墨子大义述：非攻，救人类于沉沦与痴妄

非攻，兼爱条目之一也。子墨子曰：“天下之乱恶自起乎，起于不相爱。”（一）自爱其身而不爱他人之身。（二）自爱其家而不爱他人之家。（三）自爱其国而不爱他人之国。因此则酿成三乱象：（一）贼杀。（二）盗窃。（三）攻战。三者之中，以攻战之为最烈。然世人对于贼杀、盗窃，尚得知而非之，国家或从而禁之。唯对于国与国之相攻战，则不但不知非，且从而誉之，不但不禁，又从而赏之，甚矣，正义之不明，而人类之多难也。推其所以致此之由，则原于人类之利己心与其好胜心，而又有受淘融于先世，与禽兽争，与龙蛇争之野蛮遗习。权臣霸主，从而利用，曲学纤人，因而附和，遂得施其煽感之术，以致鼓簧血性有为之人群。嗟乎，自部落酋长以来，久矣，以掠夺为光荣，以杀戮为耕作，盖不知狗彘之行，人类之所丑也。墨子有见于此，不忍于心，而大声疾呼以斥之曰“非攻”。“非攻”所以醒千载之痴妄，救一世之沈沦，而为人类留一“人道”于世，以勿自附于禽兽之伦也。《非攻上》篇，曰：

今有一人入人园圃，窃其桃李，众闻则非之，上为政者，得则罚之，此何也？以亏人自利也。至攘人犬豕鸡豚者，其不义又甚入人园圃窃桃李，是何故也？以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入人栏厩取人马牛者，其不仁义又甚攘人犬豕鸡豚，此何故也？以其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罪益厚。至杀不辜人也，拖其衣裘，取戈剑者，其不义又甚入人栏厩取人马牛，此可故也？以其亏人愈多，苟亏人愈多，其不仁兹甚矣，罪益厚。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此可谓知义与不义之别乎？杀一人谓之不义，必有一死罪矣。若以此说往，杀十人十重不义，必有十死罪矣。杀百人，百重不义，必有百死罪矣。当此天下之君子，皆知而非之谓之不义。今至大为不义，攻国，则弗知非，从而誉之谓之义，情不知其不义也，故书其言以遗后世，若知其不义也，夫奚说书其不义以遗后世哉？今有人于此，少见黑曰黑，多见黑曰白，则以此人不知白黑之辩矣。少尝苦曰苦，多尝苦曰甘，则必以此人为不知甘苦之辩矣。今少为非则知而非之，大为非攻国则不知而非，从而誉之谓之义，可为知义与不义之辩乎？是以知天下之君子，辩义与不义之乱也。

小为非则知而非之，谓之不义，大为非则不知而非之，从而义之，此可谓不知义与不义之辨矣。然知其不可而犹为之，则以好义之心，常不胜其好利之情，墨子于此，譬之人之有窃疾者。

子墨子见楚王曰，今有人于此，舍其文轩，邻有敝舆而欲窃之。舍其锦绣，邻有短褐而欲窃之。舍其粱肉，邻有糠糟而欲窃之。此为何若人？王曰，必为有窃疾矣。子墨子曰，荆之地方五千里，宋之地方五百里，此犹文轩之与敝舆也。荆有云梦，犀兕、糜鹿满之，江汉之鱼鳖鼋鼍，为天下富，宋所为雉兔狐狸者也，此犹粱肉之与糠糟也。荆有长松文梓梗楠豫章，宋无长木，此犹锦绣之与短褐也。臣以王之攻宋也，为与此同类也。（《公输》）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今有一人于此，羊牛犓豢，维人但割而和之，食之不可胜食也，然见人之作饼，则还然窃之，曰，舍余食，不知耳目安不足乎，其有窃疾乎？鲁阳文君曰，有窃疾。子墨子曰，楚四竟之田，旷芜而不胜辟，呼灵数千，不可胜用，见宋郑之闲邑，则还然窃窃，此与彼异乎。鲁阳文君曰，是犹彼也，实有窃疾也。（《耕柱》）

地有余而常欲侵他人之地，财有余而常欲得他人之财，此种变态心理，唯有“盗窃癖”者有之，饥寒之盗窃，不若是也。唯其有“癖”，是以不知其非，常乐称道之以贻后世。

子墨子谓鲁阳文君曰，攻其邻国，杀其民人，取其牛马粟米货财，则书之于竹帛，镂之于金石，以为铭于钟鼎，传遗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今贱人也，亦攻其邻家，杀其人民，取其狗豕食粮衣裘，亦书之竹帛，以为铭于席豆，以遗后世子孙，曰莫若我多，亦可乎？鲁阳文君曰，然。吾以子之言观之，则天下之所谓可者，未必然也。（《鲁问》）

杀人越货而书之竹帛。今之战史，古之赃案也。彼鼎粲粲而碑巍巍者，宁非所盗之财物粟米，与其所杀人之父子兄弟之纪录乎。野蛮以杀人多者为贵，取其骷髅而贯之累累若珠，或悬腰间，或披肩上，以眩耀于侪辈，夸饰于妇女，文明人见之，为恶心发呕者数日。然归而事其国，又欲加入远征队以博英名，其饮至策动，耀耀于肩上腰间者，独非骷髅乎。使后世文明人见之，吾又不知其恶心呕吐，至若干日而后止也。呜呼惑哉。

鲁阳文君语子墨子曰，楚之南有啖人之国者，其国之长子生，则解而食之，谓之宜弟。美则以遗其君，君喜则赏其父，岂不恶俗哉？子墨子曰，虽中国之俗亦犹是也，杀其父而赏其子，何以异食其子而赏其父哉？苟不用仁义，何以非夷人之食其子也？（《鲁问》）

读此，则知今之以恤金咶人，及受人恤金者，为可哀也矣。

凡霸主权臣曲学纤人之所以鼓励战斗者，又非止公战己也。于私人相与间，亦极力提倡争斗，以为攻战利用之资，反人性于兽性，其用心甚危，其贻祸亦至大。

《耕柱》篇曰：

子墨子谓骆滑氂曰，吾闻子好勇。骆滑氂曰，然。我闻其乡有勇士焉，吾必从而杀之。子墨子曰，天下莫不欲与其所好，度其所恶。今子闻其乡有勇士焉，必从而杀之，是非好勇也，是恶勇也。

此为当时提倡好勇所致。越勾践，赵文王，齐泯宣，常令勇士斗于前，断头洞胸者相继而不止也。以斗牛斗鸡之戏行于斗人，令观者与斗者俱失其本性，养成乐嗜杀人之习，一经道破，可笑亦可悯也。又或问，君子亦有斗乎？子墨子曰，君子无斗。曰，狗豨犹有斗，乌有士而无斗者矣？子墨子曰，伤哉，言则称汤文，行则法狗豨，伤哉。今之以“武士道”或“决斗”自夸者，吾不知其行为居何种也。

攻战非特不义而已，而又有不利焉。

（一）夺民之时。“今师徒唯毋兴起，冬行恐寒，夏行恐暑，此不可以冬夏为者也。春则废民耕稼树艺，秋则废民获敛。今唯毋废一时，则百姓饥寒冻馁而死者，不可胜数。”（《非攻中》）

（二）费民之财。“今尝计军上竹箭羽旄幄幕甲盾拨劫往而靡弊腑冷不反者，不可胜数。又与矛戟戈剑乘车，其所往碎折靡弊而不反者，不可胜数。与其牛马肥而往瘠而反往死亡而不反者，不可胜数。”（《非攻中》）

（三）用民之命。“与其涂道之修远，粮食辍绝而不继，百姓死者，不可胜数也。与其居处之不安，食饭之不时，饥饱之不节，百姓之道疾病而死者，不可胜数。丧师多不可胜数，丧师尽不可胜计。则是鬼神之丧其主后，亦不可胜数。国家发政夺民之用，废民之利，若此甚众。”（《非攻中》）

《非攻下》曰：

今王公大人天下之诸侯，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卒伍，于此，为坚甲利兵以往攻伐无罪之国。入其国家境，芟刈其禾稼，斩其树木，堕其城郭，以湮其沟池，攘杀其牲牷，燔溃其祖庙，劲杀其万民，覆其老弱，迁其重器，卒进而极斗，曰死命为上，多杀次之，身伤者为下，又况失列北桡乎哉？罪死无赦以其众，夫母兼国覆军，贼虐万民，以乱圣人之绪，意将以为利天乎？夫取天之人，以攻天之邑，此刺杀天民，剥振神位，倾覆社稷，攘牺牲，则此上不中天之利矣。意将以为利鬼乎？夫杀天之人，灭鬼神之主，废灭先王，贼虐万民，百姓离散，则此中不中鬼之利矣。意将以为利人乎？夫杀人之为利人也薄矣，又计其费，此为害人之本，竭天下百姓之财用，不可胜用也。则此下不中人之利矣。

孙子曰，兴师十万，日费千金，军骑之奉，兵甲之用，运饷之费，殆于道路，不得操事者，七十万家，攻城则蚁附之，杀士卒三分之一，而城不扱者，此攻之灾也。（《谋攻》篇）

孙子为中国第一军事哲学家，其言攻之害犹如此，则攻之为不利可知矣。凡战争之起也，货财、时间、生命、平日所珍重宝贵而不肯轻费者，至此皆一逞而无吝，以求赌最后之胜负。贩者固已伤残，而胜者亦皆耗竭。直接战役者固破坏，而间接他役者亦波累。百年元气不能复，数世积累一旦尽。不观近世欧洲大战乎，直接死战役者三千万人，动员及于全国，则寡妇孤儿，衰翁弱母之因而焦瘁忧伤死者，又不知几千万也。战罢之后，疮痍满目，失业满街，此其耗民命大矣。其财产损失，以亿万计。而间接之工商业，停滞破坏。煤囱无烟，轮运无货，购买无力，全球生活将起一大恐慌，至今方兴而未有艾也。再观我国，军阀林立。河山破碎，强弱相吞，大小相并，俨同割据，攻战不休。养兵至三百万。人民殚其地之出，竭其庐之入，以供军费而不足。民至饿莩投河仰药自缢死者，无时无地之。其连年所耗人口之量，财产之数，又不可胜计也。吾人所可知者唯见国人死亡穷困之日相逼迫，料知来日大难耳。噫，攻战为之害，诚自有人类以来，最可为悲痛之事也。夫攻战之为不义既若彼，其为不利又若此，则攻之当非明甚。然而人类本有好胜心与贪得心，又加以霸主权臣曲学纤人之鼓惑，或因借外以安内，或因立功而诿过。故不惜作为种种饰词以维护其短。墨子柝之约有三种：（一）贪伐胜之名。（二）贪得之利。（三）以义名立下。今分述其驳论如下：

（一）贪伐胜之名。此言最中人主之听。而遇好大喜功之国民，尤易邀誉。故饰攻者持之最力。而墨子驳之，以为无名可贪，无功可得。“计其所自胜，无所可用也。”以此为名，名于何有？窃观古今不义而战胜之国，其所得者果何哉？亦曰，狗豨之行，豨虎之事，盗贼劫杀之所为也。铭钟书简，徒为后人唾骂之资而已。

（二）贪得之利。《非攻中》曰：“计其所得，反不如所丧者之多。今攻三里之城，七里之郭，攻此不用锐，且无杀而徒得，此然也。杀人多必数于万，寡必数于千，然后三里之城，七里之郭，且可得也。今万乘之国数虚于千，不胜而入，广衍数于万，不胜而辟。然土地者所有余也，王民者所不足也。今尽王民之死，严下上之患，以争虚城，则是弃所不足而重所有余也。为政若此，非国之务者也。”

此言攻战无利可贪，无实可得，而所得者死亡与贫弱而已。然而“饰攻者”之犹言未止也。以为自有国以来，所谓四五富强国者皆因攻战之故而富强，则攻战未为无得也。(www.xing528.com)

饰攻战者言曰，南则荆吴之王，北则齐晋之君，始封于天下之时，其土之方未至有数百也，人徒之众未至有数十万人也。以攻战之故，土地之博，至有数千里也，人徒之众至有数百万人。故当攻战而不可不为也。子墨子言曰，四五国则得利焉，犹谓之非行道也。譬若医之药人之有病者然。今有医于此和合其祝药之于天下之有病者而药之，万人食此，若医四五人得利焉，犹谓之非行药也。故孝子不以食其亲，忠臣不以食其君。古者封国于天下，尚者以耳之所闻，近者以目之所见，以攻战亡者，不可胜数。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王公大人情欲得而恶失，欲安而恶危，故当攻战而不可不非也。（《非攻中》）

然而“饰攻者”之言，犹未已止也。以为失利之国，由于不善用众。若善用众，则可以得兼并天下之利而墨子破之，以为好战必亡，决无幸得。

饰攻者之言曰，彼不能收用彼众，是故亡。我能收用我众，以攻战于天下，谁敢不宾服哉？子墨子言曰，子虽能收用子之众，子岂若古者吴阖闾哉？古者吴阖闾，教七年，奉甲执兵，奔三百里而舍焉。次注出于冥隘之径，战于柏举，中楚国而朝宋与鲁。至夫差之身，北而攻齐，舍于汶上，战于艾陵，大败齐人而葆之大山，东而攻越，济三江五湖而葆之会稽，九夷之国，莫不宾服。于是退不能赏孤施舍群萌，自恃其力，伐其功，誉其智，怠于教，遂筑姑苏之台，七年不成。及若此，则吴有离罢之心。越王勾践，视吴上下不相得，收其众以复其仇，入北郭，徙大内，围王宫，而吴国以亡。昔者晋有六将军而智伯莫为强焉，计其地之博人徒之众，欲以抗诸侯，以为英名攻战之速。故差论其爪牙之士，比列其舟车之众，以攻中行氏而有之，以其谋为既已足矣。又攻兹范氏而大败之，并三家以为一家而不止。又围赵襄子于晋阳。及若此，则韩魏亦相从而谋曰，古者有语，唇亡齿寒。赵氏朝亡，我夕从之；赵氏夕亡，我朝从之。《诗》曰：“鱼水不务，陆将何及乎？”是以三主之君，一心戮力，辟门除道，奉甲与士，韩魏自外，赵氏自内，击智伯，大败之。是故子墨子言曰，古者有语曰，君子不镜于水而镜于人。镜于水见面之容，镜于人则知吉与凶。今以及战为利，则盖尝鉴之于智之事乎？此其为不吉而凶，既可得而知矣。

按，“好战必亡”，古有公例。墨子所举，仅为当时亲见之吴晋两国，似乎不足为历史的证明。其后秦以攻战而并六国，似乎饰攻者之说胜矣。然秦自称帝，不二世而亡，说者仍以为“攻战之余毒”。犹之病食积者，得病即在多食之时。病色瘵者，得病已伏娱色之日。秦之亡，不亡于子婴道左之降，而亡于并吞六国之盛。自古未有好战得国而能长久者也。故汉高虽以“马上得天下，而不以马上治之”，然犹身死军中，诸吕作乱，诛刘氏子弟殆尽。设非文景之长期休养，汉之不亡亦仅耳。其后武帝好战，又几于亡。详观古今，以一战而定者有之矣，屡战而不亡者未之有也。谋国者可不知所警戒哉？

（三）为义正于天下。饰攻者之言曰，我非以金玉子女壤地为不足也，我欲以义名立天下，以德求诸侯也。

子墨子曰，今若有能以名义立于天下，以德求诸侯者，天下之服可立而待也。夫天下处攻伐久矣，譬如僮子之为马。然今若有能信效先利天下诸侯者。大国之不义也，则同忧之。大国之攻小国也，则同救之。小国城郭之不全也，必使修之。布粟之绝，则委之。币帛不足，则供之。以此效大国，则小国之君说。人劳我逸，则我甲兵强。宽以惠，缓易急，民必移。易攻伐以治我国，功必倍。量我师举之费以争诸侯之毙，则必可得而序利焉。督以正，义以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以此援诸侯之师，则天下无敌矣。其为利天下，不可胜数也。此天下之利，而王公大人不知而用，则此可谓不知利天下之巨务矣。

“以义名立天下”，为古今饰攻者最诡辩之言。以为我之攻伐，乃以彼为不义之故。所谓“伸大义于天下”者也。而墨子驳之，以为真有为“立义名于天下”者，但当努力为义而已，不必日事攻人。所谓“立义”者，谓“内治其国，外善其邻”也。内治其国,即上所谓“督以正（同政），义以名，必务宽吾众，信吾师”。外善其邻，即上文谓“先利天下诸侯”。质言之，即能行全部“墨子之教”者是也。（兼爱，非攻，尚贤，尚同，节葬，非乐，天志，明鬼，非命。）诸侯有信能行此者，则民志统一。财赋充足，政治修明，四邻信服，以此立国，国不可敝。以此求诸侯，则诸侯莫不归之。既各爱其国，又互相兼爱。如是，则国与国不定于一尊，固无所害。即定于一尊，亦不须用兵力也。斯则和平统一，为墨子非攻之最后希望也。或曰，信如是，则墨子竟不许用兵欤？假有恃兵力为暴于天下者，墨子将何以处？倘任其横恣，岂非与兼爱之旨相妨耶？曰，否否，墨子非攻而不非诛，非战而不非守。何以明之？

（一）非攻而不非诛。《非攻下》，饰攻者之言曰，以攻伐为不义，非利物欤。昔者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皆立为圣王，是何故也？墨子曰，子未察吾言之类，未明其故也。彼非所谓“攻”，所谓“诛”也。

诛者，讨叛伐暴之类。攻者，诸侯自相攻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于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此与墨子言“诛”义同。

自上伐下曰诛，自下伐上亦曰诛。以墨子所举三王之事观之，诛之界说，有正变二种。汤武革命，以臣伐君，亦可谓“诛”也。孟子曰：“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则儒者亦以义讨不义伐暴救民者为诛矣。诛之界说，以讨叛伐暴为解。则桀纣之君，操莽之臣，皆不免于墨子之诛矣。以此非攻，又安有恃兵力以为暴于天下者乎。

（二）非攻而不非守。谈墨子者当知墨子虽非攻而尚“守”。《备城门》以下诸篇与弟子禽滑厘论守之义，守之事，守之具，详矣。中国兵家言“守”者，莫能外也。而墨子不但详言之，且实行之。常训练其徒属，制造其守具，以代乎天下弱小诸侯之守。矣。死之，所以行墨者之义而继其业者也。我将属钜子于宋之田襄子。田襄子，贤者也，何患墨者之绝世也？”徐弱曰：“若夫子之言，弱请先死以除路。”退殁头前于孟胜，因使二人传钜子于田襄子。孟胜死，弟子死之者八十三人。二人已致命于田襄子，欲反死孟胜于荆。田襄子止之曰：“孟子已传钜子于我矣。”不听，遂反死之。墨者以为不听“钜子”。（《吕氏春秋·上德》篇）

墨子之徒三百余人皆可使蹈汤赴火。（《淮南子》）

公输般为楚造云梯之械，成，将以攻宋。墨子闻之，起于鲁，行十日十夜，足重茧而不休息，裂裳裹足，至于郢。见公输般。公输般曰：“夫子何命焉？”墨子曰：“北方有侮臣，愿借子杀之。”公输般不悦。墨子曰：“请献十金。”公输般曰：“吾义固不杀人。”墨子起再拜曰：“请说之。吾从北方闻子为梯将以攻宋，宋何罪之有？荆国有余于地，不足于民。杀所不足而争所有余，不可谓智。宋无罪而攻之，不可谓仁。知而争，不可谓忠。争而不得，不可谓强。义不杀少而杀众，不可谓知类。”公输般服。墨子曰：“然，胡不已乎？”公输般曰：“不可。吾既已言之王矣。”墨子曰：“胡不见我于王？”公输般曰：“诺。”墨子见王曰：“闻大王举兵将攻宋，计必得宋乃攻之乎。亡其不得宋，且不义，犹攻之乎。”王曰：“必不得宋，且有不义，则曷为攻之。”墨子曰：“甚善，臣以为宋必不可得。”王曰：“公输般天下之巧工也，已为攻宋之械矣。”墨子曰：“令公输般设攻，臣请守之。”于是公输般、墨子解带为城，以牒为械。公输般九设攻城之机变，墨子九距之。公输般之攻械尽，墨子之守圉有余。公输般诎而曰：“吾知所以距子矣，吾不言。”墨子亦曰：“吾知子之所以距我矣，吾不言。”楚王问其故。墨子曰：“公输子之意，不过欲杀臣。杀臣，宋莫能守，乃可攻也。然臣之弟子禽滑厘等三百人已持臣守圉之器，在宋城上而待楚寇矣。虽杀臣不能绝也。”楚王曰：“善哉，吾请勿攻宋矣。”（《公输》篇）

孟胜为墨者“钜子”，善荆之阳城君。阳城君令守于国，毁璜以为符，约曰：“符合听之。”荆王薨，群臣攻吴起兵于丧所，阳城君与焉。荆罪之。阳城君走，荆收其国。孟胜曰：“受人之国，与之有符，今不见符，而力不能禁，不能死，不可。”其弟子徐弱谏孟胜曰：“死而有益阳城君，死之可矣。无益也，而绝墨者于世，不可。”孟胜曰：“不然，吾于阳城君非师则友也，非友则臣也。不死，自今以来，求严师必不于墨者矣，求贤友必不于墨者矣，求良臣必不于墨者

墨子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所以禁伤人也。（墨者钜子腹对秦惠王语）

今观《备城门》各篇，颇有杀伤之事，又为自固其圉而宣布之戒严令“斩”“斩”“斩”者各条，与懦者所想象慈悲不杀煦煦为仁之墨子大异。则我先墨非“弃邠迁豳”之太王，亦非“不禽二毛”之宋襄也。要知人攻我守，正所以达兼爱万民之旨。不守而退，适足以长强暴侵凌之风。务攻夺者，盗贼主义也。不抵抗者，奴隶主义也。世无奴隶，亦无盗贼，弱者“失义”，乃强者“失仁”之因。盗贼奴隶，相为罪恶种子。使天下无不守之城，吾知攻者将却步顾虑，而未敢轻发也。

《吕氏春秋》成书于墨者“言满天下”之日，其论“攻守”颇与墨家言出入，今备录以资参证。

〔论攻〕古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兵之所自来者上矣，与始有民俱。凡兵也者，威也。威也者，力也。民之有威力，性也。性者，所受于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武者不能革，而工者不能移。兵所自来者久矣。黄炎故用水火矣，共工氏固次作难矣，五帝固相与争矣，递与废，胜者用事。人曰“蚩尤作兵”，蚩尤非作兵也，利其械矣，未有蚩尤时，民固剥林木以战矣。胜者为长，长者犹不足以治之，故立君。君又不足以治之，故立天子。天子之立也，出于君。君之立也，出于长。长之立也，出于争。争斗之所自来者久矣，不可禁，不可止。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家无怒笞，则竖子婴儿之有过也，立见。国无刑罚，则百姓之悟相侵也，立见。天下无诛伐，则诸侯之相暴也，立见。故怒笞不可偃于家，刑罚不可偃于国，诛伐不可偃于天下，有巧有拙而已矣。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有偃兵。夫有以死者，欲禁天下之食，悖。有以乘舟死者，欲禁天下之船，悖。有以用兵丧其国者，欲偃天下之兵，悖。夫兵不可偃也。譬之若水火然。善用之则为福，不能用之则为祸。若用药者然。得良药则活人，得恶药则杀人。义兵之为天下良药也，亦大矣。且兵之所自来者，远矣，未尝少选不用。贵贱长少贤者不肖相与同，有巨有微而已矣。察兵之微：在心而未发，兵也。疾视，兵也。作色，兵也。傲言，兵也。援推，兵也。连反，兵也。侈斗，兵也。三军攻战，兵也。此八者，皆兵也，微巨之争也。今世之以偃兵疾说者，终身用兵而不自知，悖。故说虽强，谈虽辨，文学虽博，犹不见听。故古之圣王有义兵而无偃兵。兵诚义，以诛暴君而振苦民，民之说也，若孝子之见慈亲也，若饥者之见美食也，民之号呼而走之，若强弩之射于深谿也，若积大水而失其壅堤也。中主犹若不能有其民，而况于暴君乎。（《荡兵》）

〔论守〕当今之世浊矣。黔首之苦，不可以加矣。天子既绝，贤者废伏，世主恣行，与相离，黔首无所告诉。……凡为天下之民长也，虑莫知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今世学者多非乎攻伐。非攻伐而取救守。取救守，则乡之所谓长有道而息无道，赏有义而罚不义之术不行矣。天下之长民，其利害在察此论也。攻伐之与救守，一实也，而取舍人异。以辨说去之，终无所定论。固而不知，悖也。知而欺心，诬也。悖诬之士，虽辨不用矣。是非其所取，而取其所非也。是利之而反害之也，安之而反危之也。为天下之长患，致黔首之大害者，若说为深。（《振乱》）

夫救守之心，未有不守无道而救不义也。守无道而救不义，则祸莫大焉。为天下之民，害莫深焉。凡救守者，太上以说。其次以兵。以说则承从多群，日夜思之，事心任精，起则诵之，卧则梦之，自今单唇干肺，费神伤魂，上称三皇五帝之业以愉其意，下称五伯名士之谋以信其事，早朝夜罢以告制兵者，行说语众以明其道，道毕说单而不行，则必反之兵矣。反之于兵，则必有斗争之情。有斗争之情，必且杀人。是杀无罪之民，以兴无道与不义者也。无道与不义者存，是长天下之害，而止天下之利。虽欲幸而胜，祸且始长。先王之法曰：“为善者赏，为不善者罚。”古之道也，不可易。今不别其义与不义，而疾取救守，不义莫大焉，害天下之民者莫甚焉。故攻伐不可非，攻伐不可取，救守不可非，救守不可取，唯义兵为可。兵苟义，攻伐亦可，救守亦可。兵不义，攻伐不可，救守亦不可。使夏桀，殷纣，夫差，智伯，晋厉，陈灵，宋康，不善至于此者，幸也。若令桀纣知必亡国，身死殄无后类，吾未知其厉为无道之至于此也。吴王夫差智伯瑶知必国为丘墟，身为刑戮，吾未知其为不善无道侵夺之至于此也。晋厉知必死于匠丽氏，陈灵知必死于夏征舒，宋康知必死于温，吾未知其为不善之至于此也。此七君者，大为无道不义。所残杀无罪之民者，不可为万数，壮佼老幼胎殰之死者，大实平原，广堙深溪大谷，赴巨水积灰填沟洫险阻，犯流矢，蹈白刃，加之以冻饿饥寒之患，以至于今之世，为之愈甚。故暴骸骨无量数，为京丘，若山林。世有兴主仁士，深意念此，亦可以痛心矣，亦可以悲哀矣。察此其所自生，生于有道者之废，而无道者之恣行。夫无道者之恣行，幸矣。故世之患，不在不救守，而在于不肖之大幸也。救守之说出，则不肖者益幸矣，贤者益疑矣。故大乱天下者，在于不论其义而疾取救守。（《禁塞》）

吕氏之论攻守，当以义不义为衡，不宜一“攻”篇非，而“救守”是尚。斯言也，与其谓为非难墨家，无宁谓之赞成墨子。何则？墨子之义，固非攻而不非诛也。诛者，以义讨不义也。使诛之义明，则世之“叛上”与“虐下”者，皆不能免于罪矣。岂非愈有助于“兼爱”乎。墨家之法，许民带剑，甲兵之备，列于器用与衣食住行并重。则墨家修守御以防侵暴，固有义兵而无偃兵者也。不过义者，空洞之名也。强者以加诸弱小，而弱小不能自湔。汤武之事，吾知之矣。有其志则尚为惭德，无其志则更为暴乱。故义而可假而不可必。不如各安其圉，各治其国，有征而无战，有守而无攻，徐待义名之立于天下然后可也，又乌取夫攻伐为哉？

兹再举墨子对鲁阳文君一问，为假义以伐人者深省。

鲁阳文君将攻郑，子墨子闻而止之。鲁阳文君曰，我之攻郑，乃顺天之志，郑人三世弑其父，故天加诛之，使三年不全，我将助天诛也。子墨子曰，郑人三世杀其父而天加诛焉，使三年不全，天诛足矣。今君又举兵而攻之曰，吾助天攻郑也，顺于天之志。譬如有人于此，其子强梁不材，故其父笞之。其邻家之父，亦举水而击之，曰吾击之也，顺于而父之志。则岂不悖哉！

此喻足为借义名以干涉他国内政者进一解。嗟夫“杀人亦无限，立国自有强”，假义名以争生存，自残其国人之生，又亏天下人之生。吾不知斯事循衍至何时已也，世有仁人，其将何以救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