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解读》：子思撰写的关键探析

子思作《中庸》，尽管秦汉以来文献多主此说，仍然是个有争议的问题。现根据相关文献记载梳理如下。

1.子思著《中庸》说。这是一个主流观点。

首先，汉魏六朝时期多有记载。《史记·孔子世家》载：“子思困于宋，作《中庸》。”《礼记正义》引汉经学家郑玄语：“《中庸》者……子思伋作之，以昭圣祖之德。”《孔丛子》载：“子思曰：‘文王困于羑里作《周易》，祖君困于陈蔡作《春秋》，吾困于宋，可无作乎？’”

这些记载，不仅明言子思作《中庸》，还探讨了他创作的缘由：一是为了弘扬光大祖父孔子的思想、学说、道德；二是效法先圣文王与孔子，在受困之时著述以成个人宏愿。这说明在秦汉、魏晋时期，子思作《中庸》是无争议的。

其次，唐宋时期学者多持此说。唐代李翱在《复性书》中说：“子思，仲尼之孙，得其祖之道，述《中庸》四十七篇以传孟轲。”认为子思得到了祖父的教育和思想的传承，就把它申述出来，然后作了《中庸》。我们看《中庸》的内容也能发现，上篇主要是借着子曰，来叙述孔子的话，即强调子思得孔子思想学说之真传，然后传承申述作了《中庸》。子思后世被尊为“述圣”，就有他善于传承、申述孔子思想的原因。(www.xing528.com)

宋代朱熹在《中庸章句序》中说：“《中庸》何为而作也？子思子忧道学而失其传而作也。……子思惧夫愈久而愈失其真也，于是推本尧舜以来相传之意，质以平日所闻父师之言，更互演绎，作为此书，以昭后之学者。”朱熹不但提到《中庸》是子思作所，还谈了子思为什么作《中庸》，是子思担心从他祖父传下来的正统思想学说失传而作的。因而他溯源尧舜之道，融合祖父孔子的精句要言，而作《中庸》。总的讲，在宋儒之前的儒家传统认识中，子思作《中庸》，是一个基本一致的共识。

2.疑非子思所作。

从宋代开始，也有人对子思作《中庸》提出质疑。主要有代表性的是宋代欧阳修和清代袁枚。欧阳修曾经在《进士策问》中提出质疑，认为：对照《论语》和《中庸》，其中记载孔子的话，都是些虚言高论，不象复述的孔子话语，让人没有兴趣看下去。意思是，不像孔子之孙子思所作。清代人袁玫提出了一个有一定依据的质疑。他在《与人书》中说：“《论》《孟》言山皆举泰山，以其在邹鲁也；《中庸》独曰‘载华岳而不重’，子思足迹未尝入秦，疑此是西京人语。”认为《论语》《孟子》中凡说到山，都是指的泰山。因为邹鲁距泰山很近，而《中庸》中独独提了一句话，“载华岳而不重”，子思的足迹并没有到过秦川之地，因而他怀疑《中庸》是长安人写的，而非子思。这两位提出质疑的知名学者，欧阳修是“唐宋八大家”之一的大文学家，也是政治家；袁枚是清代著名诗人、散文家、文艺评论家。他们的质疑虽有一定代表性，但缺少儒学史基础上的深入探究，因而说服力并不强。至于袁枚等清代学者提到的“华岳”以及前人质疑书中有“车同轨、书同文”，疑为秦后人所作等问题，我觉得梁涛教授在其《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在引用李学勤先生所说“古书的形成每每要有很长的过程……一般都要经过改动和变化”（《对古书的反思》）后说的话是很合情合理的解说：“在有各种资料明确记载《中庸》是子思所作的情况下，仅仅根据一两句言论，便断定《子思》一书晚出，显然难以成立。”否定《中庸》为子思所作就更站不住脚了。

历史学家蒋伯潜在《诸子通考》里面从五个方面逐一进行了考订分析。认为《中庸》绝对不是全篇都是子思所写。逐一分析以后，他认为《中庸》可以分为五大部分，第一章相当于一个前言。这一章除外，从第二章到第十九章，这算是前半部分。在这一部分里面，他通过内容的分析。十六章除外，如果说以第二十章之前为一个段，就是前半部分，这一部分可以称为是经这一部分，为子思所作；后半部分加上第十六章，是子思的后学所添加的。后学也不是出于一个人，也不是出于一个时间。这一些后学最晚的也可能是秦始皇统一以后的。蒋伯潜先生的考订也解答了“车同轨，书同文”为何出现在书中这一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