抢救在学青年-教育名篇《叶圣陶教育名篇选》揭示可靠的学习路径

方才舒新城先生说到教材须视教育目标而定，而教育目标千变万化，甚至人人不同，各人都有一套教育观。不过我总觉得中国的情形似乎还没有这么复杂，仅不过是某些人想教出些顺民来，而另一部分人则需要民主，单是这二种分野而已；而这二种分野的确是无法强同，无法妥协调和的。

我是主张读书不必进学校的。这意见在上次座谈会中曾说到过，因为据我的看法，现行的教育制度完全是继承过去的旧精神。前清末年废科举兴学校，而在实质上这学校还是继承科举的一套，精神丝毫没有改变；而这精神，起自汉唐下达明清而历代皆然。这种教育“精神”是要学生读一种死的东西，读了之后考一下，考得出的，由统治者雇用为高级或低级的帮手，考不出的那就一辈子倒霉。试看现在进学校读书的目的，还不是和以前的科举时代一样。过去考中了县试称县学生，再中乡试则称举人，然后进京考中则称进士，可以做官；现在呢，则有各等各级的文凭，还有外国文凭，那是最硬的了，不过现在怕也并不怎么硬得起来，总之，这一批执有文凭的人，就可以作为政治上统治者的帮手。以前统治的方面狭，所需的帮手还少；现在则统治范围广了，物价、交通、衣食住行等方面都要管制得无微不至，所需帮手也就更多；而这些帮手的取得，是通过人事关系，另一层是必须科举出身。事实昭彰，我这说法决不夸大。

而且不仅是精神相通，就是方法也是一致的，过去是专读儒家的书，钻研老庄的人都不会有什么出路。而读了之后，也并不要它有什么用处，不要身体力行，更不问是否受用，只要他能记忆，能在一句中发挥出二句三句，能够为圣人立言，这就可以去应考。而现在的情形又何尝不是如此，进学校的人，不要说文科，就是理工科也是这样，只要能记得住，写得成卷子，考得出，就称是好的，根本不用研究，更不管是否有用。

因之，我认为不想考科举，不想作统治者的帮手的人，大可不必进学校。不过，这说法似乎太过激，事实是有许多人虽则不想考科举，作统治者的帮手，他还是非进学校不可。那么退一步说，学校应该改良，主要的是必须少用教科书，用得越少越好，最好完全不用。为什么呢？因为我觉得有许多功课是不必通过文字的，甚至理科方面的东西也如此；而且，不仅不需要文字，就是连语言也都讲不清楚。现在“国定本”中有一种所谓“国常”的，那又是聪明人想出来的办法，把国语与常识合并起来，“国语”所讲的就是“常识”，“常识”就附在“国语”里，加些图表就算数了，这是颇为可笑的。譬如“橘子”，在旁边画一个圈圈算是橘子。橘子就是一个圈圈，通过“橘”字，通过图画，通过讲解，孩子们所识得的只是一个圈圈，那就何不把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让孩子们看，岂不简单明了得多。

真的，许多东西用语言文字是绝对说不清的。像一只杯子，你怎么用文字来正确地说清楚它的形状呢？而现在的教科书是最笨的书，就是想把茶杯写成文字，由文字来认识茶杯。要讲清一个茶杯，恐怕一百个字还不够；在这一百个字当中，有生字，有虚字，而等到学生把生字认得记得了，把虚字弄清楚了，整个茶杯也就没有了。(www.xing528.com)

所以，透过教科书看中国教育，小学的科目一切都是“国语”，材料是常识的国语、算学的国语等等；中学则一切都是国学呢，我虽设有讲过，但在中学时已看到一种风气，就是一切都是英文，除了国文：是解析几何的英文、政治的英文、经济的英文等等。我曾经在内地见到某大学的教授讲“教育学”，因为没有课本，就写在黑板上，先生先写了一黑板的英文，学生抄下来，抄好后再逐字逐句地解释，学生就记中文的笔记；解释好了再写一黑板，再抄再讲，据说每一节课最多可讲完三黑板，少则两黑板。这岂不是在教英文，哪里还有什么“教育学”的影子。其他科目，还不都是一样，除了国文。这样的教育除了使学生记得住考得出之外，还有什么用处，不要说使学生永远受用；对他将来发生良好的影响是绝不可能的，就是能在日常生活中有点用处也是不可能的。那么，这样的教本教材还有什么用处，教科书又要它干吗？

通过文字决不能认识事物，要认识事物不能借助于文字。这样，学校的先生又将做些什么呢？我认为先生应该是一幕戏的导演，更应该是演戏中的一个角色，他应该指导学生怎样排演，并且跟着他们一起演。不过，刚才俞先生已提到过，现在先生连饭都吃不饱，照顾生命都还忙不过来，又哪来这份兴致，所以只能沿用陈法，把数十年前的知识，遵循千百年前的精神，通过语言文字，敷衍故事地“教”给学生，决不关心到学生是否受用，但以考试成绩为指标。

事实是如此。我说的还都是空话，不过，无论如何，文字语言的障碍是必须扫除的，要使学生能在实际生活中认识事物时，那是真正有用的教育，单靠文字实在没有用处。

刊1946年8月18日《文汇报》，署名叶圣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