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庸解读》-思孟学派与郭店竹简

1993年10月在湖北荆门郭店一号楚墓中出土了一批竹简，被称为郭店楚简。这批竹简被鉴定为战国中期的作品。从1998年5月由文物出版社发布以来，一直到2010年前后的二十年中，郭店楚简研究成为国内学术界的研究热点。分别在国内外召开了数十次学术研讨会，发表了近千篇相关论文，出版了数十部专著和论文集。在这方面，孟子研究院特聘儒学专家陈来先生、李存山先生、梁涛教授、孔德立教授等都在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研究上做出了突出贡献，泰山学者梁涛教授，专门出版了50余万字的《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在国内外产生了很大影响。尤其是孟子研究院名誉院长杜维明先生，不仅是国内外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研究上的开拓者、领航者，而且是诸多国内、外重要专题研讨会的卓越组织者和领导者。很多国际、国内研讨会都是杜维明先生参与和领导的。特别值得一提的是，2007年8月，在杜维明先生的亲自领导、支持下，由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山东师范大学齐鲁文化研究院和哈佛大学燕京学社共同主办的“儒家思孟学派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师范大学召开。为开好这次研讨会，2007年4月，应时任燕京学社社长的杜先生邀请，我作为齐鲁文化研究院院长专程赴美国哈佛大学燕京学社访问，双方具体、细致地研究了会议方案，杜先生决定出资2万美元，支持这个在思孟学派研究上，也许是最隆重的国际学术研讨会。来自十数个国家的六七十余名学者，济济一堂，专题研讨郭店楚简与思孟学派的问题。众多学者都从不同角度发表了关于思孟学派研究的一些重要的、创新性成果。会后结集出版了《儒家思孟学派论集》。

二十多年来研究郭店楚简的论文、专著、博、硕论文可谓浩瀚，限于时间和我个人学术视野所限，现主要根据较集中的郭店楚简研讨会论文集《中国哲学》第二十、二十一辑（辽宁教育出版社，2000年1月版）和部分相关资料和研究成果，就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研究有关的问题作一个大致的梳理和介绍。主要有以下几点。

1.郭店楚简的出土是对思孟学派在先秦儒学史上重大意义认识的提升。经过近二十年学界的研究探讨，郭店楚简文本内容的解读可知：楚简的学派归属，主要是儒、道两家。而根据出土年代的测定，儒简主要是处孔、孟之间的思孟学派文献。李学勤先生在《郭店楚简与儒家经典》一文中就说：“简的主要内容，属于道家的属于《老子》，属于儒家的我认为是《子思子》。”在先秦儒学史研究上，限于传世文献资料的缺乏，孔孟之间儒学，尤其是思孟学派的面貌，始终是模糊的、单薄的，甚至在诸多方面是空白。郭店楚简的重大新发现，补充新材料、展露新面貌，填补空白，震惊学界，受到了热烈追捧，引发了围绕思孟学派研究新的学术争鸣。杜维明先生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道思想的重新定位》一文中就说：“郭店楚墓竹简出土以后，整个中国哲学史、中国学术史都需要重写……通过这批资料，我们要对战国末期直至汉代的许多资料，重新进行定位。我们对孔、孟之间先秦儒家资料的认识，会有质的飞跃，也会有许多新的发现。”并认为：“从楚简的材料来看，孔孟之间先秦儒学的发展，是多元多样的。“庞朴在《漫读郭店竹简》一文中也指出：郭店楚简的出土“填补了儒家学说史上的一段重大空白，还透露了一些儒道两家在早期和平共处的信息。”李存山在《从郭店楚简看早期道儒关系》一文中则认为：“楚简是活跃在楚国的一个儒家流派的著作……较多地带有儒道结合或互补的特色。”李泽厚在《初读郭店竹简印象记要》中则指出：“竹简各篇年代不一，内容兼容并苞，……但主体仍属儒学的不同倾向或派别的文献。”

2.郭店楚简出土是对思孟学派研究的新开拓。首先是思孟学派文献的认定。根据大多数专家的解读意见，郭店楚简中的儒简共14篇，其中主要的是思孟学派的文献。这对思孟学派研究的重大突破性意义，怎么高估都不过分。甚至可以说，郭店楚简成为一时“热点”、“显学”，主要是思孟学派新材料的发现，带动了思孟学派这一先秦儒学发展中重要环链的研究。庞朴在《孔孟之间——郭店楚简中的儒家心性观》文中提出“这些见于竹帛的儒家经典，属于同一思孟体系。”根据李学勤先生《先秦儒家著作的重大发现》《荆门郭店楚简中的〈子思子〉》文章中的考定，简中《缁衣》等六篇应归于《汉书·艺文志》著录的《子思子》。”他并一一考定《缁衣》《五行》《成之闻之》《尊德义》《性自命出》《六德》等六篇和子思学派的关联。而姜光辉在《郭店楚简与〈子思子〉——兼谈郭店楚简的思想史意义》一文中，则从楚简思想内涵与传世文献的比较中，除基本肯定李先生意见外，又增加认定《唐虞之道》《穷达以时》《鲁缪公问子思》等篇都是“为子思所作”。前面已经讲了，传世文献中关于子思的记载少而散，郭店楚简的挖掘，填补了关于子思研究中非常稀缺的珍贵历史资料。这是近几十年来考古发掘中非常重大的发现，大大丰富了思孟学派研究的文献资料。李学勤先生说：“这些儒书……代表了子思到孟子之间儒学发展的链环。”

3.郭店楚简极大地推动了思孟学派的深入研究。郭店楚简新材料的发现，给思孟学派研究带来了生机，产生了一批创新性成果。

在思孟学派的整体研究上，梁涛教授做出了突出贡献。梁涛教授的研究主要反映在他的力作《郭店竹简与思孟学派》一书中。我认为，该书无论在郭店楚简研究还是思孟学派研究上，都是一个新开拓，是郭店楚简推动思孟学派研究的一个硕果。其最值得肯定的是，在深入挖掘郭店楚简的文本资料，广泛吸收有关研究成果的基础上，结合传世文献及其研究成果，第一次完整地呈现出了思孟学派的历史面貌。他将思孟学派形成的背景、酝酿、形成、完成以及与早期儒学的关系，进行了系统、全面的探讨、论述，写成了一部创新版的思孟学派发展史。该书出版后，知名学者庞朴、陈来、姜光辉、廖名春等都给与了高度评价，李学勤在《序》中称赞该书“提出一系列新颖独到的见解”。

在思孟学派思想体系的研究上，由于楚简的出土也取得令人耳目一新的新开拓。其中庞朴先生的贡献尤为突出。他在《孔孟之间》一文中，强调“这些见于竹帛的儒家经典，属于同一思孟体系”，并通过对楚简的深入解读，对这一学派思想体系的特色做出了明晰的概括：“在这个天－命－性－情－道的程式中，性是居中的核心；命和情，是性之所自出与所出；天……不是外在的自然或上帝，而是社会力；至于道……它也不是天道而是人道；这是此一学派的很重要的特色。”关于思孟学派思想体系研究的新开拓，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对思孟学派具体文献研究的开拓与深化。在大量的郭店儒简的研究中，具体文本的解读和思想内涵的探讨，这是对思孟学派研究的具体和深化。在这方面众多学者都做出过不懈努力。例如清华大学的廖名春教授在其《荆门郭店楚简与先秦儒学》、姜光辉在其《郭店楚简与〈子思子〉》一文中，都对儒家（思孟学派）文本，逐一作了辨析、解读和论说；比较多的集中于《缁衣》《唐虞之道》《性自命出》《五行》等篇的研究和解说。其研究的深度和开拓，都是非常值得肯定的。限于时间，我仅就后两篇研究的深度、开拓和创新性做一个简要的介绍。

《性自命出》的识读研究是郭店楚简文本研究的重点之一，在本篇中，学者们主要对儒家思孟学派的心性说做了深入的探讨。庞朴先生认为：“它所谓的性，既非食色自然之性，亦非善恶道德之性”，而是以情释性；该篇“情的价值得到如此高扬，情的领域达到如此宽广，都是别处很少见到的”。他由此得出结论：“真情流露是儒家精神的重要内容。”而李泽厚则认为，该篇的要点在于“强调对自然人性作各种分析、陶冶和塑建”。(www.xing528.com)

在对该篇进行研究的论文中，陈来先生的《荆门竹简之〈性自命出〉初探》是一篇重磅文章。该文从九个方面对文本中之“性”进行了深入分析和解读，提出“《性自命出》的人性说，可以说正是孔子与孟、荀之间的发展形态，他所提出的性自命出的思想发展了孔子的人性论，从天—命—性—情—道的逻辑结构来讨论人性的本质和作用”的观点，并对该篇在孔门中学派归属的三种可能性进行了深入探讨，提出“很可能，子游、公孙尼子、子思就是一系”的创新观点。

在对郭店楚简文本研究中，《五行》篇是最受关注、发文最多的篇章之一。《五行》的研究不仅进一步证实了思孟学派的存在，釐清了思孟学派思想传承的路径，而且思孟学派研究上的一个关键问题：荀子所批判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五行”是何内涵？他们是如何唱和的？有了一个落地的答案。在《五行》研究上颇用心力和创获的有日本池田知久的《郭店楚简〈五行〉研究》、邢文的《〈孟子·万章〉与楚简〈五行〉》、庞朴的《竹帛〈五行〉篇比较》。他们的共同特点是将楚简《五行》与马王堆帛书《五行》以及传统文献作结合、比较研究。池田知久认为，楚简《五行》的内涵及其丰富，既有孟子的思想，也反映了荀子的思想；邢文则提出，楚简本比帛书本更接近于子思之作，与《孟子·万章下》作比较，看出孟子对子思五行的继承，确证了思孟学派的确存在。庞朴认为，两个《五行》篇的相继出土，使“荀子在〈非十二子〉中作为子思孟轲学派代表作来批判的那个‘五行’”，成为永毋庸议的“断案”。

陈来先生的《〈五行〉经说分别为子思、孟子所作论》一文，发表在《儒家思孟学派论集》上。他在文章当中基于对上世纪七十年代以来《五行》篇学术史的检讨，从以往研究的薄弱环节出发，依据郭店竹简出土后研究的新进展，对庞朴之说做了很关键性的补证，提出《五行》篇分经、说两部，“经部为子思作，说部为孟子作”。这就呼应和坐实了《荀子·非十二子》中说的“子思唱之，孟轲和之”的结论。从而对思孟学派的存在和思想体系的构建提出新的力证。

2.对子思生平资料的重要补充。郭店楚简中发现了《鲁穆公问子思》一篇，对子思生平、思想的研究都具有重要意义。全文如下：

（鲁穆）公曰：“乡者吾问忠臣于子思，子思曰：‘恒称其君之恶者，可谓忠臣矣。’寡人惑焉，而未之得也。”成孙弋曰：“噫！善哉言乎！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尝有之矣；恒（称其君）之恶，未之有也。夫为其（君）之故杀其身者，效禄爵者也。恒称其君之恶（者），（远）禄爵者（也）。（为）义而远禄爵，非子思，吾恶闻之矣。”

该篇文章，多数研究者认为是子思或其弟子之作，或可属《子思子》内容之一。记鲁缪（穆）公与大夫成孙弋的对话。缪公说：此前，我请教子思，什么才可称为忠臣？子思说：经常指出国君错误的才是忠臣。鲁缪公听了感到很疑惑不解，反复思索不得其意。成孙弋却大为赞赏说子思讲得太好了。然后对缪公讲了很多道理，大意是：作为臣，为国君而牺牲个人生命的是有的；能够常常指出国君问题的人是很少的，为了国君牺牲掉生命是那些当官的为功名利禄，能够经常指出国君问题的，却是那些远离功名利禄的。那是为什么？是为了“义”。这除非子思，我还没听说有其他的人能做到。

该文不仅进一步确证了子思为鲁缪公师的史实，看出子思对缪公在政治、用人上的影响，也反映出子思能批判国君之恶的鲜明个性和为人、为政的气节，将这种性格、气节与孟子思想、个性特点作比较，可以看出孟子义利观的思想渊源以及思孟学派在思想传承上的清晰脉络。这不仅是对子思生平业绩，对子思和思孟学派的思想内涵的挖掘，都提供了重要文献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