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圣陶教育名篇选：纯乎其纯的大学教授、编辑员和主笔

像我似的，不高兴的时候听见孩子嚷嚷就要呵斥，写信或是写什么的时候不许他们有较为繁琐的说话声，他们哭得不休的时候，觉得这哭就是不好，就该骂，也不问为什么而哭；但是偶尔兴致来了，又正好没有旁的事做，“父亲的”心情忽然觉醒了，于是拉他们到膝前来，抚摩着，讲些人间海外的故事，又唱着仅有的几个从前学堂里的歌儿，这当儿，颇自以为教育的意味沦肌浃髓了。试问，这算得当之无愧的父亲么？当然算不得，因为才一会儿，所谓教育的意味就幻梦一般飞散了，呵斥、厌恶、禁止等等马上恢复原状。

好的父亲一定不是这样，他所以不同于平常的父亲，就在永远怀抱着“父亲的”心情。孩子的嚷嚷他能够利导，使化为天真嘹亮的歌声，或是娓娓动听的谈话，而决不加以呵斥。孩子哭了，他更能入微地体贴：是身体的机能有什么障碍么？是小小的心灵有什么不安么？切心的忧虑是有的，而与怒骂绝缘。至于自己有什么工作，即便是从事伟大的发明，撰写名山的著作，也决不为了这些侵占孩子们的自由，他相信这天下是孩子与大人共有的。他这样做，用不着什么强制的功夫；只以为对付孩子就只有这种态度，就是醉里梦里也换不出第二种，他唯有这样做才觉得合适，才觉得舒泰。结果，他的孩子有福了。

类推开来想，各色的人都有当之而无愧和当之而有愧两类。人间需要的，当然是当之而无愧的一类，但是这一类少得很，我不禁为世道担忧了。

大学里的教授，学问为学生的先导，人格为学生的模式，从这些概念上想，该是怎样一种人可以知道了。而近来听见有公然喝打的教授，有挥众动手的教授，而站在他们对面的，却是个赤手空拳的人，而且并不是应该与众共弃的恶人。虽然他们自辩的文电里屡屡说“全属子虚”，而在场目睹其事的人却“言之凿凿”，未必真属子虚吧。我们闭目冥想，当他们指挥群众的时候，脸一定涨得通红，脉络一定胀得挺粗，眼光带着杀气，声音转变成异样的喊叫；学问是什么，人格是什么，飞散了，飞散了，散得无影无踪；主宰着他们的身体的只有原始的蛮性，粗野的无所谓教育的本能。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大学教授该不是这样的吧。

游山玩水的当儿，或当生离死别之际，忽然一念涌上心头，“此时此地，不可无诗”，于是笃旧的就仄仄平平一韵两韵地吟咏起来，维新的也美丽啊悲哀啊写下一大堆。在忽然一念之前，他们本同诗分隔在两边，莫说其生活其心情不曾沉浸在诗里头，连诗的水滴也不曾沾着一点儿。但是他们有记忆，记忆在那里提示着：“你是自以为能诗的，你在诗这方面是有浮名的，你是看重诗这件东西，认为是生活的点缀品的。现在是时候了，为什么不做诗呀？”这就感到欠了夙债似的一种心情，似乎非赶紧清偿不可，于是他们就吟咏起来写录下来了。但是，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诗人该不是这样的吧。

书馆里的编辑员，报馆里的主笔先生，在坐上他们的座位以前，做种种活动，或为营利求名，或为寻欢享乐，总之想不到今天坐上座位写的第一个是什么字。坐定了，笔从笔帽里抽出来了，稿纸也铺在桌上了，一支笔扶乩似地画几画，随意落纸，这才算写定了第一个字。这固然写意得很，舒服得很；但是，我想，好的纯乎其纯的编辑员和主笔先生该不是这样的吧。(www.xing528.com)

孙中山先生临死之际，几乎不能说话了，还断断续续呼唤“和平”“奋斗”“救中国”（见十八日《申报》《北京通信》），这里头含着极其重大的意义，从这里就可见中山先生是一位纯乎其纯的革命家。他没有把自己分成两橛，一橛是这个，一橛又是那个；他的思想行动，无论巨细，全都沉浸在革命里头，非由勉强，自然神化；假若把他分析起来，可以说他的每个细胞就是革命，所以他的思想精神绝对不是外铄的；所以直到最后一息，什么都不说，单给我们说这表示革命的伟大精神的金玉之言。

我不佩服自己作孩子的父亲，我不佩服会显原形的大学教授，我不佩服视作诗为还债的诗人，我不佩服落笔才写定第一个字的编辑员和主笔先生；不佩服的理由，就在这些都出于偶然的高兴与勉强的自制，结果一件事也做不好。但是我佩服中山先生，我要称他为“圣人”；因为他干革命工作，终身以之，生死以之，不知其他。

纯乎其纯的精神太可贵了。能有这种精神，如果是为父的，儿子有福了；如果是大学教授，大学生有福了；如果是诗人，我们有好诗读了；如果是编辑员和主笔先生，我们有好书好报看了；如果是革命家，中国就将终于得救了。

1925年3月23日作，刊《文学旬刊》166期，署名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