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屏烟盒舞与海菜腔：彝汉文化交融的艺术品位提升

烟盒舞、海菜腔是彝族尼苏人先民所创造的原生态艺术产品，元代特别是明代以来，由于受到汉文化的深刻影响，逐渐衍变发展成为今天民族民间艺术珍品中的佼佼者。可以说，烟盒舞、海菜腔是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

云南彝族语言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彝语支，整个彝族在西南地区有六个方言区，石屏彝族语言是南部方言区的代表。彝族有自己的文字，明清时期称为“爨文”、“韪书”，后人称为“倮文”、“夷文”、“贝马文”。彝文有一千多个比较通用的文字，彝族的许多历史、文学、医学、经书都用彝文记载。清雍正《临安府志·附夷俗》中记载：“则用木刻书爨字于其上，字为纳垢酋阿丁所撰，形如蝌蚪。”又载：“有夷经亦爨字，其精者能知天象断阴晴。”由于受汉文化的影响，目前彝文一般只有“贝马”能认识。

现在散居在城市附近坝区的彝族大多已不会用彝语交流，聚居山区的彝族人还能用彝语交流，但都通汉语。彝语中有20%以上的汉语新词。

尼苏人服饰，过去男性穿白汗衫，外罩青、蓝绒（或布）褂子，饰以银扣33颗或36颗；下穿青、蓝布宽口扭挡裤，系腰带；头上裹青布包头或戴毡帽。现在男性基本穿汉式服装。尼苏姑娘蓄发，梳两辫配以假发，扎四道红头绳盘髻于顶，以青纱罩发，露四道红扎于脑后，俗称“四平头”；婚后则两辫合一，改扎红线三道，露出三道红扎头，因此称尼苏妇女为“三道红”。衣服为青、蓝布大襟姐妹装，外罩青、蓝绒褂子，绣花边，饰银扣；下穿宽口直裆裤，裤口镶花边。耳戴大银耳环，手戴银手镯。有的妇女配有绣花齐胸围腰。如今很多彝族妇女已开始穿现代服装，年轻姑娘更是穿上时装。

坝区尼苏人住房明清以来与汉族的土木砖瓦结构住房一样，建盖三间四耳房的小平房四合院，有钱人家盖两层楼房，逢年节或婚丧大事也贴门神、对联。山区尼苏人多聚居，住房以土掌房居多，有平房和土掌起楼两种，屋面用粘土捶平。有的也学习汉族的铺瓦形式，富裕人家门窗学汉族雕刻，大户也盖土木结构高大瓦房。山区彝族堂屋也挂字画、贴春联。

尼苏人同汉族一样也过春节、清明节、端午节、中秋节等节日，但仍保留祭龙、火把节等民族节日。坝区尼苏人婚俗也渐同于汉族，并相互通婚。山区聚居村寨婚俗仍按“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青年男女通过“吃火草烟”活动也能寻找到意中人。在山区，男女成亲的新婚之夜，伴娘要陪伴新娘住在洞房，新郎不能入内，得另居别室。第二天早饭后，新郎就送新娘回娘家，称为“座月”。新郎当天返回，以后到农忙时，又到岳母家接新娘来帮忙，农忙过后又送新娘回娘家。一般新娘要在两三年甚至七八年后才正式到夫家过日子。旧时，在娘家这段时间，新娘仍可去参加“吃火草烟”活动，而新郎在有孩子之前也会去“吃火草烟”。近些年来，此习俗略有改变。

尼苏人接受汉文化较早，清康熙《石屏州志·艺文志·庙学记略》载：“云南距京师万余里，石屏一州又在南数百里。其学创于至正间，元末颓废。洪武二十二年又复建庙学，岁久滋敝。”石屏一带在元代就开庙学，使尼苏人较早受到汉文化熏陶。《石屏州志·艺文志·庙学记略》又载：“开儒学以教乡俊，建文庙而祀吾夫子者十之四。蛮夷之习，虽未尽殄，礼文之风亦间兴焉，荒服之制也。”“临安虽云南南边，而人物近秀慧，文教易行，故州县属者，庙学为多。石屏州自洪武中已创有之。”《石屏州志·风俗》载：“及明初置州牧、宣政教，以化导之。……士喜向学，讲习维勤，闾巷之间，焚膏诵读，丙夜不止。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田多瘠薄，农夫耕用两牛，前挽后驱，胼手胝足，终岁勤劳不休。俗尚节俭，急输将近者，闾巷多贫，犹未尽兴礼让，则厚民生，美风化，尚待于富教云。山寨众彝皆构茅屋土掌以居。其语言、服饰、婚丧、饮食犹仍旧习，未能尽变焉。”民国《石屏县志》卷四〇《杂志·土著》载：“土人中罗罗最慧，几同化于华族，科举时有冠乙科登甲榜者，可称也。”乾隆年间就有彝族进士李云程、李茂彩，举人李云汉、车为翰、车为藩等多人。彝族进士李云程是异龙湖南岸龙港村人，虽是彝族子弟，但自幼学习汉文，研读经史，对汉文献研究颇深，曾编辑《古文笔法百篇》二十卷，写下《寓川草诗文》三十卷，两书后由其门生代为刻印行世。李云程虽考取进士，但彝族忠厚爽直的性格一生未变，不唯名不图利，以清廉忠厚传家。他在《彭李家谱序》中有诗云：“积金遗后固云差，纵是砚田未足夸。留与子孙何物好，一生忠厚永传家。”

元代开儒学，使滇南彝族开始接触中原文化。明初大量汉族迁入，与土著杂居、通婚，传汉俗，石屏、建水等地进入了一个全新的发展时期。民国《石屏县志》载：“按石屏之盛，由沐军留屯，江南大族辟新天地，始有今日。”“能大启文明，使土著之人同化于我华族。语言文字、风俗习惯、政令条教、典礼诗书，彬彬郁郁，比于中州。”但是，汉文化并没有完全取代原住民的文化，而是两种文化并存，相互影响。

烟盒舞、海菜腔这一民族民间文化艺术必然会在这一时期引起汉族和本民族中饱学汉文的子弟的关注，并对其进行再创造。

首先来看烟盒舞的套路名称。在收集到的二百余套舞蹈中，仅保留了二十套左右少部分彝语名称，如“查果哩”、“阿梅着即嫫”、“阿撤弱舍”、“其格尼格都”、“阿色哩跪哟”、“阿尼少作舍”等，绝大部分舞蹈名称是较为好记好念的三字、四字汉语名称。

“查果哩”，汉语意为“转过来”；“阿梅着即嫫”，汉语意为“大嫂煮饭吃”；“阿撒弱舍”，汉语意为“三步三步地跳”；“其格尼格都”，汉语意为“伙子姑娘齐齐地跳”；“阿色哩跪哟”，汉语意为“祭拜舞”；“阿尼少作舍”，汉语意为“阿娘走三步”。

舞蹈套路以汉语称谓，又好记又好读，而且听名即可知所表现的内容，易于传授推广。比如三字名称的“三步弦”、“二步半”、“三步勾”“三步点”、“划小船”、“踩谷种”、“六穿花”、“蹬慈姑”、“上通海”、“下曲江”、“戽细鱼”等等，又规范又明白。又比如四字句的“燕子歇梁”、“蚂蚁走路”、“鹭鸶探鱼”、“长虫过埂”、“玉屏倒水”、“仙人搭桥”、“仙人摘桃”、“正挂丁钩”、“扭松毛结”等等，读起来既顺口又有文采，而且很形象，更利于传播。逐渐地，这些舞蹈从石屏向四面八方传播，无论是西边的思茅、普洱，还是东边的建水、开远，南边的个旧、蒙自，北边的通海、华宁、弥勒，远隔数十百里，舞蹈的叫法、跳法都一样。学习、传播烟盒舞的人不仅有彝族，还有很多是汉族。从明代开始，烟盒舞就是彝族、汉族人民共同喜爱，并不断创造完善的民间艺术。

烟盒舞小调中的唱词也体现了彝汉文化交融的特点。如“六穿花”：

噜噜哩噜六穿花，噜噜哩噜解疙瘩。

天上梭罗哪个栽？地下黄河哪个开？

噜噜哩噜六穿花，噜噜哩噜解疙瘩。

天上梭罗王母栽，地下黄河老龙开。

歌词中“噜噜哩噜”是彝语的衬词，而“黄河”、“王母”这些词无疑来自汉文化。

再如“老人家”：

老人老人（尼）家，

拄着拐棍（尼）来贪（尼）花。

（舍罗哩舍，舍罗哩舍）

拐棍歇在花树（尼）脚，

弯脚弯手（尼）来跳（尼）乐。

（舍罗里舍，舍罗哩舍），

半天喜鹊叫喳（尼）喳，

三朋四友（尼）来到（尼）家。

（舍罗哩舍，舍罗哩舍），

小小蚊子脚勾（尼）勾，

一飞飞到（尼）蚊帐（尼）头。

（舍罗哩舍，舍罗哩舍）

有钱人家扯蚊（尼）帐，

无钱人家火烟（尼）煪。

（舍罗哩舍，舍罗哩舍）

又如“石屏橄榄菜”：

（舍舍，舍哩罗舍，舍哩罗舍哩罗舍哩罗舍）

（仄夺氐夺）石屏橄榄菜（呀是），

（仄夺氐夺）石屏嘎嘎菜（呀是），

（仄夺是氐夺是）赶忙转过来。

（表、表、表资格表，表资格表资格表资格表）

（宰宰宰宰）石屏干腌菜（呀是），

（宰宰宰宰）石屏嘎嘎菜（呀是），

（宰宰是宰宰是）赶忙转过来。

以上三首小调的唱词也是彝语、汉语相夹杂，更突出了彝汉文化结合的特色。

从烟盒舞表现的具体内容中，也不难看出彝汉文化融合的现象。如“风车转”、“纺线弦”、“扯水”、“关圣撕刀”、“童子拜观音”等套路。

明初以后，汉族的大规模迁入，带来了很多先进的生产技术，本地民族渐受影响，纺织逐步成为妇女们从小就要学习和掌握的一项生活技能，家庭纺织非常普遍，“妇人习女红，勤纺织，每深夜犹闻机杼之声”。有的妇女靠纺织供子弟读书，“苦织训子”、“躬操机杼”、“户户机杼声，人人诗书契”。当纺线织布成为妇女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项重要内容时，人们就模仿这一生产生活情景，创造了“纺线弦”舞。同样，扬谷物的风车也是明代汉族带来的又一农业生产工具，因其广泛使用而产生了烟盒舞的“风车转”套路。

明代万历以前，石屏彝族尚不会提水技术和使用提水工具。万历年间，四川涪州人曾所能到石屏任知州。他到石屏后，曾遇干旱和水灾。为了抗旱和救灾，曾所能就教彝族人用桔槔汲水，并制造出龙骨水车来汲水，由此石屏才有了提水工具。彝族人模仿汲水的生产场景，创造了烟盒舞的“扯水”套路。

观音是汉族佛教文化中的神。受此影响，彝族村寨也建有观音庙，家中也供观音菩萨。由祭祀神灵而深化出烟盒舞的“观音坐莲台”套路等，也是彝汉文化交融的产物。

其他如“榨甘蔗”、“哑巴解板”、“操洋操”、“敬一盅”、“打开个旧厂”、“山神老爷抬土”等套路，都是文化交融的产物。

总之，从烟盒舞的套路名称来看，烟盒舞肯定经过了具有较深汉文化造诣的人的细心研究，所起的套路名称言简意赅，既不失汉语的风雅韵味，又通俗易懂，比较一下彝文名称，就能看出汉文化在烟盒舞中所占的分量。

下面再从海菜腔的唱词来看彝汉文化的融合。

明洪武十六年（1383年），石屏开始屯军，驻军34伍，每伍5人，共170人。洪武十七年（1384年），明太祖朱元璋采取移民政策，“移中土大姓以充实云南”。《石屏县志》“汉族”条目中载：“石屏汉族，旧有军籍、民籍之分，军籍汉人，有的与地方土著通婚，习同土俗，衍变为夷族；原土著民族，有的因姻联关系，习俗渐融合于汉族。因此，石屏各民族不断地融合。”石屏旧志书记载，石屏人口，明洪武元年（1368年），928户，6020人；万历元年（1573年），1551户，18097人；清康熙十二年（1673年），1356户，14320人；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8217户，17958人。1912年，石屏总人口3.6万人，其中彝族近9000人，汉族近1万人。

由以上资料可知，明初石屏州有住户928户，6020人，估计其中汉族不到一半；直到1912年，汉族才近1万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为了生产生活，彝汉交流成为必然，语言的交流当在第一位，自然也会涉及民族歌舞的交流。

在这种交融的背景下，海菜腔如果再用彝语演唱，就很难被汉族接受，故而只有改造其唱词，才能适应彝族、汉族之间的文化交流。

彝族从明初习汉文，懂音韵，但不能直接以彝族的语法习惯来编唱词。彝语语法一般是名词在前，动词在后，如“吃饭”说成“饭吃”，“割谷”说成“谷割”，“骑马”说成“马骑”，“吸烟”说成“烟吸”，“摘梨”说成“梨摘”，“挑水”说成“水挑”，等等。海菜腔明亮抒情、委婉动听的旋律深受汉族人喜欢，引起汉族知识分子的关注。明代石屏汉族文人袁润就曾赞扬海菜腔说：“高山才一曲，韵杳入云霄。”石屏人谢联登也赞道：“渔歌交错催诗爽，樵唱局跹入画妍。”孙光绪游水月寺，边听渔民唱曲边闻僧侣诵经，写道：“渔歌敕酒杯含月，僧磬翻经声间钟。”罗天柱也有诗句赞道：“风经渔火熄，帷听棹歌声。”异龙湖南岸白浪湾彝民最喜唱海菜腔。康熙《石屏州志》“古迹”条载：“白浪山，在州东十五里，异龙湖南，人以渔为业，日暮系舟树底，烹鲜沽酒，棹歌相和，一派渔家乐也。”由于有汉族人的关注，又加之彝族子弟不断提高汉文水平，渐渐地海菜腔曲子就演变为江南民歌形式的七言四句唱词，而白话腔仍保留彝族古代诗歌五言、四言形式，至于衬词虚字，无法翻译，就仍然沿用。

用彝文记录的《祭龙传》是纪念先祖阿龙的诗歌。下面摘取其中一段翻译为汉文：

棵棵龙顶树，东西南北分。

后人念阿龙，年年来祭奠。

人们心虚时，见树心不虚；

人们力单时，见石有力气。

一年一头猪，年年祭龙树；

一年一对鸡，同把龙石祭。

年年祭先祖，保佑后世人。

愿村寨平安，愿人身健壮。

愿六畜兴旺，愿五谷丰登。

祭啊——祭啊——我的祖先。

再摘取彝族《火把节之歌》的一段翻译为汉文：

春播一葫芦，秋收满箩箩。(www.xing528.com)

谷穗像羊角，弯到脖子骨。

苞谷像娃娃，个个胖嘟嘟。

南瓜睡满坡，葫芦挂满架。

粮食装满仓，围着灶塘坐。

等着烤辣火，心里不发慌。

彝族古诗虽是五言结构，但每句韵脚没有严格的押韵要求。海菜腔白话里无论是说的还是唱的词，保留了五言结构，但每句都押韵，借用了汉族的音韵知识，使白活腔变得朗朗上口，富有音乐感，便于交流传播。如：

男：

今日去掉，哪日来到。

白话腔表演

女：

三日两回，不来不得。

男：

五天一街，陆续来来。

女：

妹无钱使，断了街子。

男：

妹罢谦虚，你钱多的。

女：

你说这句，说给妹气。

男：

妹在旁边坐，抬酒来闯祸。

女：

阿哥抬酒来，抵得发天财。

男：

不是发天财，抬点冷水来。

女：

哥说是凉水，不妨会辣嘴。

男：

牙齿白胥胥，一标二直的。

女：

伙子生得俏，把妹诱疯掉。

男：

眉毛两道弯，阿妹生得称。

女：

眉毛弯又黑，牙齿细又白。

男：

喝酒会辣嘴，搛点菜递给。

女：

递来满冬冬，回去空酒盅。

以上白话虽然是平时见面和吃饭时的对白，但说来押韵合辙，风趣横生，没有一定的积累是难以应对的。将白话和彝族古诗比较，不说内容深浅，仅从字面句式上说，白话腔要生动灵活得多。

正曲子演变为江南民歌民谣句式结构，也更加便于对歌比艺，吐露情感，塑造形象。如：

赶马哥哥一条龙，十个出来九个穷。

前边赶着英雄马，后面背着烂烟筒。

日头出来红彤彤，为苦为穷来卖工。

工钱不过三两文，小腰弯成一张弓。

太阳出来红彤彤，哥妹情爱莫露风。

燕子衔泥嘴要稳，蜘蛛结网在肚中。

日头出来万丈高，哥出远门妹心焦。

哪日得见郎哥面，不吃人参会起膘。

短短一首民歌，道出了人生艰苦、爱情忠贞的情怀，如果用彝语来表达，难以产生如此简练精确的效果。

海菜腔整个的唱词中，除了正曲子、白话腔、花点都用汉语外，衬词、叹词、虚词保留了很多彝语译音，有的有明确意义。如：

舍——意为哼唱、合唱、齐唱。

罗——有时为彝族自称，有时作叹词。

舍罗哩舍——我们唱呀哼呀。

啊吆吆个玫——叹词。

啊个玫依吆——叹词。

呀火呀格哩——叹词。

格、尼——衬词。

哦、也——叹词。

叽噜哩——衬词。

舍哩哩——哼唱。

仄氐哩——衬词。

由海菜腔唱词可见彝汉文化融合得如此巧妙。其以汉语为主，保留彝语贯穿其中，让人听来既有彝族的味道，又具汉族的韵律，确实是彝汉文化融合的典范。

再有，烟盒舞、海菜腔的伴奏乐器也能说明彝汉文化的融合。

明代以前，烟盒舞、海菜腔伴奏乐器单调，跳烟盒舞是拍掌或弹响节奏，唱曲只有笛子相伴。明代石屏文人袁润诗中有“拍板旁敲斧，依腔复弄箫”的描写。另一文人许子言也写道：“潋滟浮光一镜明，数声渔笛傍蒲芦。”明代昆明人施采任石屏学正，游异龙湖听到彝家山歌，写出了“渔笛吹来何处曲，烟波海上咏沧浪”的佳句。随着明初汉族大量进入滇南，汉族的乐器也影响了彝族的娱乐生活，彝家人也逐渐学会使用和制作汉族乐器，并用于烟盒舞、海菜腔的伴奏。清乾隆《石屏州志》卷八《杂记》中载：“夷人各种，皆有歌曲，跳跃歌舞，乐工称细乐，筝、笛、琵琶诸器与汉制同。”清代云南学者许印芳在《星回节考》一文中记述石屏的彝族在节日里“乘醉作乐，若口琴、阮琴、瓢笙、缅箫、二弦、三弦之属，杂然并兴”。彝族用的四弦恐是仿三弦而做。

由此可见，从明朝以后，烟盒舞、海菜腔逐步引入了汉族的多种乐器，形成了丰富的伴奏。到民国年间，又加进小京胡，显得更为多彩。现在伴奏仅以四弦为主。

烟盒舞、海菜腔是彝汉文化长期、广泛交流、融合的结果，是外来文化与原住民文化相碰撞产生的火花，是彝汉民族民间艺术的完美结合，并最终形成了自己独特的艺术风格和艺术样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