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上书院,位于沙洋县城区大堤与围堤交界处的原关庙左侧。建于清乾隆十年(1745年),因宋代乡贤朱震著有《汉上易解》一书,书院之名故为“汉上”。笔者2004年2月12日考察汉上书院。
在清乾隆版《荆门州志·汉上书院图说》中,舒成龙这样写道:“沙洋在宋时尚有城,称文物地。宋末遭元屠,文物尽矣。明代如李侃、黄点诸贤,宦业登诸史册,学业推重乡闾。国朝如严钦谟、胡作梅、江鼎金、张洪、胡作柄、张鳌、李光泗、方嵘、方培度前后诸人,阶九列、司文衡、掇高科、擅文誉者啧啧人口;而皆产沙洋,毋亦汉水灵秀所钟欤!”在舒成龙看来,沙洋是块风水宝地,明代诸贤,宦业载史册,学业传乡闾,清代诸贤先后位居九卿之列,执掌评判的文权,科考获高品,声誉享文坛。诸多贤人皆产沙洋,不也是汉水灵秀所钟吗!上述之论,为沙洋修建书院呈现了文脉渊源。
汉上书院图
接着舒成龙讲述了修建汉上书院的意愿:“成龙自莅荆门以来,久欲于汉上立书院,招集附近沙洋诸生童肄业其中。岁乙丑,始成此志。”岁乙丑,即乾隆十年(1745年)。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我们,汉上书院创建于乾隆十年。奇怪的是,有的不认真查证史料,错误地将汉上书院的创建时间定为“乾隆十八年(1753年)”了。其实,除舒公记述的乾隆十年(乙丑)外,同治年间荆门知州王庭桢所撰的《汉上书院记》中十分明确地记为“盖乾隆十年前州牧舒公成龙所建”。上述错误的原因何在?错在《湖北通志》卷五十九“学校志五”中:“汉上书院在沙洋堤上关庙后,乾隆十八年知州舒成龙建。”与此相矛盾的记载是在这行大字之下,实录了王庭桢的原文,其中有“乾隆十年,前州牧舒成龙所建”。这显然是《湖北通志》的编辑人员的不严谨的错误所至。1996年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书院辞典》中,也以讹传讹地记为“乾隆十八年”。
关于汉上书院的规模结构,舒成龙记道:“卜佳地关庙后,先加广堤基四五丈,以固其基。然后为北楼三楹,颜曰‘观澜’”。附耳房二。东、西各厢房三楹。楼前为仪门。再外,为大门,向东,颜曰‘汉上书院’。西偏为射圃。临深潭构亭曰‘乐循’。”从而可知,汉上书院位于关庙之北,院内的北楼坐北向南,东、西相对所构厢房各三楹,大门坐西向东,直面汉江,匾刻“汉上书院”之名。文字与图画互相印证。
同时,舒成龙还记述了书院之旁的其他建筑:“院前之两关殿、禹殿、佛庐、山门、经楼,俱为重建。复构奎楼于庙南,以振文峰。计费千五百金,而堤、院各工乃成。”看来,加宽堤基和构建书院总共开支一千五百金。其他建筑群所用经费不在其列。
图说之文的最后一段是写关于延师招生之事:“于是延明师,选俊秀,雒诵(反复诵读)之声徹诸江上。英才日出,前徽可继矣。他日诸宪舟行时,一憩此训迪之下,诸生更可藉闻高论也。”这也是舒成龙这位州官对书院诸生前景的一种展望吧!(www.xing528.com)
同治九年(1870年),代理荆门知州的王庭桢,对汉上书院重为整饬。他在《汉上书院记》中,开篇就记述了汉上书院荒寂的状况及原因:“书院者,所以讲学育才也。而振兴鼓舞,端在有司。予以同治庚午(九年)夏捧檄权(代理)荆门,先至沙洋视堤防,知有汉上书院,盖乾隆十年前州牧舒公成龙所建。道光间,岸崩,院宇几付波臣,邦人士迁之矶上。咸丰中,兵燹叠经,斋舍荒寂,弦诵之声遂辍。予低徊其间,心焉惄之。”文中的“波臣”,指水族。古人设想江海的水族也有君臣,其被统治的臣隶称为“波臣”。此处可译为“波涛”。“惄”,忧思;忧伤。
接着写整饬的行动:“亟谋诸邦人士,重为整饬,清厘经费,以助生童膏火,并拂拭轩棂,增制几案。”
进而记述聘师、授课、考试等事项:“举行月课。与州同张君福鐄迭命题,评文之主,选共佳构,备刊课艺。每扃试期,生童彬彬然常数百人,且有住院肄业者。聘贤士大夫主讲席,随其质之高下,勖以明道义,先器识,通古今,使成其材,为乡党之端人,膺国家之大受。”
然后从“景慕前贤”的角度出发,以勉诸生,提倡“笃内行,敦实学”之学风。但因取额有限,膏火资微,只能随时增广,以惠士林,以促人文蔚起之势:“文教关夫治道,询非浅鲜也已。昔宋儒朱公震,此间乡贤也,第进士,历官清要,廉正守道,朝廷倚重之,著有《汉上易解》,人称汉上先生。舒公以之名书院也,盖欲学者景慕前贤,笃内行,敦实学,仰副圣天子作人之雅化,诸生勉乎哉。邦人士既定规条,呈请立案,复求文,贞诸石。第念取额隘,膏火微,果理财得人,善为酌剂,随时增广,以惠士林,从此人文蔚起,予将拭目俟之矣。是为记。”虽然有关人士拟了规条,呈请州里立案发文,以大量广招生员。但考虑到名额有限,资金不足,只能随时增广。可见,人文蔚起,人才辈出,是王庭桢建书院所期待的目标啊!
汉上书院虽然仅存遗址,但它为沙洋培育人才的功德是永垂史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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