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现在中学课程太多，五花八门，使学生应接不暇。我说现在中学课程并不多，除了英文、只有一门，便是国文。从中学往下，小学的课程似乎也不少；然而也只有一门，便是国语。从中学往上，大学的课程真可谓五花八门了；然而除了英文以及第二外国语，也只有一门，便是国文。
读者或许要怀疑我没有看见过大学的课程表，没有参观过中学的实施情形，甚而至于没有跨进过小学的校门。我本来想竭力辩解，说我看见过，参观过，跨进过；可是辩解自辩解，怀疑自怀疑，各人有各人的自由，辩解又有什么用处？我还是说几个实例吧。
一个小学上自然课。课本摊在书桌上，学生看到“常绿树是四季常绿的，落叶树是秋冬落叶的”这样的文句。教师讲解了，“常”是什么意思，“绿”是什么意思，“落”是什么意思，“四季”是什么意思，“秋冬”是什么意思，一一说明，不厌其详；然后贯串起来说：“一年四季总是生着绿叶子的那种树，叫做常绿树；到了秋天或冬天落掉叶子的那种树，叫做落叶树。”的铃……的铃……下课了。
一个中学上劳作课。教师受了学生的敬礼，回转身去就写黑板，一面写，一面看手里的“脚本”。最先写上六个大字：“书架子的制造”。接着是个小标题：“书架子的材料”。随后便是木与竹都可以做书架子，从价值方面说，竹比木便宜，从效用方面说，木比竹坚实；以及什么木什么木都可以做书架子，哪一种木最好，可是价贵，哪一种木最差，可是便宜，诸如此类。写完了一段，再来个小标题：“书架子的制法”。随后便是书架子的大小，视需要而定；假定它五尺高，分作六层，每层该多少高，横里该多少宽，诸如此类。第二段没有写完，下课铃响了。教师这才面对学生开口道：“今天来不及讲了，下一回再给你们讲吧。”
一个大学上教育学的课。教师先在黑板上抄了满板的英文，教学生抄在笔记本上；然后用国语讲解这满板的英文，教学生记录在笔记本上；待学生记录完毕，便抹掉第一板，再抄第二板。在第三板还没有抹掉的时候，下课铃声就由远而近，渐渐地清朗起来了。
坐在位子上，听教师讲解课本或讲义上的文句；拿起笔杆来，抄写教师的板书，记录教师的讲解，这就是各级学生在教室里所做的全部工作。不问是社会或自然，是公民或理化，是什么学或什么研究，科目虽不同，工作的方法却并无二致，都与上国语课、国文课、英文课的情形差不多。所以按实际说，社会和自然便是内容专讲社会或自然的国语；公民或理化便是内容专讲公民或理化的国语（中学教本或讲义也有用白话编的）或国文；什么学或什么研究（只要他是外来的）便是内容专讲什么学或什么研究的英文。而这三科本来没有特殊的内容，非牵涉到其他各科不可的。我说大中小学的课程只有英文、国文与国语，意思就在此。
你若去请教语文教学专家，他们一定要说学习国语、国文与英文，除了听讲、抄写与记录外，学生该做的工作还有许多。为了教师不能够一辈子站在学生的面前，学生非得由自己的努力去阅读许多书籍文字不可，他们主张学生在课前应做预习的工作。为了预习未必能够到家，不免有错误与疏漏的地方，他们主张学生在课间应做讨论的工作。为了语文的学习重在养成习惯，仅仅懂得还不够，要能运用自如才行，他们又主张学生在课间与课后应做复习与练习的工作。然而作主张是一回事儿，实际教学又是一回事儿。你若去打听大中小学的学生，他们就会告诉你，他们上英文课、国文课与国语课的时候，只须听讲、抄写与记录好了，再没有别的。
这是个很朴素的想头：学生犹如一个空瓶子，胸中没有什么；现在给他们一本书，一篇文字，逐字逐句给他们讲一遍，又写一点注释或表解在黑板上，他们听过一遍，抄过一遍，书中的文字中的内容与方法便一齐装进去了。这又是个很省事的办法：要学生预习，就得给他们一些指导或暗示；要学生讨论，就得给他们一些纠正或补充；要学生复习与练习，就得给他们做许多督察与订正的工作。——那多麻烦！现在不要学生做什么，让他们光是听，光是抄，岂不干脆得多？这就是一般语文教学所以如现在情形的原因。
我在这里并不想讨论语文教学如现在情形的效果是好是坏。我只是说明现在的语文教学是这样的情形：大家根据一个很朴素的想头，采用一个很省事的办法。而其他各科的教学，教材尽管五花八门，实际都如现在的语文教学一样，解字义，讲文句，作注释，立表解，下课铃响，一了百了。这不是可以看出我们的教育学有如下的共通认识吗？他们以为一切的知识与技能，非通过文字无法授予；一切的训练和陶冶，非通过文字无法着手。所以必须有书为凭，给学生讲明文句，实做“教书”。他们又以为只要通过了文字，一切知识、技能、训练、陶冶，便化为学生的血肉，使他们渐渐充实起来。所以学生除了静听讲书，抄写黑板上的文字，记录教师口头的讲解而外，不用再做别的。(www.xing528.com)
从这种认识推想开来，自然见得教学的对象是书本，而不是具体的事物；“为学”两字并不包含广多的意义，不过等于“读书”而已。什么设计教学法，什么道尔顿制，以事物为中心，以多方研究为学习门径，那只是一些富于幻想的好事者的玩意儿，标新立异，无裨实际。我们的教育家只要守着个最简要的办法——拿书来教，便抵得那些好事者的全部努力了。有人说，除了语文学科而外，其他学科的教学都不妨脱离书本文字；即使不完全脱离，书本文字也只是工具之一种，而不是终极的目的。这样说法，我们的教育家当然不能同意，所以抗战开始以后各地闹“书荒”，在学校中常常可以听到这样的叹声：“没有教本，怎么能教呢！”照我们的教育家的意思，就是教体育，也得有一本教本才行。——《体育教本》确实有的，你可以去翻商务印书馆的《图书汇报》。
在这样的教学情形之下当学生，虽然科目繁多，样样都要学习，其实却是简单不过的事儿；只要像准备去上国语课、国文课与英文课一样，带一双耳朵，一双眼睛，一本教本，一本笔记本，一支铅笔或钢笔，保证你没有错儿了。你将欣幸你没有遇到那些想出设计教育法与道尔顿制之类来的好事者；否则你得去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那是多么辛苦的一串工作啊！除了听讲、抄写和记录，你一样都不用做；教师偶尔在讲解中间添一个笑话，插一个故事，你就情不自禁地笑一笑；上物理化学之类功课的时候，教师偶尔揭示几张挂图，做一个实验，你就如新年间看了年画与戏法那样开一开心：今天如此，明天也如此，这个学期如此，下个学期也如此，不是太舒服的生活吗？通常说，学生时代是黄金时代，就不必消费太多的心思与功力在功课上的那种舒服而言，的确不是夸张的话。
但是，假如有一个人，绝对不熟悉现在的教育的实况，他跑进无论哪一级的学校参观一天两天，必将惊讶地想道：“平常人听了两个钟头的平铺直叙的演说，就会打呵欠，伸懒腰，用鞋底擦地板，给演讲者暗示，让他赶快把演讲结束；这班学生天天听讲，年年听讲，某字什么意义，某句怎么讲法，无非那一套，他们怎么忍受得住呢？”他或许还有奇怪的想头：“看他们一声不响，谁知道他们的心思在哪儿？说不定会如《孟子》上说的‘一心以为有鸿鹄将至’吧？或者无思无虑，空空洞洞，像禅家的入定吧？”他如果是一个慈悲的人，更将往深处去想：“‘游心外骛’是训练清楚头脑的障碍，‘心无着处’是趋向槁木死灰的途径，而他们的情形恰正如此。太可怜了！太可怜了！让他们多做一点儿事吧，用他们的心，用他们的手，用他们的口，无论怎样都是好的。退一步说，让他们跑出教室来种一方地，锯一根木头，甚至跑跳一阵，争论一阵，也是好的。只要不再教他们听讲那变相的语文功课，以至陷入‘游心外骛’或‘心无着处’的魔境，他们就有福了。”
这个人的想头如果是“旁观者清”，那么，不必消费太多的心思与功力在功课上的那种舒服，未必就是现在学生的幸福了。他们的幸福或许就在相反的情形，就是：教师糊涂一点儿，放弃他们一切功课一切教导的授受必须通过文字的那种信念；同时马虎一点儿，虽然有一本教本或一份讲义在手头，可不全像教国语、国文和英文那样逐字逐句的讲解；同时又残忍一点儿，不惜让学生劳心劳力，提出一些问题来，指出一些工作来，叫他们自己去搏斗，搏斗而遇到了困惑的时候，然后请教教师、教本或讲义。然而我们的教育家却多数是不肯糊涂，不肯马虎，又不肯残忍的。
有一天，学生离开了学校，离开了教师的讲解，不得不开始用自己的心与力，跟当前的事物打交道。当发现树叶怎样发芽，果实怎样长成的时候，他们惊奇着造化的神妙，感到莫大的快慰。当悟出某一种自然势力怎样推移，某一项历史事物怎样演变的时候，他们欣赏着自己的成功，怀有与自来的物理学家、史学家同等的骄傲。尤其作专门研究，作实际事务，起初茫无头绪，暗中摸索，忽然望见一线光明在前面闪耀的时候，他们那欢喜与满足宛如见了宇宙全部的奥秘，不禁要跳起来喊道：“从今以后，可以安身立命了！”但是他们的记忆力如果不太坏，总有时候会想起学生时代的种种；只要一想起，他们便会爽然若失。原来他们的快慰、骄傲、欢喜和满足，本该在学生时代早就享受的，现在却拖延到多少年后才享受，还值得高兴吗？只有自认倒楣的份儿罢了。
教师本位与学生本位；一切的授受必须通过文字，与可能与事物直接打交道就直接打交道；专教学生听讲变相的语文功课，与多数学生做搜集、观察、比较、综合、试验、实习等工作：这些是旧教育与新教育分界的标志。依通常说，新的不一定就是好的，所以舍旧趋新也未必是天经地义。可是在“教育”的高头加上了“新”字，而且要大吹大擂把这种“新”的教育“兴”起来，必然是旧的教学有了毛病，新的教育值得仰慕。我国兴新教育几十年了，学校、课程、训育、导师等等名词，从前是没有的，现在有了，的确是“新”。然而就实际考察，各科教学都是变相的语文教学，而且是从前私塾时代的语文教学，那是“新”还是“旧”呢？
现在大家看重教育，复兴民族和建设国家的重担子放在教育的肩膀上。这是不错的。不过有一个根本条件，教育必须真是“新”的才行。
1941年1月15日作，刊《读书通讯》20期，署名叶圣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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