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中江
这一讲,主要问题是我们称之为适度的美德和智慧,中心问题是“君子中庸”。这个问题是《中庸》的一部分。接下来我们从不同方面来讨论。
首先我们做个引言。我们说我们生活在一个关系的世界里面,关系的世界是非常复杂的,是多重的。也就是说,在人类社会中,人与人之间是相互依存的,我们需要相互帮助与合作。如何去建立一种好的关系,好的秩序,好的合作?我们需要伦理、道德、美德,同时我们也需要理性与智慧;我们需要真的世界、善的世界,当然我们还需要美的世界和自由的世界。
我们说我们所生活的这个关系的世界有多重,概括来讲,主要有四重关系。第一重关系就是广义的人和自然的关系。这种关系在中国古代文化传统里面,我们称之为天人关系,大家很熟悉。第二重关系是个体和社会的关系。这一层关系是强调我们每一个人作为个体,与作为整体的社会之间有何关系。第三重关系是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可以说,在交往的社会里面,在实际的生活里面,人与人之间构成了一层丰富多彩的关系。这层关系里面可能有亲情,有友情,等等,我们统称为人与人的关系。在这三重关系之外,还有一种关系,就是人的自我的身心关系。身心平衡,身心和谐,是我们人生快乐和幸福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标准和尺度。如何处理好自我的身心关系,在伦理学、哲学,甚至是宗教学里面,这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
要处理好以上这些关系,我们需要各种各样的方法。第一种是理性的,或者是智慧的。第二种就是规范性的。我们需要秩序,需要规范,需要约束。其中一部分是伦理和道德提供给我们的,宗教也提供了这方面的一些资源和价值。这一部分往往是一种内在的约束。与此相对,还有外在的约束,就是客观性约束。比如说法律、社会条例等,这是外在的、客观的,我们需要遵守。道德、宗教的约束是人类自我的调节,属于软性的自律。这两种我们都需要。
《中庸》的智慧就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内在的方法,也是一个理性的方法。所以我们说这个方法,它既是一种美德,也是一种智慧。
《中庸》本来是《礼记》中的一篇,宋代的时候被单独分了出来。为什么把它分出来?主要是因为它的重要性。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其中一个核心的问题就是它所蕴含的美德与价值。
讨论《中庸》,我们有个基本的方法,就是按章讨论。从第二章到第九章,共有8章,但每一章的篇幅都比较小。所以我们主要是按章讲,同时,内容相近的章我们可以合并起来讲。关于文字上的一些历史知识,我们会有一点简单介绍。然后是说明这一章的大意,阐发它的义理。最后我们会有一个引申和运用。这就是我们讨论《中庸》采取的方法和方式。我们从第二章开始。
第二章
仲尼曰:“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时中;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
这一章文字上没有疑难偏僻字,涉及的人物是我们的圣人孔子。“仲尼”是孔子的字。孔子名丘,字仲尼。“君子”这个概念,现在我们日常生活中还在用,比如说,先君子后小人。在古代,“君子”可以指统治者、贵族,尤其在早期社会里面,比如西周时期,“君子”不是一个普通的敬称,它是与社会地位联系在一起的,是有贵族身份的男子的统称。“君子”一词从对贵族男子的统称演变为对有道德之人的敬称,那是后来的事。就像我们说“天下为公”,这个“公”的概念大家都很熟悉,代表公共的。“公”还有公正、公平的意思。其实一开始,“公”是跟人的身份联系在一起的,是指王侯、公侯,这些有社会地位的人,我们称之为“公”。这种人拥有治理公众生活的权力。所以“公”既代表一种身份地位,又是一种行为表现。后来它演化成一种理念,公共,公有,天下为公。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观念——天下是天下人的天下,我们就称之为公天下。
“中”的概念,大家很熟悉了,它的基本意思就是中间、中正。“庸”就是常,当然后面还会有其他具体的解释。“小人”,我们现在所说的“小人”一般是指道德比较低下的人,或者缺乏道德的人。“小人”本来是指社会地位低下的人,但后来这种意思越来越弱了,实际上变成像“君子”一样,跟道德联系在一起,成为缺乏道德、不择手段之人的代称。“小人”还有一种用法,就是表示自谦,表示对别人的尊重。我们有时候会说“鄙人”,说“小人”则是非常客气非常谦虚的一种谦辞用法了。《论语》里面的谦词就非常多,都是为了表示尊重别人而降低自己。“小人”在文法里面,在中国古代文化里面也有这种用法,并不是贬意。后面的“而”,不是连词,也不是副词,它是能的意思。“时中”,是时时刻刻的意思。
接下来的文字实际上有脱落。前面说“君子中庸,小人反中庸”,下面是承上的,所以应该是“小人之反中庸也,小人而无忌惮也”。“忌惮”是个常用词,就是顾忌和畏惧的意思。
以上是对这一章文字问题的梳理。稍加连贯就能理解这一章的大意:仲尼说,有美德的人,他们的言行都能符合中庸的准则;没有美德的人,他们的言行都违背中庸之道。为什么呢?有美德的人之所以能够合乎中庸,是因为他随时都按中庸的准则去做;小人之所以违背中庸,是因为他肆无忌惮,不按中庸的准则去做。
这个道理看起来并不难,我们接下来具体讨论一下它的义理。这里面第一个问题涉及“仲尼曰”,当然我们也可以说孔子曰。《论语》里面基本上都用“子曰”。《论语》当然不是孔子直接写的,而是孔子的弟子们编撰的。孔子的弟子尊敬孔子,“子”是一种敬称,所以就称“子曰”。这里传达出一个很重要的信息,就是跟孔子关系非常近的会称“子曰”。“仲尼曰”也差不多,应该是关系很近的孔子的弟子在引用孔子的话。在先秦的文本里面,我们也可以看到“孔子曰”的用法,看起来关系就显得相对远一些。这个用法实际上是有讲究的。
“仲尼曰”,就是说这个话是孔子说的。这个问题看起来很小,其实涉及的问题非常重要。以《论语》为例,凡是称“子曰”的话,大家大概都会说那是孔子讲的,是孔子留下的话。除了《论语》,孔子还在《礼记》《家语》《易传》等很多地方留下了大量的语录。这就引出一个问题,如此多孔子的话,“子曰”,“仲尼曰”,“孔子曰”,都是孔子讲的吗?这个问题在学术界一直有讨论。既然都是以孔子的名义说孔子的话,那是不是就应该说都是孔子留下的?但是问题很复杂,也有人质疑。清代以来,学术界一直在做一个工作——编孔子集,就是把孔子和他弟子交流过程中留下的语言全部汇编起来。现在这个工作我们还在做,需要搜集整理的东西还非常多。孔子虽然没有留下一部自己系统的著作,但他有弟子数千人,卓越的弟子有七十多位,那他在随时随地的教育中,在跟学生的交流中留下大量的语录,也是很正常的。这些语录是研究孔子重要的文献。所以,说这些语录全是孔子的,有点冒险;但要区分,也很复杂,很难找到行之有效的标准、方法。
所以相比之下,我们认为在一些重要的文献里面,比如说《论语》里面的“子曰”,《礼记》里面的“孔子曰”“子曰”,《中庸》里面的“孔子曰”,还有《易传》里面的“孔子曰”,是孔子留下的话语的可能性更高,应该是孔子的真实语录,能代表孔子的思想。《孔子家语》这本书因为过去被认为是一部伪书,不是孔子做的,所以一直有争议,大家也不轻易接受那里面的话是孔子的话。这个问题很复杂,我们只能说到这里。我们说《中庸》里面的“孔子曰”记述的是孔子的话,所以,讨论《中庸》的思想,我们也可以说是讨论孔子的思想,讨论孔子对中庸美德的看法、对中庸智慧的看法。这是要给大家说明的。
在第二章里有两个关键点:一是中庸作为一种美德,或者说一种伦理,这是孔子这样看的;二是这里面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区分,就是君子与小人的区分。君子与小人的区分非常普遍,在儒家传统里面,从孔子到孟子、荀子,孔子之后以及孔子的后学,基本上都有这样的思想。
儒家传统强调一种人格的修养、道德的修养,努力提高自己,使自己成为一个有美德的人。但实际社会生活里面我们总是参差不齐的,努力程度不一样,品行高低也不同。整体上在儒家看来,人是自由的,有伦理的自由,也有道德的自由。也就是说,人作为主体,是能够自己尊重自己的。但到现在还有很多人批评儒家,说儒家没有个性,不强调个性,甚或是压制个性。为什么会产生这样的说法?
儒家确实一方面说要自律,强调理,但同时又特别强调我们人格的发展、人格的主体性。《论语》里面讲,人只要用意志、坚定的信念去追求仁爱的价值,就一定能够追求到。人可以不受外界强加而自主选择,可以去弘扬道德,这是强调人的主体性,强调意志是自由的。所以《中庸》里面讲的君子与小人的区分,不是说人天生的谁就是君子,谁就是小人。儒家没有这样的人生而不平等的概念。特别是孟子的性善论,并不认为生来就有一部分人性善、一部分人性恶。汉代以后产生了一种人生下来就分三种的思想。第一种,天生就是圣人,或者说是天然善。第二种,生下来是可善可不善的。这种人在社会生活中要努力让自己走向善,避免不善。第三种,生下来就没有道德能力。但是,在儒家的大传统里面,人都具有相近的本性,只因为后天的修养不同,才产生了差别。在儒家看来,人生来都是平等的,都有共同的道德能力。所以君子、小人都是后天的结果,不是先天的产物。
与君子、小人之分相类似的还有智力与能力的高低之分。有人认为,人生下来能力就有高低之分。其实这个说法也是相对的。确实,我们应该承认人的天赋不一样,但是我们也不全靠天赋。人的才能是多样的,有的人可能在数学上有天赋,有的人可能在文学上有天赋,也有的人可能在艺术上特别有天赋,各有各的特性,都可以去发展自己。我们不能只用一个标准去衡量。以某一种能力为标准去衡量,拥有其他能力的人都成了没有能力的人,其实是错误的。我们每个人都拥有自己的天赋,关键是要运用好自己独特的那部分,发展出属于自己的能力。所以儒家说君子和小人都是后天的,道德上也一样。我们都是后天造成的,所以是可以改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
一时缺少美德,我们可以通过努力改变。但是,如果你本来拥有美德,却不好好坚持,就有可能失去美德。小人可以变君子,君子也可以变小人,它是流动的。这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而不是外在强加的。
这一章的重点是中庸之道。我们现在看看历史上对“中庸”的一些注解。
东汉经学大师郑玄在对《礼记·中庸》的注释中说,称之为中庸者,以说明它是中和之为用也。庸,他解释为用。
魏晋时期重要的文学家何晏在《论语集解》里面注释“中庸之德”,他说庸,常也,中庸就是中和可常行之德也。
我们可以看出来,郑玄也好,何晏也好,他们都重视中庸。
“中”解释为中和。问题是“中和”和“中庸”完全一样吗?应该说还是有差异的。那么,“庸”的意思究竟是解释成常,还是解释成用呢?郑玄是解释成用,说中是一种可以非常好的发挥作用的东西。何晏认为“庸”就是常,常是法度、常道,中常之道。这是中古时期的注释。
到宋代,朱熹认为“中”就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庸者,“平常也”,“乃天命所当然,精微之极致也”。
朱熹在《中庸章句序》里面引了程颐的话:
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
不易,就是常,是常道,是不会随时随地发生变化的。综上来看,程颐和朱熹的解释是接近的。程颐将“中”解释为“不偏”,“天下之正道”;朱熹则说“中”是“不偏不倚、无过不及之名”。倚,实际是不正。按照古代的注释,中庸就是一种中道。中道,用现代的话说,就是适度、恰当的道理。这样一种道理、美德、智慧,是常理,是普遍的。
了解了古人对“中庸”的注解,我们再从文字学上看看“中”的意思。
“中”的本意是内,内外之分的内。比如说人心内外,心灵为内在,我们称之为内;表现为外在,我们称之为外。内和外是相对的。这种内的概念在空间上表现出来,就是中间。“中”的概念涉及空间关系,进一步讲,它也涉及美学。我们所说的对称就有一个中间,这是由美学规定的。进一步引申,它还会发展出一种更高的思想,乃至于哲学。
再看我们现在生活里面使用的“中”。第一个意思是某个范围的内部。第二个意思是某段线、某个面、某个空间的中心点。从中心点到左右、四方的距离一定是相等的。在次序理念里面,中心显得尤其重要。从中心引导出来的是一个事物的主要部分和主导性因素。这样,中心就上升到抽象的层面,从具体的方位概念往理念的方面转去了。
因此,中庸背后涉及的是空间尺度的概念。空间尺度是可以衡量的,那么,很好的一个衡量标准就是中间。从“中间”可以衍生出“中正”。如果符合中间的“中”,那就合理的、正当的,否则就是不合理、不正当的。最后可以抽象出一个重要的原则,那就是适度。适度,通俗来讲,就是恰到好处。所以我们说,中庸是适度,它是把具体的中间的“中”转化为衡量和判断人对待周围事物是否合理、是否恰当的一种抽象的尺度和原则。
我们说事物都有度,既然有度,那就有过度、不合乎度。大家都知道,中国的饮食文化丰富多彩,非常发达,基本上全国各地都有美味。要想做出美味的食物,需要弄清配料,掌握火候。刚开始做菜时很难做好,要么就是炒得过了,要么就是炒得生了,很难掌握火候。所以要经常练习,只是每天看菜谱纸上谈兵不行。我们有美食家,美食家要鉴定厨师做的是不是真正的美食,那就提升到境界的层面了。技能有高低,境界也有高低。这里面最重要的一个方法和原则,就是掌握和处理好各种各样的关系。
战国后期楚国文学家宋玉有个美人的理念,他认为长得最美的是他的“东家之子”,这个美人就是绝对标准的。当然,说绝对标准有点夸张了,其实生活中有各种各样的美。一方面,因为时代不同,人们欣赏的标准也不同;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爱好也不同。宋玉认为这个“东家之子”特别美,恰到好处,不能增一分,也不能减一分。这在人体学上确实是有标准的。那个尺寸首先要合乎底线标准,而底线标准背后实际上是一种数量标准,是一种恰到好处。这个是中正,与标准相联系。我们下面说中和。
中和的概念,上一讲老师讲的实际上是人的一种情感的关系。我们人有各种各样的情感。儒家的思想、礼乐,最重要的功能就是调节我们的情感。礼是让我们有秩序的。音乐是让我们欣赏美,达到和谐的。前者强调差异性,后者强调和谐性,二者都很重要。
中和就是通过礼、乐,让我们的情感、身心达到一种最好的和谐的状态。如果我们太教条化,太过考虑礼,那我们情感的表现就可能完全是僵硬的,就不和谐。所以我们需要音乐来调节我们的情感——既有秩序,又有和谐与美。
《中庸》第一章说,“发而皆中节,谓之和”。中和,我们可以将它从情感上的和谐引申到所有的事物关系里面,并且是一种最好的关系。在中国文化里面有一种古老的概念叫和而不同。从西周末期强调和,到齐国的晏婴讲这个和,其实和是一种很高的智慧。晏婴讲的和是什么呢?他举了个例子说,我们要烹制一碗美味的粥,需注重选材、搭配,掌握火候等,最后这个粥做出来就会非常美味。用这里的概念概括就是,这个粥达到了和的境界。
我们还有个说法叫和羹,就是说粥达到了和的境界,非常美味。人际关系上,如君臣关系方面可以用和。家庭关系方面我们追求和,家和万事兴。如果家庭里面有矛盾冲突,不仅会影响我们的心情,也会影响我们的工作。社会交往中我们也追求和谐,如果人与人之间有矛盾冲突,不仅会造成痛苦,也会带来不安全因素。所以,这个和是多样性的事物之间最后所能达到的最理想的一种关系。达到一种最后的和谐与圆融,就没有摩擦,没有矛盾,没有冲突,其乐融融,和谐美满。
所以“和”是一个最重要的社会目标、生活目标,也可以是幸福目标。从这种意义上讲,中和强调的是多样性的统一,实现了一种最高的价值,达到了一种最高的境界;而中庸实际上是从一个最基本的层面入手,往那个中和方向去发展。“中”在这里面就是感情上的一种不偏不倚,表现出来都和合乎“度”。朱熹解释说“应物之处,无少差谬,而无适不然”,就是各方面都非常适合。
儒家注重礼,孔子的弟子有子有一句名言,叫“礼之用,和为贵”,礼要想发挥它最好的功用,就一定要崇尚“和”。
那礼之和是什么?首先,是真诚。礼必须是发自内心的,如果只是表面功夫,就是对人不尊重。譬如市场竞争机制下的服务行业,有好的服务,才能收到好的回报。现在我们提倡微笑服务,服务员都很温和亲切了。可是有人又说,这个笑是真笑还是假笑?那么这个问题就复杂了。你怎么判断他是真笑还是假笑?现在农村办丧礼,有时为了营造一种气氛,去请专门的哭丧队,那种本质上就是一种表演。礼要求内在和外在的统一。如果不是发自内心,不是真诚的,只是做表面文章,儒家首先是反对的。其次,礼表现于外的时候一定也是恰到好处的。内和外需达到内在的和谐与统一。没有内,只有外,只有表面的东西,做得非常铺张、奢侈、豪华,儒家是反对的。所以现在有人批判儒家的礼太繁琐,太繁琐是说它的条目分得非常多,分得非常细。譬如祭祀等活动的礼节,就非常的复杂。其实这里儒家强调的还是内与外的统一。礼要有一种适当的形式和表现,但是如果没有诚,没有内在性,儒家认为宁可不要你的礼,或者说宁可不要形式。所以孔子说礼必须适,不能简。我们做得细致、周到,人家才能感觉到我们的礼敬。所以儒家最终强调的还是真实性、内在性。
内在的东西当然还需要表现出来。所谓“礼之用,和为贵”,“和为贵”首先是内外统一,内外协调。这就是中庸。关于言行的适度,我们可能不太好把握,这就需要理性、经验相互去补充。
《论语》里面讲:“君子之于天下也,无适也,无莫也,义之与比。”这里面这个适有不同的解释。有的就把“适”释为“敌”,所以这个字念dí。
但是我觉得这个地方“适”不念dí,不是敌对。还有一种远近亲疏说。对待别人,你不要太亲近,也不要太远。这样一来好像就是不近不远最好。确实有一定的道理。人与人之间太亲近就变成没有界限,太远则让人敬而远之,就好像陌生人一样。这种解释好像有点道理。但是这个地方我们更愿意把它解释成可,没有固定的可,没有固定的不可。适就是可,莫就是不可。也就是说,有些事情需要我们在具体的环境里面做具体的分析,然后选择一种最好的方式。有时候你在特殊情况下会遇到这种情况,你需要机智的表现,去发挥这个作用。当然最后还要合乎“义”这个标准。
中庸是一个尺度,是适度。我们在古希腊一个非常伟大的哲学家亚里士多德那里也能看到类似的智慧和美德。
大家学习西方文化,即便不学习西方哲学,大概也会知道柏拉图、亚里士多德,那是西方文明的源头,也是哲学的源头、智慧的源头。
亚里士多德强调在适当的时间和空间,对适当的人和物,持适当的态度去处理,才是中道。有时候我们做了最恰当的事,却没有说最恰当的话,那就是不及,也不符合中道。在西方发挥中庸智慧最重要的哲学家就是亚里士多德。他的伦理学里面理想的价值和智慧就是中庸,当然我们翻译成中道。中道是道,中庸也是道。谈到休闲和娱乐的时候,亚里士多德认为这里面也有智慧,也有美德。他说休闲和娱乐是一种交往,这里显然存在着过度、中道和不及。把玩笑开得太过分就变成戏弄,而一点玩笑也不开的人实属呆板。那些玩笑开得有分寸的人,可称为圆通或机智。说他机智,因为他有触景生情、见机行事的本领;说他圆通,因为他不论说什么、听什么都合乎分寸,都中人意。就是说,我们在娱乐、休闲时其实也不能完全随随便便的,只要是在人群里面,我们就应该坚持运用中庸的美德和智慧。开玩笑要有分寸,赞美人也有分寸。因为赞美过度了就成了拍马屁,开玩笑过度了就容易伤人,有时候还出事故。所以这里面是有技巧的。
这是第二章。接下来我们将第三、四、五章合在一起讨论。
第三章
子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
第四章
子曰:“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也。人莫不饮食也,鲜能知味也。”
第五章
子曰:“道其不行矣夫!”
这三章都是强调,中庸作为一种美德,作为一种智慧,要实现是非常难的,特别是要达到适度的程度。适度也可以说是一种出神入化的境界,和我们生硬的去做实为天壤之别。
我们首先看一下第三章的文本。《论语·雍也》里有一段类似的话,“子曰:‘中庸之为德也,其至矣乎!民鲜久矣。’”语意上与《中庸》相同,文字上稍有差异。
现在看,“中庸之为德”应该是孔子的标准的话。就是说,孔子是明显把中庸看成一种美德,不止是一种方法和智慧,这是很明显的。子,也是古代对男子的一种尊称。先秦时期有百家之子学,譬如孔子、孟子、墨子、荀子等,后面那个“子”,都是尊称。我们现在不称“子”了,改称“家”,都是对学识渊博、造诣深厚之人的尊称。
“其”,是一个复词,大概的意思。它是一个整体性判断,而不是边缘性的。
“至”,就是极,就是最高的程度,最好。
“鲜”,就是少。
“民鲜能久矣”在《论语》中作“民鲜久矣”,少了一个“能”字。这个“鲜能久”,看似简单,但两解。一个是说大家很少能做到,这种情况很久了;另一个是说大家很少能长久坚持按照中庸的原则去做。看似都有道理,但哪一种更好呢?我更倾向于第二种。颜渊是孔子最得体的弟子,孔子曾说:坚持仁,哪怕是颜渊,好像坚持三个月就了不起了。那就是说坚持下来的不容易。以此为佐证来理解“鲜能久”,则很少能长久坚持的解释更为合理。有些事情是很好的事情,但是坚持下来不容易,坚持下来是一种美德。在任何领域里面取得成就,都需要一个美德——恒。有志者有恒心,无志者则容易半途而废。
我们要成就任何一个方面,哪怕自己的一个业余爱好,要达到一定境界,我们都要坚持。自然界也是如此。材质好的树木大都是年岁非常久的;普通的树当然也有它的作用,但是普通的树一定是生长周期短的树。所以,有品质的事物大多是经过了时间考验的事物。美成在久,但坚持下来不容易。由此就产生了差别。有的人坚持,有的人不坚持。不坚持的人再聪明,也可能达不到美。有的人可能没那么聪明,但是他坚持了,就可能有所成,有所及。所以在这里的“鲜能久”,我们更倾向于强调坚持的重要性,而不是说这种情况已经很久了。
第四章第二个“知”和智在先秦是通假的。“过”是超过,过度。“不及”,没有达到。第五章“其”,大概的意思。“矣夫”表感叹。
“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有两种解释。第一种是朱熹的解释:聪明的人做过了头,愚蠢的人达不到。第二种解释说,聪明的人认为不值得做,愚蠢的人不知道如何做。大家觉得哪一种更符合这个文本的本意?有人专门写文章讨论过这个问题。他说,“道之不行也”,对应的应是“我知之矣”。“道之不行也”,那个“不行”应该是“不明”。因为知和不知,对应的是明和不明。这个行和不行,对应的是过和不及,涉及的是贤者和不肖者。看起来有道理。这样文本就成了“道之不明也,我知之矣,知者过之,愚者不及也。道之不行也,我知之矣,贤者过之,不肖者不及”。这个文本上的问题就大了。如果这样改,你怎么去认证呢?逻辑上虽然讲得通,但现在我们还不敢这样断定,只是提出这个问题。我们可以疏通一下这三章的大意:(www.xing528.com)
孔子说:“中庸大概是最高的美德吧!大家很少能够坚持按照中庸的标准去做。”
孔子说:“中庸之道不能通行,我知道其中的原因,聪明的人做过了头,愚蠢的人往往做得不够。中庸之道不能显明于社会,我知道其中的原因,贤能的人做得过分,不肖者达不到。人们每天都在饮食,却很少有人能够真正品尝滋味。”
孔子说:“中庸之道大概是不能实行了啊!”
在这里我们可以说孔子把中庸看成美德,而且是一种很高的美德,比其他美德要高。当然,儒家的美德是五常——仁义礼智信。《中庸》的后面讲诚,也是美德。诚和信在一起相互补充,成为另一种美德——诚信。
这一章第一个要强调的就是做到中庸非常不容易,所以我们很难坚持。是这样吗?或者说,我们很少去坚持去做,所以我们做不到中庸。因为坚持去做,可能就更容易做到中庸。重要的是经验。经验是练就出来的,不是纸上谈兵得来的。我们学游泳,可以在岸上把方法背得很熟,但是一下水全忘了,这就需要反复练习。所有的技能都是靠练习,最后达到协调,达到一种完美的境界,我们叫自如。自如就自由了。任何事情我们达到自如的时候我们就自由了。甚至是在无意识状态下,根本就不知道自己具体在做什么,但就是做得非常好,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境界。这种境界是所有人都想追求的,且只能靠练就。所以孔子说大家不好做,就是说坚持下来不容易。
另外一个要强调的是,中庸为什么不能通行。孔子分析原因,得出了后面的智者和愚者,以及贤者和不孝者。智者和愚者这两个概念强调的是我们的理性能力,我们的知识能力。贤和不孝,虽然也有作为能力的成分,但更多时候是跟道德概念放在一起的。再一个是说过犹不及。过度和没有达到适度,这两个都是一样的。这三章我们重点讨论过犹不及。
我们先看《论语》里面记载的一个故事。孔子得意的弟子端木赐问孔子,师与商这两个人谁更有贤能?孔子回答说,师也过,商也不及。“然则师愈与?”那么师这个人是不是更好一些呢?孔子说,“过犹不及”。过跟不及是一样的,过了也是不好。这里面的师就是子张,孔子弟子,字子张;商是子夏,卜子夏。过犹不及,是说在孔子看来,他们两个人在言行上都没有达到中庸的标准,一个人是过,一个人是不及。
那要是按照孔子所说,智者是过之,愚者不及的话,那子张是智者,子夏是愚者?好像也不能那么对比。因为他们可能都是君子,都是贤人,只是他们还没有达到恰到好处的程度上。人在精神上、性情上也是有各种各样的过和不及的。
亚里士多德在哲学里面讲了大量的我们人的性情上的过犹不及。比如说,有急性子的人,有慢性子的人,当然,急性子有急性子的好处,慢性子有慢性子的好处,但当急性子和慢性子在一起的时候,急的一定要慢下来,慢的一定要快起来,这样两个人才能和谐。如果急的更急,慢的更慢了,那这两个人一定不能好好合作。这就是两极了。性格上也是如此。有的人胆大,胆大包天;有的人胆小,胆小如鼠。这样也不好,胆子太大了容易闯祸出事,胆子太小了什么事也做不了。我们要的是适度,既不要太胆大,也不要太胆小。
孟子讲孔子不为己甚者,孔子从来不做过激的事情。那孔子的境界当然很高了。
从概念上讲,《论语》里面说有两种情况,“不得中行而与之”。“中行”就是中庸、中和。你如果做不到中行,就一定是往两极发展。哪两种情况?“必也狂狷乎!”狂者进取,狷者有所不为也。
朱熹解释说,“狂者,志极高而行不掩”,就是你不去好好冷静,深思熟虑,提升自己的才气,仅一味拔高自己的志向,那志向就容易落空。“狷者,知未及而守有余”,就是总是守成,总是不敢去前进一步。狂者志大,才具,雄心勃勃,进取心非常勇猛。这种产生的后果是什么呢?容易冒险,容易失误。狷者就是太谨小慎微,不敢有所作为。前怕虎后怕狼,连树叶落下来也害怕会砸中自己的头,这样的话肯定是一事无成。这当然是两个极端了。
我们既要避免狂,又要避免狷,以求恰到好处。这是一个概念上的。过和不及的关系,除了表现为狂和狷,还表现为文和质的关系,也就是文才和质朴的关系。这也是《论语》里面出现过的。这里面也有一个中庸,有一个恰到好处。如果做不到恰到好处,“质胜文则野,文胜质则史”。如果你纯粹强调质朴和纯朴,就会缺少文采,看上去美感不够。如果你主要强调文采华丽,纯朴性就没了。后面这句话大家都很熟悉,“文质彬彬,然后君子”。文和质都恰到好处,相互协调,才是一种最好的搭配。
我们生活中也是这样。如果说东西的质量非常好,那你应该增加点美感。譬如饮食,不仅要味道好,更应该讲求色香味俱全。如果有质,没有修饰,就可能会没有美感;但如果没有质,只讲究形式,那又是华而不实。
除了上面《论语》里面的这些人物和概念,可以佐证过和不及,其实我们还可以从《老子》里面看这个道理。老子与孔子之间有交往,道家与儒家也有类似的智慧。比如说老子主张圣人,有境界的人,去甚,去奢,去泰。甚、奢、泰,这些都是过的。在老子看来,过是最可怕的,比不及还可怕,因为它会带来破坏。
在战争上,老子也强调不要把杀人看成是最高目标,打胜了也不要去报复。因为战争本来就是一个无奈的、不得已的选择,对双方都是这样。当然,不排除有一部分人好战,但是有智慧的将军和司令,肯定不会以屠杀为嗜好。老子就是这种思想。
所以“物壮则老,谓之不道,不道早已”。过于强盛,就容易衰败,这是过度。老子讲“甚爱必大费,多藏必厚亡”,这也是过度。如果你对于一种东西贪恋到沉溺的时候,你所付出的消耗也是巨大的。
所以我们对事情的喜好,要有节制,有限度。哪怕是悲伤,我们儒家也是有适度的标准的。有的因为悲伤过度而伤害了自己的身体,这不是儒家所提倡的。我们经常劝人节哀,就是要哀伤有度。这既是儒家的理性智慧,老子也这样讲。
另外,老子讲“祸莫大于不知足”,贪婪也是祸。我们肯定我们拥有的,获取我们应得的,但不要去垄断和发展那些非应得的,否则就是老子讲的过度。
所以《中庸》的过犹不及一定是假定了两个极端,中庸是最好的,过是一极,不及是另外一极。这两极都是不好的,所以我们称之为极端。极端都是不符合中庸的。那么,这中间的中,当然是以两边的过和不及为参照去衡量的。
亚里士多德说,行为共有三种倾向。其中两种是过恶,即过度和不及;另一种德行就是遵守中道。两过恶是两极端,它们彼此相反,同时又都和中道、适度的倾向相反。
二元对立的时候,当然是有对立的双方,比如在价值观上我们说好坏、善恶、美丑,这也是两极。在这样的两极关系里面,我们当然是追求好、善、美一极。其实这里面也有个序列,比如说从最美到最丑,从最善到最恶。在实际生活中处于最美或最丑、最善或最恶的情况都很少,大部分是在序列中间。而在左、中、右三元结构里面,中间才是最好的
第六章、第八章我们合在一起讲。
第六章
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于民,其斯以为舜乎!”
第八章
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我们首先看这两章的文字问题。舜,有虞氏,名重华,继承尧成为部落首领。尧把两个女儿都嫁给了舜。舜继承帝位是非常不容易的,尧选拔他的过程非常复杂,试用期好像有二十几年,现在的人肯定接受不了,试用期太长了,太难了。舜的特点是大智、大孝,是儒家推崇的圣人。“大知”,大智,知通智。“好”,喜欢,善于。“问”,学问。“察”,辨别。“迩”,近,浅近。“迩言”,身边人的言论。“隐恶”,就是不去说一些不好的东西,不去宣传那些不好的东西,宽以待人。“执”,把握。就是把握住两边,然后用中。
颜回,字子渊,鲁国人,小孔子三十岁。孔子最得意弟子,以德行著称。“拳拳”,就是奉持。“服”,服从,顺从。“膺”,胸,内心。
这两章的大意是:
孔子说:“舜可真是具有大智慧的人啊!他喜欢向人问问题,又善于分析别人浅近话语里的含义,隐藏人家的坏处,宣扬人家的好处,过与不及两端的意见他都掌握,采纳适中的用于老百姓。这就是舜之所以为舜的地方吧!”
孔子说:“颜回就是这样一个人,他选择了中庸之道,得到了它的好处,就牢牢地把它放在心上,让自己再也不失去它。”
第六章里,第一,强调舜是善于听取意见和了解情况的。作为一个君主和首领,有这种美德是最重要的。君主治理国家,不是靠自己有多少判断,而是要想办法让大臣充分发挥作用。所以,多听大臣们的意见和看法,充分尊重他们的意见,这才是最根本的。第二,善于观察身边的人的言论。人都很复杂,要善于判断辨别,这种了不起。第三,不揭人之短。就是别人说的这个建议不好,你也不要把它揪住不放。因为人看事的角度不同,只要大家都是善意的、忠诚的,那就说让大家畅所欲言,即便讲得不符合自己心意,甚至不对,也要容忍和包容。否则的话,谁还敢讲话呢?没人敢讲话,那就成了一言堂。圣人的智慧要求避免一言堂,开放多言堂,就是讨论。这是舜的优点。
最后,“执其两端”。就是判别可能发生的过错,也就是过和不及,然后选择一个恰当的理性的方式,做出决策。
舜最大的美德是孝。虽然家庭里面所有人都对他不好,迫害他,但是他始终对他们尽孝,将家庭关系处理得很好。这个是有大德的中庸之道。
这里我们要特别强调一下颜渊的美德。颜渊虽然生活清贫,但能坚持自己的选择。我们举一个近的例子。北大有一个著名的校友张益唐,学数学的,在美国的大学里面就职。因为缺少科研成果,张益唐多少年一直是一个讲师,评不上副教授,但是他一直坚持,克服别人对他那种不信任,或者歧视。他坚持了几十年,最后提出来一个伟大的发现,一下子把全世界的数学界震惊了。有时候我们确实是追求长远目标,但如果目标太长远了,我们实在坚持不了,那这就成问题了。可如果太过于急功近利,太过于考虑眼前利益,也很难取得根本性的大发现。颜回坚守精神的境界,虽然清贫,但是他能坚持,这一份境界就非常高。
还有一个故事是说,孔子问三个弟子,什么叫智,什么叫仁。我们都知道,孔子也讲,“知者乐水,仁者乐山”。乐,就是喜欢。三个弟子的回答不一样。子路第一个回答说,“知者使人知己,仁者使人爱己”。有智慧的人,能让别人了解自己;仁爱之人能跟人很好地处理关系,受到别人的爱戴。孔子说,你的回答还不错,达到士的标准了。
然后是子贡回答。他说,“知者知人,仁者爱人”。有智慧的人善于了解别人,了解别人就更能尊重别人。仁者则能爱戴别人。子贡的回答正好颠倒过来。这是不是更好呢?在孔子看来这个答案可能更好,他说,“可谓士君子矣”,既是士,又是君子了。
第三种答案是颜回提供的。颜回说,“知者自知,仁者自爱”。这又回到自身了。智者是最能了解自己的人,仁者是最能爱自己的人。仁者爱人变成了仁者爱自己,这不是不合常情吗?结合孔子说过的另一句话,我们就理解了。孔子说,“古之学者为己,今之学者为人”。好的学习的传统应该是,学习是为了修养自己的道德学问;不好的学习目的则是,学习是为了装饰自己给别人看。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真正爱自己的人一定也是爱别人的人。儒家讲孝,孝是对父母好。可是怎么样才是对父母好?给父母提供物质上的保障是一种孝,给父母带来荣誉也是一种孝。在儒家看来,不爱惜自己的生命就是不孝。这就反过来了。前面说孝应该是对父母好,可是现在儒家说你不爱护自己的生命,好勇斗狠,伤害了自己,在儒家看来这就是不孝。为什么呢?很简单。父母赋予我们生命,不让父母担忧,让父母放心,让父母快乐,那就是孝。你伤害自己,虽然不是直接给父母造成伤害,但你因此让父母担心、寝食难安,实际上就是不孝。可见问题最终还是关乎己身。所以孔子说,“可谓明君子矣”,还是颜回的答案好。
《韩诗外传》里面也记载了一个子路、子贡、颜回三人问于孔子的故事。
子路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不善之。”别人对我好,我也对别人好;别人对我不好,我也对他不好。这是一种因果关系,对等的概念。你对我好,我就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就对你不好。看起来好像是平等的。
子贡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则引之进退而已耳。”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这是平等的;你对我不好,我也不去报复,只是引导或者避开你。这是又一种选择。
颜回说:“人善我,我亦善之;人不善我,我亦善之。”你对我好,我也对你好;你对我不好,我仍然要对你好。这个难。
三子所持各异,看法不一样。那孔子怎么看呢?
孔子回答说:“由之所言,蛮貊之言也。赐之所言,朋友之言也。回之所言,亲属之言也。”就是子路的看法是野蛮人的看法。当然是否定子路的话了。子贡的话是朋友之间说的话,也是很好了。但是孔子说,颜回的话是亲人之言。亲人之间的感情是深厚的。这显然是夸奖颜回。类似的故事非常多。
当我们向两端发展,达到端点的时候就只能往反方向走,这就叫物极必反。这种情况好不好呢?好的可能也有。譬如说我们有从善之流,有浪子回头金不换的说法,都有物极必反的成分在里面。但是也有的已经到了不可救药的地步,你想反也没有机会了。所以又有一种说法叫做恶大不及改,就是恶作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你想改都改不了。
为什么想改改不了?第一,可能没有机会。这个没有机会是说,你可能要为这个恶付出代价。所以《庄子》里面讲“为善无近名,为恶无近刑”。人非圣贤,孰能无错?做一点小坏事还是可以改变的,但不要犯大错,错犯大了,恐怕想改也没机会了。譬如有这么一个故事,东野毕有一次驾马从台下经过,鲁定公大声称好,但颜回说你这个马可能留不住了。后来果然如颜回所说,这些马逃跑了。鲁定公就问颜回你怎么知道。颜回说,这个驾马的人不会用马,他把马的力气全用尽了,不善待马,所以最后关键的时候马就全逃窜了。这里颜渊就运用了一种理性判断。
颜渊好学,但是不幸早逝,为什么?因为太过勤奋学习而忽略了身体。现代社会更是如此,生活节奏快,工作压力大,没有一个好的身体,那是完全不可想象的。累都累倒了,就更不用说去工作了。
《尚书》里面有一个词叫“皇极”,这个“黄极”就是大极,“极”又称为中,“大极”即“大中”。大中是中国文化的一种古老的理念和理想。“施政教,治下民,当使大得其中,无有邪僻”,治国治民当保持一个非常好的分寸,要适度。《洪范》里面讲:“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偏无党,王道荡荡。”强调中正,强调公正,就是不要两极。大中之体,就是说归德之中,天下归一。譬如说,国家要发展,当然要有税收。可是收多少、怎么收是合适的?如果税收太高,就会国富民贫;如果税收太低,那么国家重点建设可能没有资金,就发生了问题。所以说要“允执其中”。
第七章、第九章,我们合在一起讲。
第七章
子曰:“人皆曰予知,驱而纳诸罟擭陷阱之中,而莫之知辟也。人皆曰予知,择乎中庸而不能期月守也。”
第九章
子曰:“天下国家可均也,爵禄可辞也,白刃可蹈也,中庸不可能也。”
“予”,我。“知”,通“智”,聪明。“纳”,进入、落入。“诸”,之于。“罟”,古时用来捉鸟、捕鱼的网。“擭”,古时用于捕兽的笼子。“陷阱”,捕兽时挖的暗坑,然后掩盖住,其实都是抓捕野兽的。有一次周末,我们到北京郊区去参观,在一家饭店吃了饭以后去爬山。我们走到半路上看到一个机关,那个机关夹住了一只羊,那羊还在挣扎。怎么办?这羊肯定是别人家的羊,误碰上机关了。我们看那羊如此痛苦,很果断地就把它放了。这里的问题是,你有什么权利在那个山上去设置那个机关?这在现在可能是不允许的。古代有一部分人靠渔猎生活,即便允许打猎,也要适度,留个分寸。捕猎的网,不能太疏,也不能太密。网太疏了捕不到鱼,太密了大鱼虾米都不放过,很快也就没得捞了。这是过度捕捞,孟子也批判这个。“辟”,通“避”,避开。“均”,均平,指治理。“爵”,爵位。古代贵族分等级,有五等爵位——公、侯、伯、子、男。“禄”,俸禄。“辞”,推辞、辞让。“蹈”,踏上、踩上。
这两章的大意是:
孔子说:“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走到罗网陷阱中去却不知避开。人人都说自己聪明,可是选择了中庸之道却连一个月时间也不能坚持。”
孔子说:“天下国家可以治理,官爵俸禄可以放弃,雪白的刀刃可以践踏而过,中庸却不容易做到。”
一般来说,容易的事情容易做,难的事情才做不到。可是在孔子看来,一些很难的事情大家都能做到,比如治理国家、放弃爵位厚禄,甚至从容赴死都可以,中庸却做不到。
我们的行动一定要有一种选择,选择可能的,抛开不可能的。当然,可能与不可能也是变化的。有一些东西我们过去认为不可能,现在可能了,比如说上天下地,过去不可能,现在都能做到。这是一个时代的变化。但是我们有些事情确实有极限。比如说,我们每个人的能力有极限,超越了我们的极限,这叫不可能。有的人说就是要挑战不可能。孔子说这个不可能看似不可能,实际上经过努力仍然是可能的。那就需要正确的评估。
可是实际上,有时候我们认为它是好的,但是我们不按照它去做,我们选择了别的。很大程度上,这是一种意志薄弱的表现。所以,我们要好好选择取舍,理性判断,将知和行统一起来。
除了前面讲的,《中庸》第十一章也出现了“中庸”一词。“君子依乎中庸,遁世不见知而不悔”。我努力按中庸去做,但有时候实在没办法,我不愿同流合污,只能退隐、避开。所以我仍然是不后悔的。
第二十七章里说“极高明而道中庸”,就是说我追求很高的理想,但使用的方法是非常朴实可行的。这个问题就涉及中国文化里面的一大概念——三教。佛教是出世出家的,道教大部分也是出家出世的,但儒家不需要。在儒家看来,佛、道追求的价值太高,使用的方法却不好。儒家的公共秩序里面有君臣、父子、夫妇关系,所有这些关系都会随着你出家出世而改变,不结婚不生子,也就无所谓夫妇、父子了。追求成佛,要解脱,这样的目标确实很高明,但是你的方法太极端,不是中庸的,这个不好。
以上就是我们对《中庸》部分章节的讨论。下面我们简单说一下《中庸》的义理在人和自然关系上的运用。我们现在已经认识到自然环境的重要性,要避免过度开发,让人和自然之间保持一种良性的循环,这既是对自然的尊重,也是对人类发展的长期利益的一种维护。《论语》里面讲,“子钓而不纲,弋不射宿”,你钓鱼的时候不要用大绳横断流水来取鱼,射鸟的时候也不要射巢里的鸟。《孟子》里面讲“数罟不入洿池”,太密的网不要到大池里去捕捞。这都是讲生态,都是一种良性循环,都被认为是中庸。
经济上也是如此,重要的是保持一种合理的分配。当然,我们首先要把蛋糕做大。但是蛋糕做大了,一定会带来怎么分的问题。这就需要一种中庸、适度的方法,不能让少数人垄断利益,而让大部分人过着清贫生活,或者利益得不到保障。在发展得较好的社会里,最富和最穷的人都是非常少的,占大多数的应该是我们称之为“中产阶层”的那部分人,这时候社会最稳定,摩擦的程度会比较小。如果说大部分都是穷人,人们的利益得不到保证,矛盾就会凸显,社会就容易动荡。所以,在社会利益分配上要有互惠,要有妥协。这也是一种中庸。我们说中庸是一种美德、智慧,学习这种美德和智慧,我们要理性地认识它、把握它,更要在社会生活中不断实践它、磨合它。人的一生,不管是工作、学习,还是生活,都有各种关系要处理,而中庸则是处理这些关系的好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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