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墨子言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形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是以一人则一义，二人则二义，十人则十义，其人兹众，其所义谓者，亦兹众。是以人是其义以非人之义，故交相非是也。是以内者父子兄弟作怨恶离散，不能相和合。天下之百姓，皆以水火毒药相亏害。至有余力，不能以相劳。腐列余财，不以相分。隐匿良道，不以相教。天下之乱若禽兽然。……明乎天下之所以乱者，生于无政长。是故选天下之贤可者立以为天子。天子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天下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三公。天子三公既以立，以天下为博大，远国异土之民，是非利害之辩不可一二而明知，故画分万国，立诸侯国君。诸侯国君既立，以其力为未足，又选择其国之贤可者，置立之以为正（正，同政）长。”
又曰：“明乎民之无正长，以一同天下之义，而天下乱也。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立以为天子，使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既已立矣，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独一同天下之义，是故选择天下贤良圣智辩慧之人，置以为三公，与从事乎一同天下之义。天子三公既已立矣，以为天下同大，山林远土之民不可得而一也，是故靡分天下，设以为万国诸侯，使从事乎一同之国之义。国君既已立矣，又以为唯其耳目之情，不能一同其国之义，是故择其国之贤者，置以为左右将军大夫，以远之乎乡里之长，与从事乎一同其国之义。”
尚同之起因，由于一人一义十人十义。人异义则余力不能相劳，余财不能相分，良道不能相教。其最大之病，在一“私”字。化私唯公故尚同。此“同”字乃为组织社会，成立政府之要素也。故曰：“天下之乱，生于无政长。”又曰：“古者民始生，未有刑政之时，盖其语，人异义。”尚同则有组织有政长矣。故曰：
古者之置政长也，将以治民也。譬之若丝缕之有记，而网罟之有网也。将以运役天下淫暴而一同其义也。
不尚同则乱，能尚同则治。尚同之为治也，小同则小治，大同则大治。故又曰：
尚同之为说也。上同之天子，可以治天下矣。中同之诸侯，可以治其国矣。小同之家君，可以治其家矣。是故大同之治天下而不窕，小同之治一国一家而不横者，若道之渭也。故曰治天下之国，若治一家。使天下之民，若使一夫。
是墨子之尚同，固主张以政长统一人民者也。以为有异义之人民，不可无同义之政长。是政长起源，原为化异为同而设。然为政长者，凭借政权恣其私意以为恶，则所谓上同于政长者，其害乃更大。盖前者为暴民侵凌，而后者乃暴君专制也。故墨子又设一限制曰：
选择其贤可者以为政长。
自天子以至乡里之长，皆贤可者，而后能令天下之义，皆同于上。其言曰：
天子诸侯之君，民之正长，既已定矣。天子为发政施教曰，凡闻其善者，必以告其上。闻其不善者，亦必以告其上。上之所是，必亦是之。上之所非，必亦非之。己有善，傍荐之。上有过，规谏之。尚同义其上，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誉之。意若闻见善不以告其上，闻见不善亦不以告其上，上之所是不能是，上之所非不能非，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罚之，万民闻则非毁之。故古者圣王之为刑政赏誉也，甚明察以审信。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欲得上之赏誉，而畏上之毁罚。
是故里长顺天子政而一同其里之义。既同其里之义，率其里之万民以尚同乎乡长。曰，凡里之万民，皆尚同乎乡长而不敢不比。乡长之所是，必亦是之。乡长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乡长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乡长之善行。乡长，固乡之贤者也。举乡人以法乡长，夫乡何说而不治哉？察乡长之所以治乡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乡之义。是以治乡。
乡长治其乡，而乡既治矣，有率其乡万民以尚同乎国君。曰，凡乡之万民，皆尚同乎国君而不敢不比。国君之所是，必亦是之。国君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国君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国君之善行。国君，固国之贤者也。举国人以法国君，夫国何说而不治哉？察国君之所以治国而国治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其国之义。是以国治。
国君治其国，而既已治矣，有率其国之万民以尚同乎天子。曰，凡国之万民，上同乎天子而不敢下比。天子之所是，必亦是之。天子之所非，必亦非之。去而不善言，学天子之善言。去而不善行，学天子之善行。天子者，固天下之仁人也。举天下之万民以法天子，夫天下何说而不治哉？察天子之所以治天下者，何故之以也。曰，唯以其能一同天下之义。是以天下治。（《中》）
上之所是必皆是之，上之所非必皆非之。“上同而下不比，此上之所赏，而下之所誉也。下比而不上同，此上之所罚，而下之所毁也。”此极端之专制，今是非皆同于上，而后天下无异义。无异义则无私。无私则无害人利己之为，而各安其分，互相助益，天下胥臻于“大同”之世。此墨子理想中之尚同社会也。
至于是非之应否上同，与能否上同，墨子于此点似未尝明言。揣墨子之意，以为吾所谓“政长”皆贤可者。政长而贤，不从于贤，将谁从耶？从贤则有利，不从贤则有害。上而贤，不同于上，将谁同耶？然小同之利，不若大同。则上同于家不若上同于乡，上同于乡又不若上同于国，上同于国又不若上同于天下。故推其极，而言上同于天子。至于能不能，又当视辅佐天子者之一切王公诸侯里长，是否尽贤。若尽贤，能随时考察百姓之异义者而纠正之，同义者而劝奖之，未有不能上同于天子者也。盖墨子之心目中，固未有能不能之问题，只有应不应之问题。既应矣，当然能。《鲁问》篇所谓“未有善而不可用者”，即无异说“应为者皆能为者也”。此诚墨家之根本精神也。
“应为者皆能为者”一语，具有甚深妙义，非漫为高论也。盖应为者，乃人心之所同然者也。同然者，同务成之。不应为者，乃人心之所同恶者也。同恶者，同务去之。社会事业之能不能，视乎人心之同善与同恶。同善者，无不成，同恶者无不败。虽其事业有大小之分，力量有难易之判，人材有智愚之殊，要其终之成败，未有不循此途径以决者也。故曰：“应为者即能为者”“未有善而不可用者”也。墨子关于此点，亦尝设为问答之辞以解释之。其词云：
方今之时，天下之政长，犹未废乎天下也。而天下之所以乱者，何故之以也。
意谓当今天下未尝无政长，何以不能同一天下之义，而使天下乱？墨子答案，则以为此乃政长不用“同”而用“私”所致。故曰：
古者上帝鬼神之建国都立政长也，非高其爵厚其禄富贵佚而错之也，将以为万民兴利除害富贫众寡安危治乱也。故古者圣王之为政若此。今王公大人之为刑政则与此异。政以为便譬。宗于父兄故旧，以为左右，置以为政长。民知上置政长之非以治民也，是以皆比周隐匿而莫肯上同其上。是故上下不同义。苟若上下不同义，赏誉不足以劝善，刑罚不足以沮暴。
昔者圣王之制为五刑，以制天下。逮至有苗之世，制五刑以乱天下。则此岂刑不善哉，用刑则不善也。
又喻之曰：
唯口出好兴戎，此言善用口者出好，不善用口者兴戎。此岂口之不善哉，用口则不善也。
此言政长之设，原为“尚同”之故。而其不能尚同者，乃政长“不尚同”之过。政长将如何“上同”耶？曰：
上同于天。
百姓既上同于天子，而未上同乎天，则天灾将犹未止也。（《中》）(www.xing528.com)
寒热不节，雪霜雨露不时，五谷不熟，六畜不遂，疾灾戾疫，飘风苦雨，荐臻而至者，此天之降罚也。将以罚下人之不尚同乎天者也。（同上）
天鬼之所深厚而能强从事焉，则天鬼之福可得也。
天者，墨子所认为最高之同也。百姓上同于天子，天子上同于天，则天下莫不同矣。
天之意若何？曰：
兼爱天下之人，兼利天下之人。
因为天有最高赏罚权而且代表全民利益，故一方面天子能上同乎天者，天助之。人民纵不畏天子之赏罚，未有不畏天之赏罚者也。天子耳目纵有不及，天之耳目未有不及者也。
一方面人民有不上同于天子者，人助之。盖人民未有不同然于除害兴利者也。天子能奉天志为人民兴利除害，则人民助之耳目视听。故曰：
古者圣王审以尚同以为政长，是故上下情请（诚）为通。上有隐事遗利，下得而利之；下有蓄怨积害，上得而除之。是以数千万里之外，有为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赏之。数千万里之外，有为不善者，其室人未遍知，乡里未遍闻，天子得而罚之。是以举天下之人，皆恐惧振动惕栗，不敢为淫暴。曰，天子之视听也神。先王之言曰，非神也，夫唯使人之耳目助己视听，使人之吻助己言谈，使人之心助己思虑，使人之股肱助己动作。助之视听者众，则其所闻见者远矣。助之言谈者众，则其德音之所抚循者博矣。助之思虑者众，则其谈谋度速得矣。助之动作者众，即举其事连成。故古者圣人之所以济世事成功垂名于后世者，无他故焉，唯能以尚同为政者也。
又曰：
凡使民尚同者，爱民不疾，民无可使。曰，必疾爱而使之，致信而致之，富贵以道其前，明法以率其后。为政若此，虽欲不与我同，将不可得也。（《下》）
墨子之“上同于天”，非单纯的“天志”主义，以天之祸福，忻惧人君而已。于天志之外，隐立一“人”志主义焉。其言尚同，天人并举。
是故上者，天鬼有厚乎其为政长也，下者万民有便利乎其为政长也。……天鬼之福可得也，万民之利可享也……唯以尚同为政。
今试列一式以明上同之阶段：
天子上同于天，天又下同于民。则是墨子之尚同，乃以民意为最高之同也。吾故曰，墨子之天志主义，即人志主义。与其言“上同”，吾宁谓之“下同”。
以至高至同之天，下侪于至低至异之民，此其为说，宁非矛盾。虽然，是有辨。前之所谓民者，乃指人民之“各有性”也。今兹所谓民者，乃指人民之“通有性”也。各有性，以自私自利为出发点。所谓各是其是而非其非者是也。通有性，以爱人利人为出发点。所谓人类之公是公非者是也。二者同源而异流，常因机遇而互有隐显。当世之治也，则公是公非者，而私是私非暂伏而不用。及其乱也，则私是私非流行互相訾警，而公是公非亦隐而不显。墨子之所谓民意者，乃指此公是公非而言。在上者常依据此公是公非以为施政标准，未有不能同一天下之义者。故曰：“上同于天，即下同于民。”
又墨子尚同之治，非仅下同于民已也。于同下之外，又喜在下者言在上者之过失以期集思广益。闻过求谏，亦一要义也。曰：
己有善则傍荐之，上有过则规谏之。尚同其义，而毋有下比之心。上得则赏之，万民闻则鉴之。
己有善不能傍荐之，上有过不能规谏之，下比而非其上者，上得则诛之，万民闻则毁之。
虽重在得下之是非，亦不恶闻上之过失也。此墨子“上同”之治，与后世“忠谏者谓之谤诽，极论者谓之妖言”之“亡秦政治”异趣之点。
综观墨子尚同之说，其要义可得言者，一曰“选贤”，二曰“尊天”，三曰“爱民”，四曰“纳谏”。四者一贯之治，违其一而上同之治不可得成。
次而当论者，即上同果为政之极轨耶？曰，否。上同，救弊之良药，非为政之极轨也。大兵大役大骚扰之际，偶一用之，过则止，持大同，存小异，斯可矣。古者，民始生之时，山隔川阻，州殊部别。有宗教之判，而信仰之是非异焉。有资生之宜，而身受之利害异焉。故焚毁异教之信徒，在彼宗认为残酷，而此宗方推为圣人。杀戮他族之人民，在彼族认为盗贼，而此族群呼以英豪。以至鄙至忍之行，而蒙乃神乃圣之称，此无他，亦各欲同其同耳。是以墨子不忍而欲以“大同”救之。谓家之同不若乡之同，乡之同不若邑之同，邑之同不若国之同，国之同不若天下之同。天下之同，犹未足也，以为必相率而上同于天。是墨子者亦以同救同耳。其所以别于“人异义”者，曰唯“上”之故。然所谓上者，非神而人也。人与人其何以相远。藉曰唯贤，安知不各贤其所谓贤，则上之所谓贤者，未必贤也。若曰唯天，亦各天其所天，则上之所谓天者，未必天也。贤固主观之认取，天亦空洞之拟议。若曰唯民，民至众也，至颐也，从其一而违其二，协于此而戾于彼也。若曰从众，众亦未必是也。盖众者可以势合，以利诱，以威劫者也。若是而从众，其与从暴几何。若曰从真正之众矣，其如蔑寡何也。若又曰唯上之所谓民意者而代决策焉，则上之所谓民意者，未必果民意也。如是六者皆不足取，则所谓“上同”者不愈启专制之口实哉。且民性刚柔异宜，国俗文野殊风。范天下于一炉，而曰“必上之同”，整齐划一，势必缚束之，驰骤之，构造之，支配之，使若牛马机械然。如是，则又非严刑重罚不办。既严刑重罚矣，又必惴惴然日恐其群下之比周而蒙蔽也，又恐其人民之隐匿遁法而是非不上闻也，于是又必多设耳目以为探伺。是则“重刑罚”而“密探侦”，如煆者之有两钳，乃上同必至之结果。何则？刑不重则法不行，探不密则奸不发。刑重探密，而人民乃始屏足而立，侧耳而听矣。缄口不言，道路以目。天下熬然，如焦如烧。此非人情之所能耐，而其势必至于乱。当尔之时，在上者又必以其尚同为未至。而左右权佞，又必蒙蔽之，怂恿之，以逃责难而争功利。徜有以不便为言者，势必藉不肯上同而故为立异之罪以罪之。于是上同者，其名也；下乱者，其实也。上同于天子者，其名也；分同于左右者，其实也。分则不能不争，争则不能不乱。未能以“上同一义”先一乎下，而反以“下同分争”先乱于上。此嬴秦之所以亡，而商君韩非之所以至死不悟也。然则欲兴天下之利，而除天下之害，又奚必上同一义而后可哉。故一人一义，十人十义，百人百义，千人千义，诚足以乱天下矣。而趋天下于一涂，铸人类于一型，未始不乱天下也。荀子有言：“斩而齐，枉而顺，不同而一。”庄子曰：“不齐之齐，齐之不齐，斯乃所以为大齐也。”此则言上同者，所不可不知之又一义也。
再次而当论者，上同与下比，往往为政治中起伏之两潮，宜如何压抑之使销灭，或调和之使齐一乎？曰是不能，亦不必。政治之有异议也，自有人类以来非一世也，所从来者远矣。人异教，家异学，土异宜，国异俗，其不必同者势也，非可强而同之也。以一人之智计，牢笼天下，而曰“必我之同”，非矫则诬。矫诬之同，国何赖焉？善为同者，“选贤”“尊天”“爱民”“从谏”，而加之以“存异”，则民自不下比。即令下比，亦无所害。否则上同与下比，迭为政潮，则上下不同义。上之所非，下必是之。上之所是，下必非之。上之为力也孤，下之为助也众。以孤力敌众助，其势常不胜。于是在上者不胜其愤，又必重赏罚以御之，严党锢以禁之。（《庄子·田子方》篇：“列士坏植散群，则上同矣。”坏植散群，谓破党也。凡言尚同者，必破党，然激者为之，党破而国亦亡矣，汉唐宋明之末造是也。）然上之所赏，下之所辱，上之所罚，下之所荣。荣辱取舍，与上相反，则尚同之术乃穷，而有政府复反于无政府之世，而天下大乱矣。（范滂就狱，其母不哭，曰吾儿与李杜齐名，死无恨矣。皇甫规自以为西州豪士，耻不与党锢，上书自请。明之东林，以受廷杖为荣。其后有自称廷杖生者，可想见下比而不上同之状。政象若此，则君为寄君，臣为具臣，政令茫如捕风，去大乱只旦夕间事。）墨子曰：
上唯无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赏，吾将赏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赏，则众之所非。曰，人众与处，与众得非。则是使得上之赏，未足以劝。上唯无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曰，人可罚，吾将罚之。若苟上下不同义，上之所罚，则众之所誉。曰，人众与处，与众得誉。则是使得上之罚，未足以沮。若立而为政乎国家为民正长，赏誉不足以劝善，而刑罚不足以威暴，则是不与乡吾所本言民始生未有正长之时同乎？若有正长与无正长之时同，则此非所以一众治民之道。
此言不善为同者，至于上下不同义，则尚同之术穷。朝与野争治，官与士争途，政与教争名。“上同”“下比”，迭为两潮。激而为一人一事之波荡，漫而成全国全民之覆溺，祸乃更大。善夫荀子之言曰：“拒谏饰非，愚而上同，国必祸。”专己自恣，余智余雄，箝天下之口，锢万民之心，而曰“吾上同为政”。适见其愚而已矣，未见其能同也。悲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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