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总署同步，开展情系教育出版工作，申报受理与评审服务

了解情况以后，因为马上就要启动2011年度的项目申报工作了，时间相当紧，于是，2010年3月7日，我马不停蹄地带着肖琼一起到总署，主动与有关部门联系，做好接手准备工作。3月8日，我在社里进行动员，主要召集了海外合作部肖琼和孙云鹏，中国版协编校委秘书长肖娜，《中国编辑》编辑部主任陈虹和编辑关迎春几个人，请他们支持协助把这件事情做好，具体工作从2011年接受项目申报做起。同时，也要兼顾2009年、2010年已经启动的两批项目，对其进行摸底，看到底是什么进度，特别是2009年的项目已经到了该结项的阶段。为此，秘书处制定了2011年申报任务倒推时间表和结项工作时间表。

总署与我们同步开展工作，2010年3月9日即下发了《关于申报2011年度“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资助项目的通知》。通知中要求把材料寄送到高教社马甸办公区北京西城区德外大街4号C座501室，联系人为孙云鹏、关迎春。根据我们的提议，3月23日，总署又发了一个关于“工程”项目（2009、2010）进度统计以及结项工作的通知。我们边工作边熟悉情况，“工程”相关工作就这样仓促上阵，开展起来了。

但是，正式和李敉力司长交接，是3月29日在原新闻出版总署九楼会议室进行的。李敉力司长把他们做过的工作，他们的经验以及需要注意的地方，都做了清楚的交接和交代。我在发言中谈了对这项工作重要意义的理解，然后讲了下一步的工作设想，并在最后表态：当务之急是一定要先把2011年项目申报评审工作抓好。

交接会上还明确了“工程”工作的组织架构。“工程”办公室设在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时任司长张福海兼任办公室主任，我和陈英明副司长兼任副主任，时任司对外交流处处长赵海云、借调人员吴琳为办公室成员。办公室下设秘书处。秘书处设在中国编辑学会，办公地点在高教社。秘书处由我负责，我兼任秘书长，肖琼兼任副秘书长。

我接手“工程”秘书处工作以后，主要做了下面几件事：

一是健全秘书处机构。前面提到的孙云鹏、关迎春等同志，除了他们在高教社各自所在的部门以外，同时兼顾秘书处工作。与此同时，在高教社马甸C座5楼501室墙面上张贴了醒目的“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十个大字，办公室外面挂了“经典中国出版工程办公室秘书处”的牌子。这样，秘书处办公室就在高教社建立起来，开展工作有了“根据地”。

二是汇总材料并归档。为了推动“工程”工作更加系统规范地开展，秘书处的同志们把2009年和2010年项目申报的样书以及有关材料从总署运到高教社，全部汇总，分门别类加以整理，存放在专门的柜子中，进行档案化保管，以便随时查阅调用。

三是做好申报受理和评审服务工作。这是秘书处的核心工作。第一，认真负责地完成申报受理和前期审核工作。项目评审工作分成前期审核、专家组初审、评委会终审三个环节。其中前期审核工作交由秘书处负责。第二，协助总署建立专家库。依据2009年、2010年“工程”项目聘请的评审专家名单，还有桂晓风会长提供的项目专家库，以及高教社掌握的人文社会科学专家信息等，秘书处很快汇集了学科覆盖全、学术水平高、人员规模大的备选专家资源。第三，协助组织评审工作。这项工作包括协助邀请专家、准备材料、承担会务工作等。2011年到2013年的三年间，初评会大都安排在5月份，地点在“中国职工之家”。会务工作、邀请专家等由关迎春负责。2013年，王琦也一同参加工作。材料准备由孙云鹏负责。

2011年是秘书处工作最为紧张的一年。因为这一年的项目申报评审工作比较特殊，节奏比较快。3月份下发通知，4月份就要求各出版单位提交材料。在此期间，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还下发了一个《关于调整2011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申报截止日期的通知》，将申报截止日期由4月15日调整为4月30日。5月份即开会初评。2011年度的项目评审工作刚刚结束，11月28日，紧接着又发出通知组织2012年的申报。自此之后，“工程”项目申报评审工作才逐渐步入正轨，均是上一年年底或当年年初启动这一年的项目申报工作。

2011年秘书处工作之所以紧张的另一个原因是：“工程”还面临2009年第一批项目的结项工作。

为规范结项图书的出版，同时对“工程”进行有效宣传，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于2011年3月16日发布了《关于发布和使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标识、英文名称的通知》，落款是“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办公室。新闻出版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代章。这里补充一件事：为便于开展工作，“工程”办公室一直想申请制作一枚公章，中国编辑学会还于4月份向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发去《关于申请办理“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公章的请示》。但由于种种原因，公章的事情搁置了，“工程”相关信息暂时由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直接发布。实际上，到移交工作之前一直没有制作专门的“工程”办公室公章。该文件是“工程”迄今为止唯一一份这样落款的文件。

2011年，由于刚刚接手这项工作，秘书处上下都十分重视。在项目申报和评审过程中认真对待每一个环节，尤其是第一次在“中国职工之家”召开的初评会，秘书处的同志们连续两天不间断地整理专家评审意见和选票，汇总数据，从而保证评审高效有序地进行。当年桂会长对评审工作也特别上心，在6月份的评审会上，他的《2011年“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前期审核工作和专家组评审工作汇报》就至少五易其稿。

这一年的评审会结束后不久，时任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司长张福海就召集并主持会议。会上总结了申报工作的情况，并就有关问题做了指示，包括确定资助等级和计算语种的原则、方法等，还将“工程”资助项目范围由“中国学术名著”和“中国文学名著”改为“中国学术系列”和“中国文学系列”。2011年8月，秘书处在准备来年的项目申报工作之前，也向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提出了评审工作的几点建议，包括评审专家构成、评审流程、项目申报渠道、结项延期等几个方面，其中大部分建议被采纳了。

2011年度最终评审结果是，有30家出版社46个项目入围。2012年有58家出版社91个项目入围。

2012年的另外一项重要工作是，全面启动“工程”结项工作。当年，秘书处向全部应结项的负责单位进行了电话或电子邮件通知，对2009年至2011年最终接受资助的共252个项目的进展情况向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进行了汇报，并加大对结项单位的催促力度。11月，为进一步全面、准确掌握“工程”项目的执行情况，做好下一步各项工作，总署下发《关于全面开展“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项目进度检查的通知》。随着时间的推移，结项工作不断推进，“工程”的成果逐渐增多，效果逐步显现。(www.xing528.com)

这一年，“工程”还通过了审计署新闻报刊审计局的审计。秘书处为总署对外交流与合作司整理了2010年至2012年期间的所有通知、会议记录、项目名单、人员名单等档案的电子版。

2013年，是党的十八大以后“工程”第一次组织和受理项目申报的年份。这次的项目申报和评审具有鲜明的特点，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对“工程”的定位做了进一步阐述。“经典”二字，不能狭隘地理解为只是推出已被历史认定的传统经典，而主要是强调品质，重点是指能产生世界影响的当代高品质作品。因此，在操作层面，扩大了资助门类和申报主体范围。在门类上新增科技类和少儿文学类，并单列了对外汉语教学类（过去包含在语言大类中），着力打造四个方向的品牌图书：中国主题图书、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作家的代表性作品、对外汉语教材（特别是能够进入外国国民教育体系的教材。2013年首选了人民教育出版社、高等教育出版社、北京语言大学出版社和云南大学出版社等4家出版社进行试申报）、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图书。在申报主体上，首次列入海外出版机构。

国外的出版机构可以直接申请，这是很大的一个突破。充分说明党的十八大以后国家在“走出去”方面，更加重视国外受众的需求和接受心理，从实际情况出发而不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也表明国家更加重视展示中华文化的丰富性和多样性。

其次，对“工程”的意义认识有新的提升，资助力度显著加大。2012年年底，中宣部的主要领导到新闻出版总署考察工作，感到“工程”工作卓有成效，充分肯定了出版“走出去”的成果，要求把这个平台打造得更大，拓展得更宽，延伸得更广。决定把出版“走出去”纳入“传播力工程”建设。2013年拨付2000万元专款用于资助版权输出，尤其是当代文学作品的版权输出。这样，加上“工程”原有财政拨款1500万元，“工程”资助总额达到3500万元，是“工程”开展以来最多的一次。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2013年“工程”工作取得了新的进展。这一年申报数量突破了500项，最终共有86家出版社165个项目入围，其中包含两家国外出版机构的3个出版项目。

需要说明的是，为了加大对文学作品“走出去”的扶持力度，2013年6月，在“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中又特别增设了专门针对“名家名作走出去”的子板块。10月，经过评审，确定了首批82个“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作家版）项目入围，获得资助。

随着时间的推移，秘书处的工作环境和人员发生较大变化。2011年9月，肖琼离开高教社去了中国教育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2012年1月，我正式办理退休手续，不便再调动社内资源开展工作。同时，借调到总署工作的孙云鹏当年也回社工作，与总署有关部门的联系自然也就不那么密切了。2013年3月，关迎春从《中国编辑》离职，同时离开秘书处（5月份应邀参加了当年的初审会）。接替关迎春工作的是王琦。王琦由于家中有事，她事先约定6月份离开秘书处。应急之下，我只好请朱朝清（当时刚退休）到秘书处帮忙，与王琦一起工作了一段时间。

2013年6月将面临2014年申报工作启动。我考虑再三，感觉不宜继续承担“工程”秘书处的工作。所以，在年度项目评审工作结束后（5月份），我给桂晓风会长打了电话，并发了短信，提出了我的一些想法。我说，由于诸多因素，我不能继续承担这项工作了，2014年申报工作即将开始，请学会考虑由新的部门和人员接手这项工作。桂晓风会长非常慎重，并未立刻回复我。一周以后，也就是6月26日，他给我发来了回复短信，短信原文如下：

（拟复增顺，草稿）增顺，短信收读，此前肖琼给我的短信也收读。你从一开始就参加经典中国工程，后来又承担起日常工作的重要任务，倾注心血，倾注精力，筹划组织，领导操作，并且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调动多年积累的各种资源，为工程实际工作的运行创造条件。对你的独特作用和贡献，外事司领导和我都有深刻感受。你在上次电话和这次短信中表达的心情我很理解，所提建议也是真诚和负责任的。我将尽快与福海司长沟通并商议，然后与你联系。不管怎样，我想我们共同的愿望是你能用一定方式，继续为工程贡献感情和智慧。

桂晓风会长在回复中对“工程”秘书处的工作给予了充分的肯定。这是秘书处同人共同努力的结果。在此，我要衷心感谢秘书处的同志们，是你们支持了我的工作，支持了高教社的工作！

到了2013年10月，根据有关部门安排，“工程”秘书处的工作移交中国版本图书馆。具体交接工作我委托朱朝清负责。据说，仅申报的样书及有关档案资料就有几十箱，都运往了中国版本图书馆。

秘书处的工作移交中国版本图书馆后，2014年度的项目申报和评审工作均由中国版本图书馆负责。我个人以专家身份，于5月29日下午参加了项目终评会。地点在原国家新闻出版广电总局宣武办公区（宣武门外大街40号）1502会议室。这也是我爱人杨秀喜患重病在北京大学肿瘤医院住院期间我出席的唯一一次社会活动。

负责“工程”秘书处工作虽然时间不长，只有三年，但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是一段非常难得的经历。因为这是在关键时候为中国编辑学会，也为桂晓风会长遇到的挠头事情解了围。同时，也为中国出版“走出去”做了一点力所能及的开创性工作。我感到很欣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