚的尊称。

郑文宝何许人也？郑文宝（953—1013年），字仲贤，一字伯玉。北宋汀州宁化（今属福建）人。初任南唐至校书郎。入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进士，补修武县主簿，改通判颖州，知州事。淳化二年，授陕西转运副使，加工部员外郎。对西部地区经济颇多策划。后因减盐价，亏损国课，贬蓝山令，后徙京山。咸平中召还掌京南榷货。大中祥符初改兵部员外郎。后归襄城别墅。六年卒，年六十一。能为诗，善篆书，工鼓琴。有文集二十卷。《宋史》卷二七七有传。从而可知郑文宝确实被贬到过京山，故其诗是于京山所吟。

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卷二十二载：“真宗时，工部员外郑文宝谪监京山酒税。”这种关于真宗时郑文宝被贬的记载是不准确的。《宋史》卷二七七列传第三六郑文宝传中载：“文宝又奏减解州盐价，未满岁，亏课二十万贯，复为三司所发。乃命盐铁副使宋太初为都转运使，代文宝还，下御史台鞫问，具伏。下诏切责，贬蓝山令。未几，移枝江令。真宗即位，徙京山。咸平中召还，授殿中丞，掌京南榷货。”可见，郑文宝贬谪事不在真宗执政时。又查《宋史》卷五太宗本纪载：至道元年“冬十月甲戌朔，皇太子让宫僚称臣，许之。乙丑，陕西转动史郑文宝坐挠边，责授蓝山县令。”其中“乙丑”日的记载有误。因十月初一（朔）为“甲戌”，那么“乙丑”就是下月即十一月的二十三日了。而不是十月的某一天了。故只能说郑文宝于太宗至道元年冬十月被贬责的。蓝山县，唐天宝元年改南平县置，属桂阳郡，（后属郴州）。治所在今湖南蓝山县东北古城村。北宋属桂阳监，南宋属桂阳军。这从他的另一首《寒食访僧》七律诗句也可得到证实：“客舍愁经百五春，雨余溪寺缘无尘。金花开处秋千鼓，粉颊谁家斗草人。水上碧桃流片段，梁间新燕语逡巡。高僧不饮客携酒，来劝先朝放逐臣。”“先朝”，指太宗执政时。此诗当亦吟在京山多宝寺。他贬到枝江，写有《送枝江秦长官罢秩》五律诗。枝江离松滋很近，他游历后写有《题松滋东禅院》七绝诗。在京山时，他还游历过郢中的新亭，写有《郢城新亭》七律诗。总之，有了郑文宝的诗篇和篆书石刻，京山多宝寺才扬名于世了。

珍贵的诗书双璧郑文宝石刻不知何时毁失。后来于宋仁宗皇祐间（1049—1054年），有京山尉王某在多宝寺重书郑文宝的另一首诗，即《过信阳军白雪驿》五言绝句于石壁以补其缺。这位京山尉王某，就是写《麈史》的王得臣之父。王得臣在《麈史》卷中《诗话》记载：“郑工部文宝，将漕陕西，经画灵武，后谪监郢州京山县税，过信阳军白雪驿，作绝句。久而湮没，莫有知者。先君皇祐间尉是邑，重书于碑，后亦亡。郢刊工部诗集亦无之。曰：‘得罪先朝出粉闱，五原功业有谁知。年余放逐无人识，白雪关头一望时。’”《宋文鉴》中诗题为：“赴阙日过中州经石子镇驿。”诗中充满了牢骚情绪。

较早记载多宝寺修建历史的，当是明正德十五年（1520年）京山人曾任浙江嘉兴县知县的杜溁。他专门写了《重修多宝寺记》的文章，以记其重修事宜及功德。

多宝寺遗存的照壁

到了明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太仆少卿王格撰写了一篇《多宝寺重建正殿疏文》，文中记载了多宝寺有关创建和重修的情况。王格之文先交待多宝寺创建的历史：“多宝寺者，京山县附郭刹也。按《图经》，南宋时县有多宝寺，然在西南，今县处城东北隅。相传本白鹤道院故址，而寺蓋徙建焉。据寺僧又称，宋乾德中，县人吕浩实施其地，铁牛禅师开创之。岂吕所施乃前在西南者，而寺僧缘其本始言与？然弗可考矣。”看来王格是相信多宝寺创于南宋，而疑创于北宋乾德中之说的。下文接着记述在明代初期多宝寺的发展情况：“寺所居，左冈右泽，颇擅川麓之盛。洪武初，即寺设僧会司，县寺无逾数十区，而此为冠。弗唯其教所宗，凡长至（即夏至）、岁旦及圣节诸大礼仪，则县若学官师，咸就是肄习之，甚或行李（使者）贵客，厌阛阓湫隘（市区低下狭小）者，辄假馆焉。以是车马冠蓋，楚然称繁。会所有庐舍积岁葺饬，巨细且数百间，略名宏壮。”继而在下文中着重记述嘉靖三十四年重修多宝寺的经过：“历正德中，渐颓陊矣。僧会通佐辈以次修复，唯正殿朽于蠹，厥费繁侈，佐尝有意，而未果也。临灭（圆寂），谓其徒达浩曰：‘汝成吾志’。浩受其戒，已而入京师授僧会，既莅职，谋于众曰：‘寺鸟重于殿者，且先师所属可已诸？’遂捐私镪（钱币）若干为缘首，群僧从之，视所蓄薄厚各出为助。乃以状白所司，县大夫（县令）邓公合、丞君谢公与作、薄君刘公准、幕君张公潮暨学谕君范公元恺、训君王公拱阳、陈公洋咸有赉予。旁及乡贵人，若村舍之有力者，金、米、盐随所宜，杂然大集。浩又有心计，能用甚众，市材募工，召匠程役，各有司存。晨夜肆力，届岁告成。”其重修工程一年竣工落成。进而写重修之寺的规模：“殿之制，卑崇广袤略视于旧而加巩密焉。丹圬墄，并手毕就，俱整洁倍他日。殿后庀余材，造堂曰‘观音’，而殿若堂新故象设，各缮治之，涣然夺目。门右辟地数十丈，植柏百许株，合其师故所植左界者近千株。两坞环夺东西，郁郁苍蒨。”最后写索偈之请与其感慨：“事已，谒予索偈。予惟象教所由存，古人欲其怵恶劝善，弼吾道广化教也，故设官置署，统领其徒，居然纲纪之司矣，而况祝圣讲礼，又与县道人事相关甚殷，其坏而弗修，密非此中一阙务耶？然百余年来，寥寥未有以为虑者。浩一旦毅然任之，千金之费，裒诸旬月，历世之废！兴诸期岁（一年），非其才力有兼人者而能然乎？予尝叹，近世风俗，颇以因循弛事，自寰海之大，以至一邑，坐糜岁月，而莫知为国家忧。其可虑者，相习谓当然。浩，异教也，举动若是，不足为任事立赤帜耶？余邑子嘉浩之能振其教，且欲为世之悠悠者戒，故欣为之辞。”“赤帜”，此谓真诚的表率。王格之文具有史料价值。

万历四十二年（1614年），曾任礼部尚书的李维桢撰写了《多宝寺募修大雄正殿疏文》。文章开篇记叙多宝寺的创建历史：“予邑城不足三里，四封延袤四百里，附城惟一寺，曰‘多宝’。在东门外百武一观，曰‘白鹤’。寺地广于观，传为铁牛禅师所构。或曰是观故址，岂师亦志公卓锡，能令观却避耶？或曰里人吕浩舍宅，不可考矣。”其观点和王格的相同，“不可考矣”。其实寺创于县南，后迁于东之白鹤观。有什么不可考？下文讲述明代重修多宝寺之事：“历年久远，土木圮敝。正德己卯（正德十四年），僧会法恺、宣洒、通佐稍新之，而大雄殿工未及举。佐没时，以令徒达浩，达浩为竟其事，则嘉靖乙卯也。”这里明确指出达浩重修是嘉靖三十四年（1555年）。比王格之文记得准确明了。继而记叙六十年后重修多宝寺的过程：“今又六十年，殿朽蠹复甚，于是僧伽（即僧）福履、福远、成英、成道之属，请诸宰官、优婆塞（在家奉佛的男居士）、优婆夷（在家奉佛的女居士）更新之，而福履之金陵请予为疏。”最后写请之写疏的情况及其所产生的联想：“邑有长者、贤者在，非予所敢专也，福履固请，不可辞。蓋寺以地广而近城，乡缙绅萌隶（百姓）有事于邑，若四子冠蓋轮蹄，必于是托处。岁时，邑大夫，国有大庆，博士弟子率吏民肄礼其中，舍是无复之矣。佛座前有皇帝虚位在焉，孰设施是，而任其梁栋崩圮，风雨鸟鼠侵蚀闇沕（掩没），‘天威不违颜咫尺’之谓何，何以令众庶见也？吾侪四民日用饮食，莫非君赐，所为报德，惟此一瓣香，三呼万岁而已，必不吝锱铢龠合，以赴终事之义，亦何须从吏为哉！佛法首重君亲，觉照辈比邱不以资益慧命色身（慧命，僧人的尊称。色身，谓色法而成之身），而崇饰拱辰祝厘之所，彼法世法，蓋两得焉。予述其所关切大道，以申告夫薩缚达者（一切通达事理的人），夫田福因果（因缘果报）之说，存而不论可也。”把信佛与重君联起来了。老百姓求的是保平安等呀！(www.xing528.com)

清顺治中，有顺治十五年进士邑人王吉人系第三个为多宝寺写疏文的人。其为《多宝寺重修大士阁疏文》，先概括王、李二人所阐释之道理：“余纂修郡志，及邑乘所载，多宝寺创自铁牛禅师。明正德间，僧通佐有意修正殿未果，至嘉靖乙卯，其徒达浩毅然任之。先太仆少泉祖有言：‘近世风俗，颇以因循弛事，自寰海之大，以至一邑，坐糜岁月，而莫知为国家忧。其可虑者，相习若为当然。浩，异教也，举动若是，不足为任事者立赤帜耶？’后六十年，僧福履更新之，走金陵，请疏于宗伯李本宁先生。其略云：佛法首重君亲，比邱不以资益慧命色身，而崇饰拱辰祝厘之所，于彼法佛法，蓋两得焉。福田因果之说，存而不论可也。余三复其文，未尝不叹前人立言关切大道若此。”接着写自己第三次复文的所见所感：“今正殿后有大土阁，昔藏经于其中，岁久渐敝，不亟为修补，将日就颓靡。僧法旨矢愿重。一日，同诸上人属余为之疏，余谢不敏。诸上人曰：‘自君家太仆公为文而后，六十余年有宗伯以继之。今又四十余年而及公之身，公虽欲辞，恶得而辞诸？’余乃悚然叹曰：‘吾邑二百余年，二公以文学起家，先后擅名海内，片语双字，不胫而走四方。余虽谬称后进，而才谫薄（浅薄）无似，即欲追步前踪，有所未逮。且夙乏慧根（聪明的天资），不解竺典（佛经），何敢妄赘一词？无已，请以二公之旨更端其说可乎？夫佛教之入中土，而佐圣天子之化也久矣。在承平时，龙宫鹫岭，与云日而蔽亏；鸟革翚飞，极人天之壮丽。其碑版石碣之文，熀耀名山大川间，抑何盛也。频年屡经烽燹，佛殿梵阁，所在倾圮，即前人有作，亦竟听其蓬飞烟断，漶来无考已。嗟乎！昔也僻岛穷岩，尚有衔花之鸟；今也朱门大宅，阒（寂静）如缘木之鱼。岂祖庭秋晚，少遇作家，抑人尽贪悭，未值檀那耶？先太仆所言，世无任事，相习若为当然者有之。若宗伯‘福田因果，存而不论’一语，窃愿有进焉。昔无边身菩萨将竹杖量世尊（释迦牟尼）顶，丈六，子又丈六，量到梵天，不见世尊顶，乃掷竹杖合掌说偈云：‘虚空无有边，佛功德亦然。若有能量者，穷劫（天地的形成到毁灭为一劫）不能尽。’然则，福田因果之说，又何必存而不论了哉！诸上人喜曰：‘公现宰官身，次第说法，功德亦不可思议。请叙其言，以续二百余年盛事。’爰不揣固陋，勉缀于册，自附作者之后，且以告世之喜种福因，而毅然任事者。”一座寺庙的重修，结缘了京山三大文人挥毫记事阐道，实乃佛场文坛一段精彩而闪光的佳话！

比较全面概括多宝寺宋至清初修建历史的，当是清康熙十二年的《京山县志》。其志卷九载：“多宝寺，在县治东应德门外数百步，旧在县南河畔。相传宋乾德二年铁牛禅师开创。考《□□语录》，铁牛本住长寿庐陵院，今所云或自庐转徙也。所开县寺有数处，而多宝其一。多宝元季毁于兵。明洪武十年，僧会悟铠因白鹤观故址徙建今寺，僧会司在焉。悟铠初创法堂三间，永乐五年，创正殿五间。八年僧法志创东廊六间。十年，法懋、法愈创山门三间，西廊六间。天顺六年，僧会祖会创钟楼一座，铸钟一万三千七百余斤。其后诸比丘创维增拓。正德中，山门坏，僧会通佐重建，增为五间。嘉靖中，正殿坏，三十三年僧会达浩重建，盖地东西七丈二尺，南北四丈三尺，高三丈六尺，其榜‘大雄宝殿’为王太仆书。后观音堂五间，即故观善堂遗址。殿右厅五间，俱达浩建。寺由是壮丽甲诸寺。天启二年，殿朽，佛像自焚，僧募修鼎新焉。县学官正旦、冬至、圣节俱在此习仪。有杜溁及王格记。寺东溪水外有银杏树一株，数尺以上，半朽。通佐云，是红巾时避兵人倚釜所绕。又有皂角树三株，高三十余尺，围十尺余。昔数百年物。山门外有牌楼一座，为贼毁。至崇祯末，知县章聚奎重建，题为‘京源首寺’。寺后观音阁年久亦为风雨飘摇，寺僧贡文殚力募修，胜概得以永固云”。后来康熙四十五年《古今图书集成·职方典》卷一一四二中关于多宝寺的记载是转载康熙十二年《京山县志》中的部分文字。

上述《京山县志》文中关于“正德中”的记载，明李维桢的文章中记为“正德己卯”，即为正德十四年。而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中记载为“正德十五年”。笔者以为，应以李维桢记载的“正德己卯（十四年）”为准。

关于多宝寺在清代的修建情况，因史料缺乏故不得而知。但从清道光年间举人易本烺《游多宝寺》七律诗中可以看出一些迹象。其诗云：“塔影钟楼护绀园，梵宫不是宋朝烟。残碑卧雨两三座，老树看人七百年。纵改桑田犹古地，难逃谁摹玉筋圆。”“绀园”，佛寺。“工部”，指北宋工部员外郎郑文宝。“玉筋”，书体名，指小篆。从诗中明显可知道光年间，多宝寺中的殿宇、钟楼、古塔、残碑和树木等均存于世，当然寺内的香火依然传承着。郑文宝所篆刻的石刻当已不复存在，故用“谁摹”一词作问。

清末，僧人离散，多宝寺院渐渐衰败荒芜。民国时期，多宝寺大殿成为私塾，佛事活动已无法开展。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八月，多宝寺院被侵华日军的飞机狂轰滥炸而全部摧毁，一座历史悠久的古寺就此消失。

宋明时期，有诗人游历多宝寺留下了诗作存世。宋魏野《寒食日经多宝寺秀上人房》七言绝句：“城里争看城外花，独来城里访僧家。辛勤须觅新钻火，为我亲烹岳麓茶。”此诗载于光绪八年版《京山县志》卷二十一中。是转载宋王得臣《麈史》卷中《诗话》中的记载。似乎有照抄郑文宝的《寒食日经秀上人房》诗之嫌。笔者有三点质疑。一是句式和句尾字完全一样，而诗没有一点新意。二是既在京山多宝寺，又烹什么“岳麓茶”？当或是郑文宝贬湖南蓝山县时游历岳麓山时所写。三是查《全宋诗》魏野诗中并无此诗。

明谭浑《多宝寺寻旧游处》五律诗：“古树桥东路，于今但夕阳。莓苔侵佛座，鼠雀满禅房。独立瞑钟下，低徊废井旁。老僧无处问，何事不荒唐。”从诗可见崇祯末年多宝寺的荒凉景象。

清王应符《多宝寺访员生上人》七律诗：“浮尘荏苒到兹年，八十流光迅似弦。身未皈依谭定法，心从净域忆高禅。莲花座听鱼声响，贝叶经翻杖影悬。久欲上方觅伴侣，岭风溪月有余烟。”八十岁入寺访上人，浮想联翩，身未皈依，而心忆高禅。听鱼声翻经书，觅伴侣，直到炊烟起月儿升。看来诗人和员生上人没有交谈出什么结果来。此时的多宝寺香火还是旺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