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课程教育理论与改革：文化传统与课程价值的历史考察

为进一步加深我们对文化传统与课程价值取向之间关系的认识，我们就从历史的角度来一番考察。首先，我们从西方说起。课程在其远古的萌芽时期便被打上了孕育它的文化传统的烙印，体现出一种民族文化精神及其在文化传统制约下的价值取向。在古希腊时期，相互毗邻的斯巴达和雅典城邦，其不同的文化传统形成了他们各自迥异的课程体系。斯巴达人以战争和强悍闻名于世，其文化传统的核心便是一个“武”字。因此，其唯一的教育目的便是培养战士，身体训练和政治道德教育便成为其教育的核心也是其教育的全部，而文化科学知识的学习几乎全被否定，连读、写、算也没有被他们作为必修的科目，就连盛行当时的修辞学也倍受他们的鄙视。其结果，这个在伯罗奔尼撒半岛以武力强盛一时，并多次在早期奥林匹克运动会上赢得橄榄枝花环的民族却没有诞生出一个哲学家、文学家、诗人和科学家。反观雅典，他们的文化传统中总是弥漫着一种尚自由、爱民主的氛围，雅典人把欣赏美、追求美、创造美作为生活中最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并且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对真理的追求之中。这样，雅典的教育里便贯穿着一种爱美、爱智以及和谐发展的思想。在他们那里，除了几乎是必不可少的语法、修辞、辩论术（逻辑）这三种风行于当时的“三艺”教育之外，适龄儿童还要受到道德教育、体育、音乐、舞蹈以及文学教育。由于雅典的教育顾及到了人的才能、倾向以及个性的充分发展，他们的教育取得了相当大的成就，造就出了一大批光耀古今的哲学家、文学家和艺术家。随着罗马帝国丧钟的敲响，欧洲便踏入了中世纪黑暗的大门。此时，背叛了其早期平等博爱精神的基督教象瘟疫般迅速地在整个欧洲蔓延，并成为了西方封建文化的主导。取得了知识教育垄断权的僧侣们在教会“服从”、“贞洁”与“安贫”的宗旨约束下，尊从神灵而鄙夷人性。在这种封闭而专制的宗教价值观统治下的教育，就不可避免地变成了一位畸形儿：传统的“七艺”只剩下空虚的外壳，《圣经》成了涵盖一切知识与真理的圣典，就连学习神学所必须的拉丁语也因此而身贵。尤其是在基督教会的全盛时期，整个欧洲就只剩下一面“禁欲主义”的大旗在肆意地飘扬，这时的教育更是无可奈何地成了宗教的侍从。14世纪，从意大利兴起一股洪波激流震撼并涤荡着沉寂而污秽的欧洲，并乘势而发展成一股持续了二个多世纪的浪潮。这就是举世闻名的“文艺复兴”运动。新兴的资产阶级成了时代的弄潮儿，他们打着浸染了古代希腊、罗马文化的“人文主义”大旗，吹着人性解放的号角，向一千多年来教会统治着的思想文化阵地展开了猛烈的进攻。其最终结果是，人道战胜了神道，追求人生幸福战胜了禁欲主义。反映在教育上，则主要表现在：在道德教育中，以原罪论为中心的旧道统被打破，人道主义、乐观向上、自由平等等新道德观逐步开始建立；以传统“七艺”为主的人文学科再次受到格外重视并被重新扩展而焕发出青春，刚从神学中解放出来而显稚嫩的自然科学也开始蹒跚起步，并日渐受到人们的重视；体育也冲破了过去教会视肉体为灵魂监狱的桎梏，同游戏一起被看作是教育的必要组成部分，总的来看，这时的教育内容开始朝着多元化方向发展。1640年在英国爆发的早期资产阶级革命，拉开了世界近代史的帷幕，新哲学和自然科学的发展成就已为近代教育奠定了初步的基础18世纪中叶法国出现的启蒙运动在思想上为教育的又一次革命作了准备，而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思想家、教育家如夸美纽斯、洛克、卢梭等人充当了时代改革尤其是教育改革的急先锋。所有这一切均表明，作为文化传统重要表征的教育，又一次被推到了改革的前沿，资产阶级务实而功利的主张使得改革的中心问题便是把近代自然科学的成就引入学校。从此，古典主义与神学在课程设置中的统治地位便开始动摇，尤其是在19世纪自然科学的三大发现之后，教育进一步走向了科学化、民主化，并且更加紧密地与生活相联系，与实际相结合，最明显的表现便是自然科学几经磨难之后最终确立了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重要地位并日渐形成了现代课程体系的基本框架。由此看来。西方课程走了一条分别以“三艺”、宗教、人文学科、自然学科再到现代综合化学科为核心的道路。从本质上看，这种转移不仅反映出西方文化传统的历史进程，同时也反映出在文化传统决定下不同历史时期课程价值取向的变迁。如果说西方课程核心在其西方文化传统的变革作用下发生了几次大的转移，那么，中国文化传统中儒家文化长时间的主体地位使得我国课程发展平缓而缺少更迭，以礼、乐为主的伦理政治型教育长期呈“一统山河”之状。作为世界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与西方一样具有悠久的文化历史。但是“在青铜器时代产生的古老文明，除中国以外，到了铁器时代的早期就都已失去了政治史上的连续性”。在整个封建时代及早期资本主义阶段，西方的政体一直动荡不安，并由此而导致了其文化传统上的几次大变革，课程价值取向也因此而摇摆不定。而在我国，自从秦始皇灭六国一统天下建立第一个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之后，在其后的2000多年里，虽有朝代的更替和权力的转换，但封建王权始终处于金字塔之巅，而与其相互借重的儒学也基本上一直处于独尊的霸主地位。这种文化传统的完整性和连续性便也使得我国课程的价值取向长期趋于统一与平和。但是，我们应看到，事物总是变化发展的，我国相对平稳的课程沿革背后，也随时隐含着一定的变化。儒学与他学之争，儒学内部之争使得我国的课程价值取向在各个历史时期也略显不同。先秦时期，社会处于大变革时代，儒家、法家、道家、墨家等诸子百家、各门各派在思想上、文化上进行了广泛的论战，形成了我国古代学术思想上“百家争鸣”的热闹场面，并由此而导致了在课程价值取向上“百花齐放”的局势。为了培养治理国家的君子，“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说明孔子除了向学生传授古代文化典籍之外，还十分重视政治思想和道德规范的灌输和锻炼；墨家学派从培养自食其力的“贤士”出发，十分重视生产方面知识和技能的学习；道家的老庄学派从其清静无为、道法自然的哲学观出发，主张“绝圣弃知”，否定一切文化知识；提倡“以法为教”，“以吏为师”的法家则大力宣扬法治的教育思想。凡此种种，不一而述。这种局面反映出先秦时我国文化上的多元化状况。汉初，儒、道、法三家并存，但以道、法为主，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余波仍在轻轻荡漾。但到汉武帝时，他接受了董仲舒的建议，“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学术统于一尊，儒学由显学进一步上升为官学，儒家经典便也成了官学与私学中必读的教条，由孔子删定的课本《诗》、《书》、《礼》、《易》、《春秋》被奉为“五经”，并在东汉经过“正定”之后于熹平四年（公元175年）刻于石碑，立于太学门外，作为标准文本，昭示天下。自此之后，儒学逐步成为中国文化的正统，儒家经书就成为了各类学校的主要教材，学校教育也就基本上成了经学教育。魏晋以来，我国的科技与文化呈现出一片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但是，由于这期间连年的兵荒马乱，政权更迭频繁，“章句之学”的儒学被士族中日渐兴盛的玄学所取代而退居其次；佛教自西汉末年传入中国之后，风行于东晋南北朝，强盛于隋唐；道教乘势而起，并在唐代取得了国教的显赫地位。一时间，玄、儒、佛、道一齐登场，中国文化史上似乎又上演了一幕“百家争鸣”的盛况。尽管如此，儒学的根本主导地位却始终没有动摇，历代统治者最终还是把儒学作为其稳定统治的法宝，尤其是在唐太宗时，其更是“锐意经术”，令孔颖达撰《五经正义》，命颜师古订《五经定本》，作为统一教材，颁行天下，并且在韩愈等人打着维护儒家“道统”的旗号之下，儒学走上了复兴并向宋明理学过渡的道路。因此，在这段长达700余年的历史过程中，儒学还是充当了各时期课程的主要内容。并且，与儒学密切相关的各种通俗读物，如《发蒙记》、《启蒙记》、《千字文》、《颜氏家训》、《女孝经》等等，在当时均很流行。尤其值得一提的是，科学技术比如医学、天文学、数学、畜牧兽医学等开始在儒学一手遮天的局面下占有了一席之地，有的甚至被纳入了科举取士的必考科目之列。纵观这一切，随着文化、科技在这一时段的持续发展，先前以人文学科为全部的课程价值取向已开始有了一点分化，那就是，为科技甚至以后新兴自然科学的正式进入开启了一小道门缝。北宋时期，一种“以先秦儒学为蓝本，兼采佛、道（尤其是佛教）本体心性学说”的新儒学即理学开始形成并逐步发展。到南宋朱熹，他进一步将其完善而形成为一种“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正统理论，并最终上升为宋、元时期官方的正统思想。这样一来，尊孔崇儒便成了当时文教政策极其重要的方面，孔子被尊为“人伦之表”，儒学成了“帝道之纲”，儒家四书五经成了官定的核心教材。但还算幸运的是，宋元时期秉承了隋唐的作法，使得一些科学技术知识仍然被保留在学校教育之中。明清时期，封建统治阶级曾一度大兴文字狱和大搞尊孔读经，并实行八股取士，考试以朱熹注释的《四书》为唯一标准。一时间，文化上的专制达到极盛。但也就在这时，一大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开始了对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的猛烈抨击；外国传教士的进入，导致西学东渐。尤其是在鸦片战争失败之后，一部分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认识到了中国的落后，在固守“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思想下，怀着“师夷长技以制夷”的目的，开始有意识地去学习西方先进的科技文化知识，走上了一条悲壮的教育救国的道路。与此同时，被西方“坚船利炮”狠狠教训了的清王朝也开始认识到，不来一番改革，“天朝大国”行将难保。这样，随着“千呼万唤始出来”的新学制的出台，自然科学知识终于找到了它在整个课程体系中的应有位置，中国的课程迈出了其近代化的一大步。从以上几千年的中国文化史与课程发展史看，由于儒家文化长期居于我国文化的主导地位，因此，中国文化传统的核心实际上就反映在儒家文化的本质上。正如许多学者指出的那样，由于儒家文化主要是一种伦理型文化，它强调以政治、伦理为本位，其注意力主要集中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道德至上是它的最高准则。因此，相应地，在文化传统制约下的课程就从“格物致知诚意正心”开始，以孔孟经书为主要内容，以培养“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的“君子”、“贤臣”为唯一目的，并由此而产生出一种以“重道轻艺”、“贵义贱利”为典型特征的教育观和价值观。如此一来，从古代到近代，道德教育从来都是最重要的并且日益走向了极端化；由于过分地追求统一性和强调群体意识，使得课程从形式到内容均呆板而单一，教材除了经书还是经书，注释也往往是一家之言，且不允许个人说三道四；由于士大夫阶层对实用科学和各种技艺一贯嗤之以鼻，使得与此相关的自然科学知识千百年来一直被冷冷地拒绝于学校之外，从而导致我国的传统教育有2000年几乎与科学启蒙无缘的不正常现象。凡此种种，无不反映着我国文化传统的价值观对课程的决定性影响。这也难怪为什么英国当代著名的学者、课程理论专家丹尼斯·劳顿（DenisLawton）把“课程”定义为“对文化的选择”了。(www.xing528.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