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秦诸子系年》（以下简称《系年》）是钱穆有关诸子学研究的代表作，初版于1935年冬(2)。《系年》面世三十年后，围绕着《系年》曾经引发过一场风波。风波缘起于钱穆弟子余英时先生的《〈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以下简称《互校记》）。该文“原先发表在香港《人生》半月刊第八卷第六、七、八期，时间是1954年8月和9月”(3)。
据余先生说，他写作《互校记》起因是钱穆和他的一次谈话。余先生写道：
此文的撰写起于和钱先生的偶然谈话。一九五四年我在新亚研究所进修，天天有机会向钱先生问学。有一次讨论战国时代的变法问题。钱先生偶然提起他在成都的时候，曾有人对他说，《十批判书》中论前期法家是暗用《先秦诸子系年》的材料和论断。但钱先生似乎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因此他问我是不是有同样的印象。这才引起我仔细检查《十批判书》的兴趣。(4)
从余先生的说明可以看出，钱穆先生对于《系年》的“知识产权”是重视的。他很注意自己的著述是否遭人“剽窃”。不过，钱先生这里使用了“暗用”一词，钱因为没有“细读过《十批判书》”，他尚不能“坐实”郭是否“抄袭”（余英时批评郭沫若所用语）了《系年》，因此行辞比较谨慎。
《互校记》出版后，因大陆和港、台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咫尺暌违，因此余先生此文虽在港台学术圈内激起过反响(5)，但在大陆的知名度并不高。现在知道和《系年》“风波”有关联的事件是《互校记》发表数年之后，大陆知名学者白寿彝在《历史研究》上刊登了一篇《钱穆和考据学》，这或许是大陆学术界对于《互校记》所作的最早的一篇回应性学术文章(6)。这一点，余先生也注意到了。余先生指出，白寿彝文特别强调《系年》系“剽窃”而成，“又刻意把《系年》的考据说成一无是处，而《十批判书》则处处精到，充满创见”。“在我看来，这两点似乎正是针对着我的文章而发。否则也未免太巧合了。我虽然没有任何证据可以支持我的推测，但是我的直觉告诉我：这一推测大概是虽不中，亦不远。”(7)
改革开放以后，“内封闭”局面被打破，大陆与港台间的交往日益频繁，余先生的著述通过各种渠道进入了大陆学人的视野。特别是其中的《互校记》因为涉及对于马克思主义史学泰斗郭沫若的批评，因此引起了大陆学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大陆数家出版社出版了余先生的文集，《互校记》便随着余先生知名度的不断提升而越来越被学术圈内外的人们所熟知。可以说，《互校记》现在已经差不多到了“家喻户晓”的地步。当然，这种状况的出现和媒体的积极参与密不可分。例如，大陆一份发行量很大的报刊（据我可能已不够准确的回忆，此份报刊为《报刊文摘》）就曾经节引刊登过《互校记》批评郭沫若“剽窃”《系年》的主要论点。现在打开任何一个学术网站，也都能够很轻易地寻找到《互校记》所引起的回应性质的文章。
数年前，笔者曾经拜读过余先生和白先生的大作，当时感觉两家的讨论均涉及端正学风的大问题，因此具有很强的“现实意义”。但同时又觉得两家之言均带有过于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而有失学术探讨的平和之气。这一观点，笔者至今没有改变。那么，回顾围绕着《系年》而产生的种种已经成为“历史”的学术现象便有了很“当下”的意义。
首先来看余先生。
在1992年所写的《互校记跋语二》中，余先生是希望能够在学术上“撇开一切成见”，对《十批判书》“作一个比较客观的评估”(8)。但就在《互校记跋语一》中，余先生又直言不讳地承认了他对于郭沫若的“偏见”，他说：
一九四九年的秋天，我还在北平，曾在报上读到《十批判书》作者歌颂斯大林的诗：“永恒的太阳，亲爱的钢！”因此我对他确是有偏见的。
余先生自称《互校记》是自己“幼稚”的“少作”，“落笔甚重”，“行文也流于轻佻刻薄”。这都是余先生的自我评价。但余先生又认为，《互校记》文风上存在的这些毛病，并非他自身的原因所造成，而是因为“受到《十批判书》的文体的影响”使然，这样，余先生就将原本应当由自己承担的文风不淳的责任，一股脑儿地推到了郭沫若的身上。如此，我们再来看余先生对于《互校记》的表态：
可以说，我从来便不喜欢自己这篇少作。(9)
为自己的老师钱穆编辑纪念文集，这是一件大事，相信余先生是认真对待的。然而，余先生在编钱先生的纪念文集时并没有“割爱”舍弃《互校记》，而是将之收入了文集中，余并且分别在1991年8月和1992年8月两次为《互校记》作“跋语”，这说明，余先生虽说“从来便不喜欢自己这篇少作”，但这种说法有一点言不由衷。我们至少可以说他对于《互校记》是重视的，起码余先生认为将这篇他“不喜欢”的“少作”收入钱穆的纪念文集中是“合适”的。
据余先生说，此文再发表时他曾经“废除旧题，改用了副题”，那“是为了避免刺激性，以归于平实”(10)。余先生亦自称曾“大体上”“把过分轻佻刻薄的语句删除了”，但实际情况是，经过修改以后，《互校记》中仍然相当“刺激”，保留了大量讽刺、挖苦、调侃性的话语。这一点给人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例如余文批评郭沫若对于《系年》的“抄袭是一望而知、无由辩解的”(11)；“《十批判书》作者在其《稷下黄老学派的批判》一文中，竟把钱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12)。郭沫若“对于慎子是伪书这一点故示立异”(13)；“《十批判书》的作者竟说‘列御寇我们要说他是一位辨者，或许有人会诧异’，似乎是自己的特别发现一样，真是可笑”(14)。以上余先生批评，涉及的不仅有郭沫若是否“抄袭”钱穆的问题，而且还有郭有没有进行学术批评的权力和资格的问题。很显然，余先生的这些话头，一望而知充满了“偏见”。
当然，《互校记》也有一些“站得住脚”的理由。最重要的一条证据是余先生将《十批判书》和《系年》中关于稷下的考证进行对勘的那一段。《十批判书》：
所谓“稷下”是在稷门之下，稷是齐国国都的西门。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所立学宫也。故称为稷下之学。”（《太平御览》卷十八“益都”条下所引）
而《系年》的文字则如下：
稷下者，《史记·田齐世家集解》引刘向《别录》云：“齐有稷门，城门也。谈说之士期会于稷下也。”（原双行夹注云：《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下引）《别录》云：“齐有稷门，齐之城西门也。外有学堂，即齐宣王立学所也，故称为稷下之学。……”
余文在引用了郭、钱两家的引文后指出：“两相对照，《十批判书》所引刘向《别录》之文出于《太平御览》卷十八‘益都’条下；而《系年》双行夹注所引《别录》之文则出于《太平寰宇记》卷十八‘益都’条下。两文基本相同，卷数与条目亦同，应出同一史源，但却有《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之异。”(15)
余先生以上的考订比较扎实，同时也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因为《十批判书》与《系年》所引用的史源相同，而有“《太平御览》”与“《太平寰宇记》”之不同，那么，二者之中必有一误。看来误在郭沫若。这也就间接“坐实”了郭的确“参考”过《系年》。
现在再来看白寿彝先生。
白先生批评钱穆的用语也同样激烈。例如被余文引用的白先生的那一段话指出：
以钱穆对于考据学传统的无知和对考据学知识的浅陋，是不可能在考据工作上作出什么成绩来的。拿他在考据上的代表作品《先秦诸子系年考辨》而论，在数量上虽在七百页上下，但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恰恰相反，只有暴露他在考据工作实践上的荒唐胡来而已。(16)
实际上，钱穆绝非不懂考据，他的《系年》更不是“荒唐胡来”，“并没有什么可取之处”，而是建立在非常扎实的史料及考订基础上的。这一点，相信任何不带偏见并且认真阅读过《系年》的读者都能够作出同样的判断。但白文虽然用语尖锐，却也并非没有切中肯綮之处。最为重要的是被余英时引用的那一段。白指出：
首先，应该指出来的，是钱穆在这书里所表现的剽窃行为，他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力自吹自擂的。他在自序里提出了《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骨干。但这五个所谓明证，都是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的。这不只在论点上是剽窃《义证》的，并且在材料上也基本是剽窃《义证》的。钱穆只有在很个别不同意《义证》的细节上提出了《义证》的书名，但对于这五个牵涉很大的问题就绝口不说到《义证》了。他在《义证》以外，还剽窃别的书。友人中曾有以林春溥《战国纪年》和黄式三《周季编略》跟他的书对勘的，也发现了相当多的剽窃的东西。(17)
按，白文指出钱穆“剽窃”和“《纪年》胜《史记》的五个明证，这五个明证的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骨干”，这两点都有一定的根据。不知余英时在引用了上面一段话之后，为什么没有就白文这一非常要害的指摘作正面的回应？
首先是关于“剽窃”的问题。我们固然不必像白文那样使用“剽窃”这个词，但《系年》的确存在至少是“暗用”了前人的“材料和论断”而未加注明之处。白文认为《系年》系“剽窃”雷学淇《竹书纪年义证》，实际上白氏不必“舍近求远”，因为《竹书纪年义证》的论述冗沓烦琐，考证和结论远没有梁启超的相关论述清新可读。更为重要的是，雷学淇并没有指出《竹书纪年》与《史记》的记载不同对于“通解”先秦诸子的重要意义，这一点，梁启超予以了破解。据笔者陋见，钱穆关于在诸子纪年问题上《竹书纪年》胜于《史记》的结论系受到了胡适尤其是梁启超的启迪。
在现代学人中，胡适首先注意到了《史记·六国年表》记载的史实与《竹书纪年》不同。《中国哲学史大纲》中有一条不易引人注意的有关《史记》和《竹书纪年》记载相异的说明：
自田成子到齐亡时仅得12世（此依《竹书纪年》。若依《史记》，则但有十世耳）。(18)
据此可知，至少在1918年（《中国哲学史大纲》1918年8月以前写定，1919年2月初版(19)）胡适已经注意到了自田成子至齐国灭亡有十二世和十世两说，《竹书纪年》与《史记》所载不同。胡适并且相信了《竹书纪年》而摈弃了《史记·六国年表》的说法。可惜的是对于《竹书纪年》为什么与《史记·六国年表》记载不同这一具有重大意义的嫌疑胡适没有作进一步的考辨，而是轻易地把它放过了。
梁启超的眼光显然较胡适尖锐。他明确指出了《史记·六国年表》的错误。
1926年7月梁启超在《实学》第四期上发表了《先秦学术年表》，指出：
纪先秦年代唯一之凭藉资料为《史记·六国表》，尽人所能知也。然《六国表》有极重大之谬误两事：其一，《表》谓梁惠王在位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子哀王立。殊不知梁只有襄王，并无哀王，惠王之三十六年，与诸侯会于徐州相王，因改元，又十六年然后卒。《表》所称襄王元年，实惠王后元年。惠王在位五十二年，《史记》将后十六年误属襄王；至襄王即位时，事无所隶，乃以形近之故，复伪襄为哀，于是梁之世系，凭空添出一代。其二，田齐自陈恒以后，经十二代而亡，屡见于《庄子》等书，而《史记》所纪，仅有十代，遗却悼子及田侯郯两代。又太公和在位年，亦少却数年。因此威王、宣王两代，误移前二十二年。以上两事，皆赖晋太康间《竹书纪年》出土，得以证《史记》之误。
梁启超特别强调厘清以上史实有着重要的学术意义。因为“梁之惠、襄，齐之威、宣，正当战国中叶全盛时代；两国又为文化渊薮之地，各大思想家之行历，多以两国之时事为尺度，以定其先后。因《史记》有此两点重大之错误，致读史者随处感抵牾，莫衷一是”，所以，“今本表悉依《纪年》改正之，一切障碍皆通矣”(20)。
值得注意的是《系年》之论。以下是《系年·自序》的一段话：
《史记》载春秋后事最疏失者，在三家分晋，田氏篡齐之际。其记诸国世系错误最甚者，为田齐、魏、宋三国。《庄子》曰：“田成子弑其君，而十二世有齐国”，《鬼谷子》亦云。今《史记》自成子至王建之灭只十代。《纪年》则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与《庄子》、《鬼谷子》说合。又齐伐燕，据《孟子》及《国策》为宣王，非湣王。而《史记》于齐系前缺两世，威、宣之年误移而上，遂以伐燕为湣王，与《孟子》、《国策》皆背。昔人谱孟子者，于宣、湣年世，争不能决。若依《纪年》增悼子及侯剡，排比而下，威、宣之年，均当后移，乃与《孟子》、《国策》冥符。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一也。《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并惠襄王为五十二年。魏、齐会徐州相王，在襄王元年。是惠王在世未称王，《孟子》书何乃预称惠王为王？又《史记》梁予秦河西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于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后事。而惠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于秦七百里，南辱于楚’，何能预知而预言之？若依《纪年》，惠王三十六年改元，后元十六年而卒，则魏、齐会徐州相王，正惠王改元称王之年也。然后《孟子》书皆可通。又与《吕览》诸书所载尽合。此《纪年》胜《史记》，明证二也。(21)
今按，以上是钱氏放在《系年》之“眉眼”——《系年自序》中的一段话。白寿彝认为钱氏“对于以《竹书纪年》校《史记》，从而找出《史记》在纪年上的错误，是大力自吹自擂的”。我们虽然同样不必用“大力自吹自擂”的挖苦性语言，但钱先生将以上考订内容在《系年》的《自序》中加以论述，这肯定是钱先生最为重视或者说最为“得意”的部分，正如钱先生自己所说：“而其精力所注尤在最后一事（笔者按，即指《竹书纪年》与《史记六国表》记载的不同）。”(22)然而，以上考订却与梁启超如出一辙。那么，有没有梁启超“参考”钱穆的可能性？这种可能性不存在。因为梁启超的文章1926年已经公开发表(23)，而这时钱穆正在“写作”他的《系年》。《系年·自序》言：
余草《诸子系年》，始自民国十二年秋。积四五载，得《考辨》百六十篇，垂三十万言。(24)
据《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
余在苏中一意草为《先秦诸子系年》一书。时北平、上海各大报章杂志，皆竞谈先秦诸子。余持论与人异，但独不投稿报章杂志，恐引起争论，忙于答辩，则浪费时间，此稿将无法完成。故此稿常留手边，时时默自改定。(25)
综合以上两段史料可知，《系年》的大体完稿于1927年，但钱穆任教于苏州中学是1928年，因此，至1928年时《系年》一书尚未杀青。也就是说，在关于齐国的世系记载《竹书纪年》较《史记》多出两代的问题上，梁在前，钱在后，以此，只能是钱穆“暗用”至少是“参考”了梁启超。更为关键的是，梁氏已经明确指出“梁之惠、襄，齐之威、宣，正当战国中叶全盛时代；两国又为文化渊薮之地，各大思想家之行历，多以两国之时事为尺度，以定其先后。因《史记》有此两点重大之错误，致读史者随处感抵牾，莫衷一是。今本表悉依《纪年》改正之，一切障碍皆通矣。”即是说，厘清“梁之惠、襄，齐之威、宣”是打通先秦诸子系年的一道重要的关隘，其意义是“枢纽性”的。而这一点，恰恰是钱穆《系年》考订的关键所在。正如钱穆在《系年自序》中反复强调的那样：
知齐梁世系之误，重定齐威、宣，梁惠、襄之先后。而后知孟子初游齐，当齐威王时；游梁，见惠王、襄王，返齐，见宣王。(26)
由此可见，关于《纪年》比《史记》多悼子及侯剡两世，凡十二代的说法，以及关于梁惠王至襄王的订误的确构成了《系年》推算诸子之重要认识论基础，而这两点，前一点胡适尤其是梁启超已经有了详尽的考证；后一点，梁启超先已有了充分的说明。据此，白寿彝所说钱穆在“应用”了前人成果后形成的考订内容“事实上构成了这部书在各国世系年代推算上的主要骨干”，这个结论还是站得住脚的。
《系年》中有关荀子的考订，也同样袭用了梁启超的成果。
先来看一段《系年》中钱穆的相关论述：
《史记·孟荀列传》谓：“荀卿年五十，始来游学于齐。至襄王时，而最为老师”，顾不言其来齐在何时。刘向序《荀卿》书，则曰：“方齐宣王威王之时，聚天下贤士于稷下，尊崇之，是时孙卿有秀才，年五十，始来游学。至齐襄时，孙卿最为老师。”应劭《风俗通穷通篇》则云：“齐威宣之时，孙卿有秀才，年十五，始来游学。至襄王时，孙卿最为老师。”三说相舛，以后为是。何者？曰游学是特来从学于稷下诸先生而不名一师，非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事也。曰有秀才此少年英俊之称，然五十以后学成为师之名也。曰始来游学此对以后之最为老师而言，谓卿之始来尚年幼，如从学，而其后最为老师也。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则始来者又对以后之一再重来而言也。据此则荀卿之齐，其年为十五之年，明矣。(27)
再看梁启超的《荀卿及荀子》：
荀卿游齐，盖在湣王末年。旋因进谏不用，遂去齐适楚。及襄王时再游齐，则年辈已尊，三为祭酒也。然自湣王最末一下至秦始皇三十四年，亦已七十一年，若荀卿其时年五十，则亦必百耳食余岁始能见李斯之相，其说仍不可通。年“年五十”之文，《风俗通》作“年十五”似较近真。今本《史记》及刘向《叙录》或传写之伪。(28)
以钱、梁之文两相互勘，有几个要素值得注意。首先是“材料”即有关荀子的史源问题。梁启超《荀卿及荀子》所引用的史料为《史记·孟荀列传》、刘向序《荀卿》、应劭《风俗通穷通篇》，钱先生《系年》之引用不出梁氏之范围而与之完全相同；其次是“论断”即三个结论。第一，钱先生有“且荀卿于湣王末年去齐，至襄王时复来”的说法，梁氏则谓“荀卿游齐，盖在湣王末年。旋因进谏不用，遂去齐适楚。及襄王时再游齐”。两相比较，性质完全相同，只是用语稍异；第二，钱先生说《史记·孟荀列传》、刘向序《荀卿》书以及应劭《风俗通穷通篇》“三说相舛，以后为是”，这一点梁也已经明确指出；第三，钱先生关于荀子“少年英俊之称，然五十以后学成为师”的说法，也脱化于梁氏的荀子“年辈已尊，三为祭酒”。然而钱先生在《系年》中一点也没有提及梁氏，但我们是不是据此便可以认为钱“竟把梁先生的精密考据轻轻巧巧地夺去了”呢？
胡适《中国哲学史大纲》（以下简称《大纲》）是第一部用现代学术理念贯穿、诠释先秦诸子的哲学专著。钱穆自己也承认：“尝谓近人自胡适之先生造《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考辨诸子学术源流者，其途辙远异于昔。”(29)顾颉刚也说：自从读了胡适的《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仿佛把我的头脑洗刷了一下，使我认到了一条光明之路”(30)。钱、顾二人的评价虽然系针对《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而发，但考虑到《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与《大纲》渊源互接的学术关联(31)，钱、顾的评价也完全可以移用到《大纲》上来。钱、顾均提到了胡适在诸子学研究的方法论层面上所提供的“范式革新”的意义。这种观点在相当程度上反映着学术界的共识。蔡元培在为《大纲》作序时即认为，《大纲》之所长，在于有“证明的方法”、“扼要的手段”、“平等的眼光”、“系统的研究”。他希望胡适能够“给我们一种研究本国哲学史的门径”，以“把我们三千年来一半断烂、一半庞杂的哲学界，理出一个头绪来”(32)。蔡的期望值之高，从一个侧面也反映了《大纲》的学术地位。因此，若将《大纲》视为现代哲学史学科得以确立，诸子学研究重开新境的标志，这样说似乎并不是过誉之评(33)。
《系年》受胡适的影响不小。这主要表现在对于诸子学缘起的理念和儒墨之间关系的理解问题上。
《诸子不出于王官论》，这不仅是胡适先于《大纲》以及《大纲》的前身——《先秦名学史》撰写的一篇论文，而且，这篇论文的主要精神，构成了《大纲》学术上的逻辑起点。在诸子学研究的领域内，提出“诸子不出王官论”的，胡适为第一人。钱穆于此颇多吸收。在编著于1926年夏(34)——即编著于《系年》以前——的《国学概论》中，钱穆引用了胡适“诸子不出王官论”的主要论点后指出：“官学日衰，私学日兴，遂有诸子。后人言诸子学者，皆本刘歆《七略》，有‘九流’之目。”“今考诸子师授渊源，以及诸家所称引，则其间多有出入，可以相通，固不能拘泥于九流、六家之别。”(35)并且认为，“某家者流，出于某官之说”不可信。(36)
钱穆《国学概论》又指出：“所谓诸子学者，虽其议论横出，派别纷歧，未可一概，而要为‘平民阶级之觉醒’，则其精神与孔子为一脉。”(37)这一点，在《系年》中进行了反复的阐发，并且成为《系年》关于诸子学缘起的重要理念。然此说与《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之精神意趣亦大体相同。试对比胡适说：
诸子之学不但决不能出于王官，果使能与王官并世，亦定不为所容而必为所焚烧坑杀耳。此如欧洲教会尝操中古教育之权，及文艺复兴之后，私家学术隆起，而教会以其不利于己，乃出其全力以抑阻之。如哲人卜鲁诺乃遭焚杀之惨。其时科学哲学之书多遭禁毁，笛卡儿至自毁其已著未刊之“天地论”。使教会当时竟得行其志，则欧洲今世之学术文化尚有兴起之望耶？是故教会之失败，欧洲学术之大幸也；王官之废绝，保氏之失守，先秦学术之大幸也！而世之学者，乃更拘守刘歆之谬说，谓诸子之学皆出于王官，亦大昧于学术隆替之迹已。(38)
儒、墨两家为先秦诸子之渊薮，这是《系年》中的又一重要观点。《系年》指出：
先秦学术，惟儒墨两派。……其他诸家，皆从儒墨生。要而言之，法源于儒，而道起于墨。农家为墨道作介，阴阳为儒道通囿。名家乃墨支裔，小说又名之别派。(39)
故《系年》之考墨必附见于孔，考孔则必附见于墨。孔、墨互勘，纲举目张，网织杂糅而成一先秦学术的谱系，此为《系年》之所长。然钱氏这一论断的前提是“墨从儒来”。关于这一点钱穆曾经反复强调。早在《国学概论》中钱氏已指出：“墨子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则墨源于儒。”(40)到了《系年》，钱穆则进一步发挥为“墨子初亦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继以为其礼烦扰，厚葬靡财，久服伤生，乃始背业，自倡新义。”(41)“墨子初亦治儒术，继而背弃，则墨固从儒中来，而儒反受其抵排。”(42)
然而，“墨从儒来”的观点实倡自清儒汪中。汪中为清儒中最先整理墨子者。观其《述学》之《墨子序》，汪中起首便云：
《墨子》七十一篇，亡十八篇，今见五十三篇。明陆稳所叙刻，视它本为完。其书多误字，文义昧晦不可读，今以意粗为是正，阙所不知，又采古书之涉于墨子者别为《表微》一卷。(43)(www.xing528.com)
可见汪中已成《墨子表微》一书。其《墨子序》又云：
古之史官，实秉礼经以成国典，其学皆有所受，鲁惠公请郊庙之礼于天子，桓王使史角往，惠公止之，其后来在于鲁，墨子学焉（汪中自注：《吕氏春秋·当染篇》）。其渊源所渐，固可考而知也。
按，汪中这里已明白无误地道出了墨学与儒学的发源地——鲁国的关系。《述学》更进而考出了墨子生活的年代。汪中说：
墨子实与楚惠王同时（《耕柱篇》、《鲁问篇》、《贵义篇》）……其年于孔子差后，或犹及见孔子矣。……《非攻》中篇言知伯以好战亡，事在春秋后二十七年。又言蔡亡，则为楚惠王四十二年。墨子并当时及见其事。《非攻》下篇言：“今天下好战之国，齐、晋、楚、越。”又言：“唐叔、吕尚邦齐晋，今与楚越四分天下。”《节葬》下篇言：“诸侯力征，甫有楚越之王，北有齐晋之君。”明在勾践称霸之后（《鲁问篇》越王请裂故吴地方五百里以封墨子，亦一证），秦献公未得志之前，全晋之时，三家未分，齐未为陈氏也。
楚惠王以哀公七年即位，般固逮事惠王。《公输篇》：“楚人与越人舟战于江。公输子，自鲁南游楚作钩强以备越。”亦吴亡后楚与越为邻国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本书既载其以老辞墨子，则墨子亦寿考人欤？(44)
胡适全面引用了汪中上述论点，并谓“汪中所考都很可靠”，“我以为孙诒让所考不如汪中考的精确”(45)。在汪中的基础上，胡适明确指出：
“墨子生时约当孔子50岁60岁之间（孔子生西历纪元前551年）。……墨子的生地和生时，很可注意。他生当鲁国，又当孔门正盛之时，所以他的学说，处处和儒家有关系。”“墨子所受的儒家影响，一定不少。”（《吕氏春秋·当染篇》说史角之后在于鲁，墨子学焉。可见墨子在鲁国受过教育）。我想儒家自孔子死后，那一班孔门弟子不能传孔子学说的大端，都去讲究那丧葬小节。请看《礼记·檀弓篇》所记孔门大弟子子游、曾子的种种故事，那一桩不是争一个极小极琐碎的礼节？……再看一部《仪礼》那种繁琐的礼仪，真可令今人骇怪。墨子生在鲁国，眼见这种种怪现状，怪不得他要反对儒家，自创一种新学派。……这个儒墨的关系是极重要不可忽略的，因为儒家不信鬼，所以墨子倡“明鬼”论。因为儒家厚葬久丧，所以墨子倡“节葬”论。因为儒家重礼乐，所以墨子倡“非乐”论；因为儒家信天命，所以墨子倡“非命”论。(46)
以钱穆与胡适所说两相对照，可知胡适已率先指出：一、墨子受到了儒学的熏染；二、墨子因为不满孔门“弟子”的厚葬、烦礼，故另立他宗。胡适并且实事求是地说明了他对于汪中的承袭，表现出胡适对于前贤学术成果的尊重。而胡适明确归纳出来的两点，均为《系年》所采用，只不过胡适将主张厚葬、烦礼的责任归于孔门弟子，而《系年》则认为孔子本身就有此主张。因此，有理由认为，《系年》的某些重要“论断”受到了胡适方法论的启迪。但在《系年》中亦同样未见钱先生关于这一点的任何说明。
如此看来，郭沫若虽有引用前人学术成果而未加注明的疑点，但钱穆也同样未能免。钱先生注意保护自己的“知识产权”，但对于他人知识产权的保护却不免忽略。余英时身为钱穆弟子，未知余先生在拿《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时，何不也拿《先秦诸子系年》与梁启超、胡适的相关著述互相校勘一番，以实践先贤“吾爱吾师，吾更爱真理”之旨？
中国的现代诸子学研究，筚路蓝缕者为章太炎、梁启超、胡适三人。其中尤以梁启超、胡适之影响为大。自从胡适《大纲》面世以后，引发了以章太炎、梁启超为代表的“老一代”学人对于“新潮”代表人物胡适及其《大纲》的辩难，由此兴起了现代诸子学的研究热潮，从而奠定了诸子学研究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基础。无论是钱穆的《系年》，还是郭沫若的《十批判书》，均是这一学术热潮下的产物。以诸子学研究成果问世之时序论，胡、梁在前、钱穆随之，郭在后。钱袭用胡、梁；郭“参考”钱穆，这都是顺理成章之事。吃紧的是，对于前人呕心沥血而得到的学术成果，后人在承用的同时应当实事求是地予以说明(47)——无论是钱穆还是郭沫若均应如此。因为这是学者“学品”之关键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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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互校记》，原题《〈十批判书〉与〈先秦诸子系年〉互校记》，现略之如斯，以免文题冗长之弊。
(2) 《系年·新版增定本识语》，《系年》，商务印书馆2002年版，第19页。
(3) 《互校记跋语一》，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0页。
(4) 载《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21页。
(5) 据《互校记·跋语一》，余先生将《互校记》写作的情况告诉了《人生》半月刊的主编王道，王“觉得这正是可以为《人生》增添热闹的题材”（《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21页）。推想余文发表后港台地区的文化界、学术界应当“热闹”过一番。
(6) 这篇文章1962年又收入了白先生的论文集《学步集》，可见白对于此文的重视。
(7) 《互校记跋语一》，载《钱穆与中国文化》，上海远东出版社1994年版，第124页。
(8) 《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26页。
(9) 《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20页。
(10) 同上书，第121页。
(11) 同上书，第96页。
(12) 同上。
(13) 同上书，第99页。
(14) 同上书，第100页。
(15) 载《钱穆与中国文化》，第129页。
(16) 同上书，第122页。
(17) 同上。
(18)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83页。
(19) 按，蔡元培1918年8月3日为《中国哲学史大纲》作序，是《大纲》当成书于8月以前，而非耿云志为《大纲》作“导读”所说“胡适著《中国哲学史大纲》写定于1918年9月”。
(20) 载《古史辨》第四册，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第76页。
(21) 《系年自序》，第24页。
(22) 《系年自序》，第22页。
(23) 梁氏弟子刘盼遂有一段作于1926年6月的关于梁启超《先秦诸子考》的“跋语”，颇可见当日诸子学研究之“热”，亦可知梁启超《先秦诸子考》之学术本质。刘氏谓：“盼遂谨案，自西学东来，治周秦诸子者，殆如蜂风云涌矣夫。然研治古子之难关首在辨真伪，而真者又往往被窜乱附益……吾师任公先生忧之，爰著《先秦诸子考》，得十一篇，曰《先秦诸子年表》……傃支别以观其通，总纲纽以求其异，统括大类，厘定一书，然后诸子之学本原昭然庶燕石不冒于华嚣，渥洼弗服于陇阪，得失真伪，各即其职，无相夺伦，诚治诸子之津逮，勘古籍之斤柯也。”（载《古史辨》第四册，第76页）
(24) 《先秦诸子系年》，第21页。
(25) 《八十忆双亲·师友杂忆》，第145页。
(26) 《系年自序》，第45页。
(27) 《先秦诸子系年》，第387页。
(28) 载《古史辨》第四册，第108页。按，梁氏《荀卿及荀子》发表于1925年12月，早于钱穆《系年》两年。
(29) 《古史辨》第四册，《钱序》，第1页。
(30) 见《古史辨》，《顾序》，第17页。
(31) 按，胡适早期有关诸子学研究的撰述共三种，即《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先秦名学史》和《大纲》。此三种中《诸子不出于王官论》最先动笔，发表于1917年4月的《太平洋》第一卷七号上。论文意在打破当时影响最大的章太炎的诸子出于官学的论断。胡适需要建立起自己的诸子学学术体系，不将太炎之论驳倒便不能成其效。故胡适“诸子不出于王官论”主要系针对太炎而发。循着这一论断，胡适遂建立起了他对诸子学缘起及特质的一些基本观点，这些观点均构成《大纲》的指导性思想。所以，当1919年2月商务印书馆初版胡适的《中国哲学史大纲》时，胡适将这篇论文作为“附录”收入，并在《大纲》中特别提到：“《汉书·艺文志》九流之别是极不通的。说详吾所作《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太平洋》第一卷七号。”（《大纲》，第136页）显示了他对这篇论文的重视。1933年初版的《古史辨》第四册，《诸子不出于王官论》又被收入并被安排在首篇。
(32) 《大纲》“序”，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版，第2页。
(33) 参阅《大纲》，耿云志、王法周“导读”。
(34) 钱穆：《国学概论弁言》，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页。《国学概论》中有关诸子学的论述实为理解《系年》之津筏。这一点，钱穆在《系年·跋》也作了说明。
(35) 《国学概论》，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30、32页。
(36) 同上书，第34页。
(37) 同上书，第39页。
(38) 载《古史辨》第四册，第6页。
(39) 《系年自序》，第46页。
(40) 《国学概论》，第32页。
(41) 《系年》，第107页。
(42) 《系年》，第113页。
(43) 见《述学》，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版，第41页。另，看汪中之《墨子序》、《墨子后序》、《荀卿子通论》，议论风发，思如泉涌，虽重训诂考据，然多谈墨子“义理”，绝然不类当时斤斤于考据者。其中已经蕴涵了某些诸子学研究的“现代性”要素。惜乎汪中英才早逝，著述凋零散逸殆尽，其有关墨子之书不传，是故毕沅的《墨子注》成为乾隆时流传下来的唯一一部注墨之作。
(44) 《述学·墨子序》，第42页。
(45)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04页。
(46) 《中国哲学史大纲》，第105—106页。
(47) 梁启超在此类问题的处理上就很“规范”。他1919年于清华大学作演讲，后在演讲稿的基础上修改而成《墨子学案》，其中引用了胡适的《大纲》。梁氏在“自叙”中，对此实事求是地作了说明。梁谓：“吾昔年曾为子《墨子学说》及《墨子之论理学》二篇，坊间有汇刻之名为墨学微者。今兹所讲与少作全异其内容矣。胡君适之治墨有心得，其《中国哲学史大纲》关于墨学多创见。本书第七章多采用其说。为讲演便利计，不及一一分别征引，谨对胡君表谢意。”（《饮冰室合集·专集第十一册》，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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