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第十至十二章解读：艺术与哲学相互融合

梁　涛

之前已经有四位学者对《中庸》做了解读，介绍了《中庸》的成书、思想主题，以及《中庸》的前几章。这一讲由我来讲《中庸》第十、十一、十二章，只有三章，字数不多。但在解读这三章之前，我想讲一下我对《中庸》的理解。西方人有一种说法，一百个读者就会有一百个哈姆雷特。对于《中庸》也是如此，虽然可能没有这么夸张，但是不同的学者对于《中庸》的理解可能是不一样的。我没有听前面四位教授的解读，但是我想在有一些问题上我们的看法可能会不完全一样，这个也很正常。《中庸》是“四书”中的一篇，但也是最有难度、比较难以理解的一篇，所以我在讲“四书”时候，一般是把《中庸》放在最后。一般先从《大学》讲起，然后讲《论语》，讲《孟子》，最后才讲《中庸》。但是这不等于说《中庸》不重要，相反，《中庸》非常重要，《中庸》对于理解中国文化尤其是儒家文化非常重要。我可以这样说，你读懂了《中庸》，才有可能理解儒家文化，甚至是中国文化。如果说没有读懂《中庸》，那么对儒家文化，你的理解还是有欠缺的。《中庸》这么重要，但理解起来并不容易。对于《中庸》，我下过一点功夫，十几年前，我写过一篇文章叫《郭店竹简与〈中庸〉公案》，在这篇文章中谈了我的一些看法。

《中庸》虽然是一篇，但实际上包含了两个主题：一个是诚，或者是诚明；一个是中庸。请大家记住这点。所以不要以为《中庸》的篇名是“中庸”，它的内容就只是谈中庸，不是如此。这是我的第一个看法。第二个看法，我当时有一个猜测，《中庸》以前本来可能是两篇，后来被人们合在了一起，成了目前的一篇。十几年前写那篇文章的时候，这个想法特别强烈。因为我阅读《中庸》的时候，总是产生这种联想。《中庸》的第一章说到：“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这就是所谓的《中庸》“三句教”，是《中庸》最核心的内容。但是第二章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读到这里，你们有什么感觉？这两章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天所命的性与中庸是什么关系？如果你对《中庸》文本熟悉的话，就可以注意到，作者在第一章提出“天命之谓性”三句教之后，并没有立刻对其进行解读，而是到了第二十章，才对这三句话反复进行解读。所以我有一个看法，就是读完第一章之后，可以越过第二章，接着读第二十章以下，这样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比如何谓“天命之谓性”？并不清楚，作者在第一章中也没有解释。但在第二十章说，“诚者，天之道也；诚之者，人之道也”。这样我们才明白，原来在作者眼里，天有道德属性，是真诚无私的。天抚育万物，养育万物，当然是真诚的。天既然是真诚的，它赋予我们的性自然也是真诚的，“天命之谓性”要这样来理解。既然天赋予我们的性是真诚的，那么“诚之者，人之道也”，我们要效法天道，把内在的诚表现出来，这就是“率性之谓教”。那么“修道之谓教”呢？第二章说了，“自明诚谓之教”，我通过明觉事物也就是认识事物来发明内在的诚，这就是教。所以到了第二十章以下，作者反复在解说第一章的内容。这是我当年读《中庸》时的感受，不知道为什么，总是感到《中庸》的内容是不连贯的，可能是由两个独立的部分组成。

到了1998年，郭店竹简公布了，里面包含了部分子思的遗籍。子思的很多作品在历史上遗失了，但是在郭店竹简中又被重新发现。我注意到子思的作品其实可以分成两类：一类是记言体，就是子曰的形式，与《论语》差不多；一类是议论体，是首尾连贯的议论文，类似于《荀子》的文体。我们来看《中庸》，就会发现第一章“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修道之谓教”以及第二十章以下，属于议论体。从第二章开始，“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一直到二十章，都是“子曰”的形式。这样我就有了一点信心，写了上面提到的那篇文章，提出《中庸》可能原来是独立的两篇，后被人合成了一篇。当然，文体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思想内容。所以我反复强调，要把讨论“中庸”与“诚明”的内容分开，这样理解起来反而更容易。我写那篇文章时，一开始还是有些犹豫的：我的感觉是否准确呢？是不是联想过度了呢？

于是我去查了一下，发现历史上竟然有学者提出与我类似的看法。比如宋代学者王柏，就在一篇文章里说，“愚滞之见，常举其文势时有断续，语脉时有交互，思而不敢言也，疑而不敢问也”。意思是说，我在读《中庸》的时候，感到文脉时断时续，思路也不连贯。于是心里有所怀疑，但又不敢提出来。后来王柏看到汉书《艺文志》中有《中庸说》二篇，认为自己终于找到了根据。我们知道，《艺文志》是东汉编的一部书籍目录，其来源是刘向、刘歆父子编订的《别录》《七略》。既然《艺文志》记载有《中庸说》二篇，那么《中庸》原来可能就是两篇，后来被人合在了一起。不过《中庸说》两篇，能否证明我们今天看到的《中庸》本来也是两篇，还是有些疑问的。因为《中庸说》可能是对《中庸》的一个解读，是解释性的文字，解释的文字有两篇，并不能就此推论《中庸》本来也是两篇。但是王柏的说法来自他的感受，比如他认为《中庸》语脉时有断续，思路也不连贯，所以他的看法还是受到后人的关注。比如说冯友兰、新儒家的代表人物徐复观、日本著名汉学家武内义雄，还有今天的一些年轻学者，比如我的朋友郭沂，都持与王柏类似的看法。

在这种情况下，我写了上面提到的文章，针对《中庸》的成书提出了自己的看法。由于我利用了郭店竹简新的材料，所以较之前人是一个推进。我写这篇文章可能是在2000年，现在十几年过去了，我的看法有没有改变呢？有改变。为什么有改变？因为2008年我出版了《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讨论《中庸》的那篇文章作为一章也收入其中，美国夏威夷大学的成中英教授看到我的书后很快与我联系。他说我整体上是同意你的观点的，但有两个问题，一个就是关于《中庸》的：你既然说《中庸》本来是两篇，那么为什么被人合成一篇？合成一篇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根据？即便原来是两篇，一旦被合成一篇，文本的意义就发生改变了，读者可以作为一个整体去解读，历史上人们就是这样来理解的。对于这些问题，你是需要做出说明的。我觉得成中英教授的说法是有道理的。2000年写那篇文章的时候，我是从“分”的眼光去读《中庸》，是从发生学的角度去考察《中庸》材料的来源，至于两篇文章为什么被合在一起，合在一起又有什么意义？我思考得不够。所以我还欠一篇文章，需要从“合”的角度重新解读《中庸》。既然它已经是一个完整的文本了，就要对这个完整的文本做出解读。这样的解读，对于我们理解《中庸》同样非常重要，甚至可以说，是理解《中庸》的一把钥匙。

下面谈《中庸》的主题。《中庸》文字较长，它的主题是什么？我认为可以用文中的三句话来概括：“尊德性而道问学，致广大而尽精微，极高明而道中庸。”如果用一句话，我认为是最后一句，“极高明而道中庸”。理解了这句话，也就理解了《中庸》。那么，什么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呢？“高明”，在《中庸》文本中，应该指的是诚明，指我们精神所达到的一种高超的境界。按《中庸》的说法，天赋予了我们的性，天是真诚的，它生生不息，抚育万物。那么我们人也应该效法天道，把我们的诚明之性扩展出去，使其得到充分的实现。这样我们在尽己之性的同时也在尽人之性；在尽人之性的同时，也在尽物之性。最后，参赞万物之化育，与天地参。为什么尽己之性的同时也尽人之性呢？例如，我是一个老师，我在成为一个好老师的同时，也帮助我的学生实现他们的性，使他们成为合格的学生。我是一个父亲，我成为一个好父亲的同时，也使我的孩子实现他们的性，成为一个对社会有益的人。我是一个领导，我在成为一个好领导的同时，是不是也使我的下属、员工实现他们的价值，成就他们的人生呢？在儒家这里，人与人是相互关联的，是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彼此分离、孤立的存在。所以我们在成就自我的同时，也在成就他人。更重要的，我们在相互成就的同时，也在成就外部世界，成就外物。例如我们邹城有一座护驾山，是块风水宝地，风景十分优美。这是老天的赏赐，来自大自然的伟力。但是在不久的将来，一个漂亮的孟子研究院将会拔地而起，整个护驾山也会重新绿化。到那时我们再来护驾山，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护驾山不仅会成为传统文化的传播基地，还会为邹城增加了一个旅游景点，吸引游客驻足参观，流连忘返。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人力参与进去了。我们在赞天地之化育，万物本来是在生长变化的，但是我们人力参与进去，可以使这个世界变得更加美好。这样我们就可以与天地参，与天地并列为三。所以人是很伟大的，是可以和天地并列的。“极高明”所表达的就是一个人经过不断的“尽己之性”“尽人之性”“尽物之性”，最后所达到的“与天地参”的境界。这个境界高明不高明？当然高明！是极高明的境界。但是《中庸》的作者强调，虽然极高明，但也不能离开中庸，所以说“极高明而道中庸”，“道”是动词，行的意思，“道中庸”就是实践中庸。

那么，什么是中庸呢？前面几位教授可能已做了解读，我不知道他们的理解与我是否一样。从儒学史上看，学者对于中庸的看法是不尽相同的，甚至存在较大分歧，包括一些大学者。我的理解，中庸就是中和庸。中是中道，不偏不倚，恰到好处。庸是常道，庸有常的意思，既指平常，又指恒常。所以中庸是指既符合中道又符合常道，是指要在平常之中去求中，得中则可以恒常、长久。我再强调一下，中庸是在平常中去求中，一旦得中则可以长久。所以中庸就是中道和常道。我举个例子，两个年轻人相爱、热恋了，结婚组成了家庭，彼此是不是需要寻找中呢？两个不同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人，突然生活在一起，当然需要彼此磨合，寻找那个中。如果找到了中，日子就能过下去；如果找不到的话，恐怕会出问题，甚至会闹离婚。今天为什么离婚率这么高？就是大家不读《中庸》，不懂得去找这个中了嘛！但是中要在哪里去找呢？当然是在一日三餐、柴米油盐，在平常的生活中去找了。我从来没有听说过两口子是为了国家的大政方针、联合国的重大决议闹离婚的，都是为了日常琐事，生活习惯不一样，我爱吃咸，你爱吃甜，就是这些事。所以中庸就是中道和常道，是在平常生活中去寻找中，做到恰如其分。如果找到了中，就可以长久；得不到中的话，不仅不能长久，还可能会出问题。这就是中庸。

中庸非常重要，体现了儒家文化重视实践理性，重视人伦日用的一面。但是儒家的精神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所以又要求人们不能满足于日常生活，不能仅仅停留于凡俗的人生，而是要有更高的精神追求，要与“天地参”。所以年轻人谈恋爱，认识一个女朋友，只懂得柴米油盐，会过日子，还是不满意。为什么？不懂得诗与远方，不够浪漫，没有精神的共鸣和追求。但是只懂得诗和远方，非常浪漫，但不会过日子，不懂得柴米油盐也不行。理想状态是什么？是既要“极高明”又要“道中庸”。既懂得诗与远方，又懂得柴米油盐，这就是《中庸》的精神，是中国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对中国人来说，既追求精神的超越，又不否定现实的人生，在现实生活中实现精神的超越，这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一般的宗教，像佛教、基督教，往往对现实人生是否定的，认为人生空幻，执着为苦，或认为人因原罪而失乐园，不得已来到尘世，只有跳出轮回或回到彼岸的世界才能得到解脱或救赎。儒家文化不是这样，它是“极高明而道中庸”，既追求精神的超越，追求诗与远方，又不否定凡俗的人生，不否定人伦日用。美国有一位学者芬格莱特，写过一本书叫《孔子：即凡而圣》，字数不多，只是一个小册子，但很有影响。我觉得他把孔子思想的核心，或者说儒家文化的核心抓住了。芬格莱特认为，孔子是从凡俗之中去追求神圣，其神圣又不离开凡俗的人生，所以说是即凡而圣。这与我们对《中庸》的理解也是一致的。

为了说明《中庸》的“极高明而道中庸”，我引几位前辈学者的观点。首先引徐复观先生的看法：

所谓“庸”者，乃指“平常的行为”而言。所谓平常的行为，是指随时随地，为每一个所应实践，所能实现的行为。……表明了孔子乃是在人人可以实践、应当实践的行为生活中，来显示人之所为人的“人道”；这是孔子之教，与一切宗教乃至形而上学断然分途的大关键。

所以君子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最蠢笨的男女也是可以懂得、明白的。为什么？因为它是生活的常道。但是“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要做到极致，做到完美，即使圣人也难以做到。的确，谁敢说自己的行为都恰到好处、无过不及呢？连孔子这样的圣人也感叹：“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认为自己处理父子、君臣、兄弟、朋友关系，都没有做到完美。这不是孔子的自谦，而是每个人都要经历的人生过程，只有到了七十岁时，夫子才坦陈做到了“从心所欲不逾矩”。“好学不厌”的夫子尚且如此，更何况是一般的凡夫俗众呢？表面上看每个人都在生活，但对人生的体味却是不同的。“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每个人都要吃饭，但不一定懂得美食的滋味。每一个人都在生活，但不一定懂得生活的意义。差别就在于，你善不善于反思、总结，懂不懂去发现、寻找“中”，能否做到中庸。所以在孔子那里，中庸是很高的德，“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但是今天，中庸被负面化了，我们丢失中庸的智慧很久了，“民鲜久矣”。今天大家把中庸当作没有原则、和稀泥、墙头草随风倒的概念。如果我说某人中庸，他会不高兴，为什么？因为大家把中庸当作负面的概念。可是孔子的时候不是这样。所以徐复观先生把中庸之道称为孔子之教，认为是儒学与一切宗教乃至形而上学断然分途的大关键。最近韩剧非常流行，很多女同志都喜欢看。韩剧为什么有那么大吸引力呢？里面有轰轰烈烈的事件吗？有惊天动地的业绩吗？好像没有。讲的就是家庭的琐事，婆媳、妯娌、夫妇、同事之间的矛盾，人物的冲突，喜怒哀乐，就是这些内容。可是大家看起来很亲切，为什么呢？因为讲的是人伦日用，是中庸，是传统文化嘛。我们把自己的文化丢了，不懂得中庸了，倒是韩国人将其部分保留了下来，这就是“礼失求诸野”。

再引李泽厚先生的看法：

它（中庸）着重在平常的生活实践中建立起人间正道和不朽理则，此“人道”，亦“天道”。虽平常，却乃“道”之所在。

中庸之道是凡俗、平常的，但又极高明，与天道是相通的，是“极高明而道中庸”。它不仅是凡俗的，同时也是超越的，是神圣的，是儒家文化甚至中国文化的根本特点。所以当年朱熹把《中庸》从《礼记》中抽出来，与《大学》《论语》《孟子》合为“四书”，是有其考虑的，就在于《中庸》对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做了高度的概括，就是“极高明而道中庸”。

下面我来谈一下《中庸》的作者问题。我认为《中庸》应该就是子思所作，因为汉代的司马迁还有其他学者，都说子思作《中庸》。既然司马迁这样讲，当然是有根据的。但是后来学者提出怀疑，认为《中庸》未必是子思所作。到了近代，一些学者把《中庸》的成书拉得很晚，认为其成书要到秦汉之际。大家去看民国以来的哲学史著作，大都是将《中庸》放在秦汉之际来处理的。学者这样做，当然是有原因的，就是第二十八章有一段话：“子曰：愚而好自用，贱而好自专，生乎今之世，反古之道。如此者，灾及其身者也。”又说“今天下车同轨，书同文”。这更像是秦统一后的语言，所以《中庸》成书只能是秦统一之后了。但是如我所主张的，将《中庸》看作是两个部分构成的话，就会发现，这段话恰恰是在第二十章以后，而二十章以后都是议论体，只有这一章例外，是子曰体，这就显得非常特殊了，所以我认为这一章有可能是后人在传抄中插入的。因为古代的书和今天的书不是一个概念，印刷术出现之前的书与之后的书有很大不同。今天出一本书，印个五千、一万册，所有的书都是一个样子，同一个版本。古代的书则不同，印刷术出现以前，往往是有人写了一本书，或者是弟子将某人的思想记录下来，一开始只有一本书，只有一个版本，别人看到后觉得不错，于是借来抄一本，这样一抄十、十抄百，慢慢流传开来了。所以古代的书很多是手抄本，而且是抄在竹简上、帛书上，流传起来非常不容易。在传抄过程中，文本的内容很容易发生变化，把一些原本没有的内容增加进去，把一些不符合当时人们观念的内容删掉了。这不是主观的猜测，而是有客观证据。近些年地下发现了大量的古书，有些是有传世本的，二者一比较就会发现，虽然内容大致相同，但一些文字甚至句子是有变化的。既有增加，也有删除，甚至是抄漏、抄错了，都是可能的。所以我认为，在没有更多的证据的情况下，《中庸》还应看作是子思所作，反映了子思的思想。子思是孔子的孙子，又是孟子老师的老师，他构成了孔子到孟子之间的一个重要的环节，在思想史上的地位是很重要的。以上是我对《中庸》成书、思想主旨和作者的一个大致看法。

第十章

子路问强。子曰：“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宽柔以教，不报无道，南方之强也，君子居之。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而强者居之。故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中立而不倚，强哉矫！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国无道，至死不变，强哉矫！”

我们来看《中庸》第十章，这一章非常有名，经常被人引用，但是理解起来有一定的难度，所以要做重点解读。在这一章里，子路向孔子请教如何做到强。强是刚强的意思。子路为什么要问强呢？这就涉及子路的性格和为人。我们知道，子路是孔子的弟子，名仲由，字子路。据《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记载，“子路性鄙，好勇力，志伉直，冠雄鸡，佩豭豚”。子路性情粗暴，逞勇好强，志气刚强，平时带着鸡冠的帽子，佩戴着公猪皮装饰的宝剑。“豭豚”是猪，这里是指用猪皮装饰的宝剑。子路一开始并没有拜孔子为师，甚至“陵暴孔子”，欺辱过孔子。“孔子设礼稍诱子路”，孔子用礼乐慢慢地引导他，用自己的德行、学识感染、影响他，最终折服了他。“子路后儒服委质，因门人请为弟子。”后来子路穿上儒服，带着拜师的礼物，通过孔子的弟子引见，要求拜孔子为师。所以子路对孔子的态度有一个转变的过程，一开始是瞧不起孔子的，孔子一个文弱书生，既不勇也不强，有什么了不起？但有了接触后，才发现孔子是自己崇拜、敬仰的人，是自己的人生导师。通过司马迁的记载，我们知道子路是一个逞勇好强的人，喜欢与人争个高低，所以他问强就不奇怪了。这在《论语》中也有反映，子路曾经问：“君子尚勇乎？”“勇”与“强”意思相近。一个君子是否要崇尚勇呢？孔子回答：“义以为上。”一个君子要崇尚的是道义，较之勇敢或勇气，道义更为根本。为什么呢？“君子有勇而无义为乱，小人有勇而无义为盗。”只讲勇气而不讲道义，即使君子也可能为乱，如果是小人就可能沦为强盗了。所以勇敢虽然好，但要看用在什么地方。如果是维护道义，勇敢当然是值得肯定的，是好的品德。但如果不讲道义的话，就变成逞强示勇。有些年轻人一句话不合，拔刀相见，拳脚相加，这叫什么勇？这是匹夫之勇，是不值得肯定的。

了解了这个背景，我们再来看本章的内容。对于子路的问题，孔子反问道：“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与？抑而强与？”你说的是哪一种刚强呢？是南方人的刚强，北方人的刚强？还是你的刚强呢？“而”是你的意思。子路是什么刚强呢？就是《史记》所说的，“好勇力，志伉直”。所以对于子路的问题，孔子并没有直接回答，而是将刚强具体化，你说的到底是哪一种刚强？显然在孔子看来，刚强的表现是不同的。所以，你想做到刚强的话，先要搞清楚，你追求的是哪种刚强。

紧接着，孔子对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以及他心目中理想的刚强做了对比和说明。南方的强者是“宽柔以教”，“教”一般理解为教导，朱熹就是这样理解的，“宽柔以教”是宽厚、柔和地教导他人，是我对他人的态度。但“教”也可以训为效，效法的意思。这样这句就是宽厚、柔和地效法、学习，指的是我的主观态度，也讲得通。“不报无道”，“报”是报复的意思，你对我无道，对我不好，但是我不去报复你，甚至以德报怨，这是“南方之强也”，是南方人所理解的刚强。“君子居之”的“居”，是处的意思，作为一个君子，往往会选择这样的刚强。所以南方的刚强不是表现在逞强好勇上，而是有一种忍耐力，你欺凌我了，以无道待我，但我不与你一般见识，我忍耐下来。历史上有这样的人物，像汉代的韩信，就是“南方之强”的代表。据《史记·淮阴侯列传》记载：

淮阴屠中少年有侮信者，曰：“若虽长大，好带刀剑，中情怯耳。”众辱之曰：“信能死，刺我；不能死，出我裤下。”于是信孰视之，俯出裤下，蒲伏。一市人皆笑信，以为怯。

这就是著名的韩信忍受胯下之辱的故事。韩信是淮阴人，就是今天的江苏淮安，属于南方了。一次，淮阴有一个年轻的屠夫当众羞辱韩信说：“你虽然长得又高又大，喜欢带剑，其实你胆子很小！如果你不怕死，就用剑来刺我；如果不敢，就从我的裤裆下钻过去。”于是韩信仔细望了对方一下，俯下身子，趴在地上，竟然从他裤裆下钻了过去。这在他人看来这是奇耻大辱，生不如死，但韩信不这样认为。羞辱我的人不过是个无赖嘛，我为何要与你一般见识呢？韩信的所作所为表面上看是胆怯，实际却是刚强。关键在于韩信有自己的信念、目标，与羞辱他的人不在一个层次上。你有了目标，想要实现，就需要极强的耐力、定力，这同样是刚强。后来韩信封侯拜将，衣锦还乡，当年羞辱他的屠夫见了吓得瑟瑟发抖。韩信怎么对待他呢？惩罚他了吗？没有！不仅没有，还授予其官职，让他做了中尉。这就是“不报无道”。我们想想，如果当时韩信一怒之下杀了这名屠夫，还会有后来的韩信吗？他或许早被对方的同伙报复杀害了，也或许被官府判了死罪。所以韩信对手下的人说，“此壮士也”，这是位壮士。当年他侮辱我的时候，我难道不能杀死他吗？但“杀之无名”，杀掉他没有意义，所以我忍受了一时的侮辱而成就了今天的功业。所以有时候忍耐、退让不一定是懦弱、胆怯，关键看你追求的是什么？韩信追求的是封侯拜将的功业，所以就没有必要与市井地痞一般见识。他称屠夫为“壮士”，并不是夸奖对方有多么了不起，而是说这位屠夫的出现，实际是对自己的考验。当年你欺辱我，其实是对我的考验和激励。你考验了我的忍耐力，所以我不报复你，还要感谢你。这也是一种刚强，是南方的刚强，君子会选择这种做法。君子较之一般人，有更多的见识和修养。(www.xing528.com)

北方的刚强则不同，“衽金革，死而不厌，北方之强也”。“衽”指席子，这里用作动词，睡觉的意思。“金”指兵器，因为兵器是金属做的。古人说的金不一定是金子，也可以是铜和铁。“革”，指铠甲。“衽金革”就是抱着兵器睡在铠甲之上。“死而不厌”，到死也不厌倦。“北方之强也”，这是北方人的刚强。“而强者居之”，刚强者往往会选择这种做法。这段话表面上看不太严谨，既然是讲“强”，又说“强者居之”，似乎是重复了。但《中庸》的意思是说，“北方之强”往往是为强而强，为追求刚强而刚强，所以是“强者居之”，刚强的人往往选择这种做法。像古代的侠客、武士，司马迁在《刺客列传》中记载的人物，如豫让、荆轲等，就属于这一类的强者，是“北方之强”。

为什么“北方之强”与“南方之强”有这么大差别呢？这当然与风土人情有关了。朱熹对此有一个解释，他说“南方风气柔弱，故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南方气候温暖湿润，影响到人的性格，江南小曲，柔和婉转，与“燕赵悲歌”有很大不同，像陕西秦腔、华阴老腔，不是在唱，而是在“吼”。这是北方人的表达方式，是北方的刚强。南方则不是这样，“以含忍之力胜人为强”，以自我克制、隐忍为刚强。我的刚强不是表现在情绪的宣泄上，而是表现在克制、隐忍上。我不跟你计较，我隐忍、退让，最后还是战胜你，所以这也是一种刚强。老子讲“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主张以柔克刚、以退为进，就属于南方之强。老子是楚国人，属于南方，北方不会出老子这样的思想的。“北方风气刚劲，故以果敢之力胜人为强。”北方的气候刚劲凛冽，影响到人的性格，做事果敢，逞强好斗。这是从气候、风俗上分析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的差异。

但是，不论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都不是孔子心目中理想的刚强。那么，孔子理想的刚强是什么呢？接着下面几句，孔子做了论述：“君子和而不流，强哉矫。”“和而不流”就是“和而不同。”《论语》说，“君子和而不同，小人是同而不和”。“和”与“同”是不一样的，关于和、同，最著名的就是晏子的说法。据《左传》的记载，晏婴是齐景公的大臣，齐景公有一个宠臣，叫梁丘据，是一个阿谀奉承之徒，对齐景公百般奉迎，很会拍齐景公的马屁。有一次齐景公对晏婴说，“唯据与我和”，只有梁丘据做到与我和——他能顺从我的心意，事事听从我的。晏婴是怎么回答的？晏婴说，“据亦同也，焉得为和？”梁丘据的所作所为只能叫做同，不能说是和。齐景公就问了：“和与同异乎？”和与同有什么不同吗？晏婴说，当然不同了。和好比是我们煮粥，要把不同的食料调和在一起，加上水，用柴火煮，添加调味品，这样才能熬出美味的粥来。君子吃后，能够“平其心”，心情舒畅，浑身舒服。对君臣而言，也是同样的道理。“君所谓可而有否焉，臣献其否以成其可”，国君认为正确的，但实际存在着错误，臣子就应当指出来，帮助其改正。“君所谓否而有可焉，臣献其可以去其否”，国君认为是错误的，但实际上有合理的地方，臣下也应该指出，使国君了解事情的真相。这样的话，政治才会清明，百姓没有争心，这才叫做“和”。可是，梁丘据是这样做的吗？不是。“君所谓可，据亦曰可；君所谓否，据亦曰否。”齐景公说对，梁丘据也说对；齐景公说错，梁丘据也说错。完全没有自己独立的主张和见解，一味地迎合、逢迎国君的主张。这就好比，只用水来煮粥，这样的粥能吃吗？只用一个音节奏曲，这样的曲子谁愿意听呢？所以只有同没有和是行不通的。君子崇尚“和而不同”，小人喜欢“同而不和”。所以孔子认可的“刚强”首先是“和而不流”，要有独立的见解和主张，不随波逐流、人云亦云，更不会随声附和，逢迎权贵，这样的人才是真正的强者。“强哉矫”，“矫”是刚强貌。“哉”是语助词，用在句中，无意。这句话翻译过来就是，这就是刚强啊！

“中立而不倚，强哉矫！”“中立”，传统的解释是中正独立，是将中立理解为中和立。我觉得中立也可以理解为立中，据中而立的意思，中指为公正。保持公正而不偏私，这就是刚强。“国有道，不变塞焉，强哉矫！”这是讲国家治理得好的情况。“塞”的含义比较复杂，既可以指堵塞，也可以指充实、充塞。郑玄注为“实也”，是取充实、充塞之意。朱熹注为“未达也”，是取堵塞之意。堵塞了，就没有达到。我觉得郑玄的说法更合理，塞是充塞之意，“不变塞”，就是不改变充塞于我内心的东西，也就是不改变我的内在德行，这就是刚强。“国无道，至死不变”，国家治理混乱，我宁可献出我的生命，也不改变我的德行，这就是刚强。

总结一下，本章记录“子路问强”。针对子路的问题，孔子反问，你问的是什么样的刚强？是南方人的刚强，还是北方人的刚强？或者是你的这种刚强？显然孔子是不满意这三种刚强的，然后提出了他所理解的刚强，就是“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至死不变”。这是孔子理想的刚强。它和前面所提到的南方之强、北方之强以及子路的强有什么不同呢？差别在什么地方？其实对于这个问题，可以用《论语》所记“子路问勇”做出说明。

前面提到，子路曾问君子是不是要崇尚勇？孔子说，道义更重要。如果仅有勇气，而不讲道义的话，君子也可以为乱，更不用说小人了，所以说道义比勇气更为重要。《论语》讲“仁者必有勇，勇者不必有仁”。一个真正的仁者，他可以杀身成仁，舍生取义，你说他有没有勇气？当然有了！历史上有很多这样的人物，像顾准、林昭，在那个“举世皆醉”的混乱年代里，他们为追求和坚持真理，宁可舍弃家庭幸福乃至生命，以一人之力抗拒一个时代，你说他们是不是具有勇气？当然是的，是大勇，是大仁大勇。而那些“文革”时期的红卫兵小将，他们殴打自己的老师，甚至跑到曲阜去砸孔子像，当时他们肯定也觉得自己很勇敢，认为自己很有勇气，可是这是什么勇气呢？所以说，勇有两种，一种是血气之勇，没有是非曲直；一种是道义之勇，是对真理、仁义的坚守，是大仁大勇。对于刚强也是一样，所以孔子教导子路，你询问、追求刚强，但关键是什么样的刚强？南方之强与北方之强，虽然也有可取之处，但显然流于一偏，更重要的是，对刚强的目的缺乏自觉和思考，甚至是为刚强而刚强。真正的刚强不在于逞强好勇，而在于坚持己见，特立独行，公正而不偏私。

本章是讨论强，强与勇又有密切关系，故我们用《论语》中子路与孔子论勇的内容帮助理解此章。其实《孟子》还有一段讨论勇的文字，同样也可以帮助我们来理解《中庸》第十章。这段文字就是《孟子》著名的“知言养气”章。为了说明养气，孟子提到两位著名的勇士，一位叫北宫黝，一位叫孟施舍。他们都有一套培养勇气的方法。“北宫黝之养勇也，不肤挠，不目逃。”北宫黝怎么培养勇气呢？用针来刺我的肌肤，我不退缩；用针来刺我的眼睛，我不躲闪。大家可以试一试，有人用针刺你眼睛的话，你不是要本能地躲闪一下？但是北宫黝眼睛一眨不眨，用这种方式培养自己的勇气。“思以一豪挫于人，若挞之于市朝。”我受了一点委屈，就好像在大街上被人鞭打一样。所以北宫黝是不受一点欺辱的，你有一点对不住我，我一定睚眦必报。“不受于褐宽博，亦不受于万乘之君。”“褐宽博”，指褐布做的宽大的衣服，穿这种衣服的是地位低下的人，这里指卑贱者。所以，北宫黝的报复心是没有选择的，不论是卑贱的人，还是万乘之君，只要你敢欺负我，我一定要报复你。只报复卑贱者，不算是勇气，但同样报复有地位的人，这在北宫黝看来，就是勇敢了。“视刺万乘之君，若刺褐夫。”“褐夫”就是穿褐宽博的人。我杀死国君就跟杀死一个普通人一样，只要你敢欺辱我，我睚眦必报。“无严诸侯，恶声至，必反之。”“严”是畏惧的意思。对于诸侯，我也无所畏惧。你敢骂我一句，我马上反击你，这是北宫黝培养勇气的方法。

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与北宫黝则有所不同，孟施舍之养勇，“视不胜犹胜也”。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很特别，他不是在每一件事上培养勇气，而是首先培养起无惧之心，这样在任何事情上都可以无所畏惧、勇往直前了。所以他“视不胜犹胜也”，虽然我打不过你，但在内心里坚信我可以战胜你。“量敌而后进，虑胜而后会，是畏三军者也。”如果我计算双方的力量对比，再决定是否要进攻；先考虑能否战胜对手，再决定要不要和你打，这样的话，已经是畏惧对方了，气势上已经被对方压倒了。“舍岂能为必胜哉？能无惧而已矣。”“舍”指孟施舍。我不一定能做得到战胜对方，我所能做到的只是无所畏惧而已。这是孟施舍培养勇气的方法。孟子如何看待二人的养勇呢？孟子说，“夫二子之勇，未知其孰贤，然而孟施舍守约也”。他们二人培养勇气的方法，我不知道谁更高明一点，但是孟施舍抓住了根本。因为孟施舍首先培养无惧之心，有了无惧之心的话，在任何事儿上都可以做到无所畏惧，所以说孟施舍“守约”，抓住了根本。

但是孟子马上话头一转，“昔者曾子谓子襄曰：‘子好勇乎？吾尝闻大勇于夫子矣”。注意一下，下面孟子关于勇的论述到底是谁说的呢？按照孟子的说法，应该是曾子对子襄说的，而曾子又是听“夫子”也就是孔子说的。就是孔子告诉曾子，曾子告诉子襄，子襄是曾子的弟子，然后子襄又不知经过多少人的口，辗转告诉了孟子。这样，这段话的所有权应该是孔子。但是我们一般认为，这段话既然出自孟子之口，可能是他的假托或者包含了他的想法，这涉及对“子曰”的理解问题。孟子说，他间接听到孔子对“大勇”的看法。“自反而不缩，虽褐宽博，吾不惴焉”，“缩”是直的意思，不缩就是理亏，理不直。我想一想，如果我做得不对，真理不在我的手里，即使面对一个地位低下的人，我也不恐吓他，不仗势欺人。“自反而缩，虽千万人，吾往矣。”我想一想，如果我做的是对的，真理掌握在我的手里，即使面对千军万马，我也勇往无前。孟子说，“孟施舍之守气，又不如曾子之守约也”。孟施舍的守气，又不如曾子抓住了根本。为什么？孟施舍也好，北宫黝也好，他们所培养的都是血气之勇，是小勇；而曾子培养的是道义之勇，是大勇，是真正的勇，是儒家所推崇的勇。这里虽然是谈勇，但与刚强是一个道理。显然在子思看来，不论是南方之强还是北方之强，都没有上升到道义的高度，而孔子所倡导的“和而不流”“中立而不倚”，因为保持了独立见解，维护了公正、正义，才是真正的强，是理想的刚强。这种刚强与南方之强、北方之强的不同在于：一是南方之强、北方之强分别代表了刚强的两个极端，南方之强偏于柔弱，北方之强偏于刚强。而孔子讲要中立，取其中道，不要太过柔弱，也不要太刚强。二是南方之强也好，北方之强也好，都是血气之强，不是发自于道义的刚强。对于儒家来说，真正推崇的是发自于道义、发自于仁义的刚强。一个人有独立的见解，不屈从于流俗，公正不偏私，不论是国家治乱，都不改变自己的德行，这才是真正的刚强，是儒者所推崇的强。

第十一章

子曰：“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君子遵道而行，半涂而废，吾弗能已矣。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

我们来看第十一章。“素隐行怪，后世有述焉，吾弗为之矣。”“素隐”的“素”一般解释为空，也就是挂名的、有名无实的意思。我们说孔子是素王，素王就是有其德而无其位之王，是名义上的王。“素隐”就是空隐，是没有目的、没有理由的隐居。像古代有所谓终南捷径，说的是唐代有一个书生卢藏用，因为没有考取进士，便跑到京城长安附近的终南山隐居起来，结果反而获得很大的名声，以至于朝廷要出面聘请他出来做官了。孔子讲，“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你明明是想出仕也可以出仕的，却故意以隐居表现清高，这就是素隐。“行怪”，行为奇怪。“素隐行怪”就是采取一些离奇的行为，引起人们的关注，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博出位，这些人往往还成功了，“后世有述焉”，得到后人的称赞。所以任何时代都有投机钻营、希望不劳而获的人，从《中庸》的记载来看，子思的时代这样的人已经不少，但古已有之，于今为烈。在今天网络的时代，“素隐行怪”更为常见了，像那些所谓的网红，芙蓉姐姐、凤姐等，故意做出不合常规、离经叛道的行为，吸引眼球、增加流量，竟然也混得风生水起，“今世有述焉”。但孔子说，“吾弗为之矣”，我不屑这样去做，因为我信奉的是中庸之道，也就是生活的常道，相信一分耕耘一分收获。靠炒作寻找存在感，是君子所不为的。

“君子遵道而行”，这个道当然指中庸之道，是一代代人奉行的生活常道。“半涂而废”，生活的常道似乎不难做到，但即使是君子也不一定会坚持下来。为什么？因为你一旦选择了中庸之道，就要承受长期的孤独、寂寞，默默无闻，不被世人所理解。在这个过程中，有些人坐不住了，动摇了，不甘寂寞了，也想走捷径了，于是“半涂而废”，放弃了中庸之道。所以人生就是一个历练的过程，你一旦确立了理想、抱负，一旦选择走一条生活的常道，就要有充分的心理准备，因为“素隐行怪”、投机钻营的人比比皆是，人间的不公也时有发生。如果没有持久的定力，难免会半途而废，也想要博出位了，想去投靠、逢迎了。但是“吾弗能已矣”，“已”是停止的意思。我不会停止下来，仍要奉行中庸之道，奉行生活的常道，默默地耕耘，默默地付出，一点点地积累，等待时运、机会的到来。即使在我有生之年机会不会到来、时运不会改变，我依然不会停止对道的追求，不会改变对道的持守。所以这里涉及对命运的态度和理解，《论语》说“不知命，无以为君子”，“知命”是成为君子的条件。《中庸》第十四章也说，“君子居易以俟命，小人行险以徼幸”。君子在平易之中等待时运、机遇的到来，尽人事以待天命。小人却会铤而走险，违法乱纪，想侥幸获取一时的利益，关键就在于他们不知命。

“君子依乎中庸，遯世不见知而不悔，唯圣者能之。”“遯”同“遁”，隐遁的意思，“遯世”就是隐居避世。君子依据中庸之道行为处事，结果不被人所知，不被人所理解。所以这里的“遯世”不是主动的避世，而是因为他们奉行的是中庸之道，生活的常道，没有哗众取宠之举，没有一时的轰动效应，结果不被人所关注，不被人所知晓。但是即便如此，也不会后悔，不会改变。做到这一点当然是很难的，“唯圣者能之”，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得到吧。

我们注意一下，在第十一章中，出现三个称谓：君子、圣人，还有“吾”，也就是孔子自称。君子是理想人格了，但他还会动摇，会半途而废。圣人的境界则高了一个层次，比君子更为坚定，不被世人所知而依然无所悔。显然“孔子”是以圣人为人生目标的，他自称“吾弗能已矣”，认为自己不会动摇，不会停止，当然也就是做到不被世人所知而无悔，这多少有点以圣人自况了。所以从这一点判断，本章的“子曰”可能是子思的假托，而不一定是孔子的言论。这样讲，当然也是有根据的。《孔丛子·公仪》记载，鲁穆公曾经问子思，“子之书所记夫子之言，或者以谓子之辞。”你的书里记载的夫子也就是孔子的话，有人认为实际是你自己讲的。孔子是思子的爷爷，所以子思可能打着孔子的旗号，开口闭口我爷爷说，以致引起人们的怀疑。那么子思是怎么回答的呢？“臣所记臣祖之言，或亲闻之者，有闻之于人者，虽非其正辞，然犹不失其意焉”。我记载我爷爷的话，有的是我亲耳听到的，有的是我从别人那里间接听来的，虽然不一定是我爷爷的原话，但是意思也差不多。“其君之所疑者何？”国君你为什么要怀疑呢？孔子是子思的爷爷，子思当然要利用这个资源了，所以他经常打着孔子的旗号讲出一些“子曰”来。至于子思为自己的辩护，我们也只能参考，他说自己所讲的与孔子的意思相差不远，但毕竟已经不是实录了。所以对于《中庸》中的“子曰”要具体分析，有些可能确实是孔子的言论，有些则出自子思的发挥了。

第十二章

君子之道，费而隐，夫妇之愚，可以与之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言其上下察也。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

我们来看第十二章。“君子之道，费而隐。”“君子之道”就是中庸之道，“费”是光明、光亮的意思，“隐”是隐微。君子之道既光明又隐微，光明是说其易于理解，隐微是说其精微之处又难以把握。君子之道就是生活的常道，当然容易理解，所以说“夫妇之愚，可以与知焉”，没有多少文化的愚夫愚妇都会懂得。谁不懂得生活呢？生活是什么？无非柴米油盐，人伦日用嘛，谁不懂呢？但是“及其至也，虽圣人有所不知焉”，真正要做到这个极致，把握其隐微之处，圣人恐怕也不一定做得到。所以君子之道一方面是光明的，容易理解；另一方面又是隐微的，难以穷尽。是既光明，又隐微。对于生活的常道，我们每个人都懂得一些，但谁敢说我穷尽了人生的意义呢？谁敢说自己在为人处世、接人待物上做到了尽善尽美呢？恐怕没有人敢这样讲，我们的行为都有可完善、可提升的地方。这就是中庸之道，一方面普通、平常，似乎谁都可以做到；另一方面又隐微、深奥，要想达到极致，即使圣人也无法做到。

“夫妇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虽圣人亦有所不能焉。”这段与上面意思差不多，品行不那么好的夫妇，也能遵从中庸之道，也就是生活的常道，但是要达到极致、尽善尽美，恐怕圣人也难以做到。

“天地之大也，人犹有所憾。”这句有点突兀，不好理解，怎么突然冒出这么一句？有人说恐怕有缺文，应该加一句“况圣人乎”？这样就通了，意思就完整了。天地虽然广大，但我们依然会感到有缺憾。例如，天地会风雨失调，有干旱水涝，有各种自然灾害。所以天地虽然广大，育万物，养育了万物，也不能做到尽善尽美，更何况是圣人呢？意思是我们对圣人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前面说了，“虽圣人亦有所不知焉”，后面应该有一个呼应，圣人虽然有所不知，我们也不能求全责备，因为对于天地尚且不能求全责备，何况是圣人呢？这样就解释通了，否则会有些突兀。

“故君子语大，天下莫能载焉；语小，天下莫能破焉。”“语大”，还是就中庸之道而言，中庸之道从大的方面说，天下没有人可以承载得起，这是文学描述，是一种修辞。主要还是强调，人生的道理太深奥了，也太广泛了，一代代人都在探求、探索，但是我们穷尽了吗？没有！不仅我们这一代人没有穷尽，以后也不会穷尽，人们还会一代代人还会探索下去，探求中庸之道，生活的常道。“语小，天下莫能破焉。”“破”就是剖析、分析的意思。从小的方面来说，对于中庸之道，天下没有人能分析得清楚、能说得清楚。这就是“君子之道，费而隐”，其光明的一面虽然容易理解，但推到极致，我们却似乎无法承载；其隐微的一面，“《诗》云：‘鸢飞戾天，鱼跃于渊。’”这是引诗言志。“鸢”是老鹰，“戾”是至的意思，“于”训自、从。鹰击长空，鱼跃自渊。鹰飞到天空，鱼从深渊中跃出。宋儒非常喜欢引这首诗，二程就说“活泼泼的”，认为是生机盎然，生命的真实呈现。所以我们说到中庸的时候，不要只把它看作是一种约束、限制，似乎恪守中庸就是为了束身寡过，更重要的内在情感、生命的流露，是内与外的统一。“言其上下察也。”“察”是至的意思。中庸之道上达之天，下至于地，不仅包含了人生的方方面面，还与天地具有内在的关联，具有超越的维度，人生乃至宇宙的道理都包含在里面了。

所以下面紧接着说，“君子之道，造端乎夫妇，及其至也，察乎天地。”“造”是开始的意思。“造端”就是开端。君子之道也就是中庸之道是从夫妇之间开始的，其极致则达于天地。为什么中庸之道是从夫妇开始呢？最好的解释是《周易·序卦传》的说法：“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中庸之道首先是人伦之道，而人伦关系首先是从夫妇开始的。从时间上说，男女的出现当然更早，但只有男女没有人伦，还不算是文明，不算是君子之道。君子之道是从夫妇关系开始的，有了夫妇关系，才会有明确的父子关系；有了父子关系，才会有君臣关系，进而有朋友关系，人伦关系就这样一步步发展出来的。所以夫妇关系是人伦之始，中庸之道首先体现在夫妻之间，夫妻和睦、家庭和睦是人际和谐的前提和保障。中庸之道始于夫妇的关系，但不限于夫妇，一步步推出去，天地万物都包含在内，这就是中庸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