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出版，助推出版社体制改革

2009年上半年，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如火如荼，明显提速，进入攻坚阶段。中国出版业正处在新中国成立60年来的一次大转制、大重组、大发展的关键时刻，多年形成的格局将会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如何认真贯彻落实党中央关于出版体制改革的精神，将思想认识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方针和部署上来，按照路线图和时间表的要求完成本单位的转企改制工作，为大重组和大发展奠定良好的体制基础和机制保障，是对每一个有社会责任感的出版人的现实考验。当时，有些出版单位过多地考虑本单位的局部利益，留恋出版社“事业单位、企业管理”的运营模式，对出版社体制改革行动迟缓。还有个别出版单位无动于衷。对此，我看在眼里，急在心上，一种无形的责任感驱使我思考一些问题。2009年6月初，我约周延召、王剑辉等好友一起在大兴、昌平等处喝茶聊天，慢慢地，我萌发了撰文表达对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思考的念头，他们都很支持我的想法。开始由周延召起草，写了十几页，拟名为《世易时移，再造出版——关于出版社体制改革的思考》。之后王剑辉做了修改。6月25日，我又请苏雨恒在昌平回龙观龙城饭店对文章进行润色，六易其稿。待7月9日《中国新闻出版报》刊登时，文章标题改为“出版社体制改革要处理好十大关系”，以我个人的名义发表，实际上这是集体的智慧。时任新闻出版总署署长柳斌杰和副署长阎晓宏对这篇文章给予了很高的评价。后来《新华文摘》2009年第17期转载了此文。

这篇文章集中阐述了三个问题，摘录如下：

一、积极投身体制改革是出版人的现实责任

党的十六大把文化建设和文化体制改革提到战略高度，进行了总体部署；十六届三中全会明确把文化体制改革作为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任务，确定了公益性文化事业单位和经营性文化产业单位的改革要求；十六届四中全会又鲜明地提出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并把提高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能力作为加强党的执政能力建设的五大任务之一；十六届五中全会强调要构建公共文化服务体系，积极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创造更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需求的优秀文化产品。在此基础上，党的十七大进一步提出要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在时代的高起点上推动文化内容形式、体制机制、传播手段创新，解放和发展文化生产力，大力发展文化产业，培育文化产业骨干企业和战略投资者，繁荣文化市场，增强国际竞争力；十七届三中全会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继续解放思想，坚持改革开放，全面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建设。

重温党中央当时关于文化体制改革的有关方针、政策，认真学习和深入思考中央关于“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的精神和战略部署，我深感作为出版人肩负现实责任的重大。出版社体制改革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调整，而是一次彻底的变革。正如柳斌杰署长所说：体制改革，不是“换汤”和“换药”的问题，而是要在体制上彻底打碎“药罐子”的问题。作为中央部委出版社，有责任在深入学习实践科学发展观活动取得阶段性成果的基础上，进一步解放思想、更新观念，破解影响和制约出版业科学发展的突出问题，创新体制机制，承担起应有的现实责任和社会责任，坚决克服本位思想，旗帜鲜明地做体制改革的推动者和实践者。

二、积极推动体制改革是出版人肩负的历史使命

作为一名出版人，我深切感受到，改革开放以来，虽然出版业有了快速发展，但大多数出版社规模不大，竞争力不强，发展水平与我国经济建设水平和国际地位相比，仍有较大的差距，并不能反映出我国文化竞争力有大的提高。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在于我国现有的出版资源是按照部门、行业和行政的条块化格局进行配置的，这种体制与我国已经建立并不断完善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存在着结构性的矛盾。地区封锁、行业壁垒、同业无序恶性竞争等现象严重，造成出版单位规模相对较小、资源分散、产品同质化倾向严重，难以产生有强大影响力的文化企业。

以教育出版单位为例，高等教育出版社虽然目前在国内是最大的单体出版社，年销售收入23亿元人民币，约合2亿多欧元，但在国际上仅排在第40位左右，年销售收入相对于贝塔斯曼的161亿欧元和皮尔森的48亿欧元，差距是巨大的。其实，与国际大型出版传媒集团的差距还不仅仅体现在经济总量上，从体制机制、内容形式到传播手段等方面，我们的差距更大，更需要全方位地追赶。

因此，通过全面体制改革和机制创新，大力解放和发展出版生产力，是我们这一代出版人所肩负的历史使命。否则，我们谈要成为国家文化安全的维护者，则是空洞的；我们谈要成为中华民族文化的传播者，则是乏力的；我们谈要为提升国家的软实力做出应有的贡献，则是苍白的。

三、出版社深化改革加速发展要处理好十大关系

深化中央各部门各单位出版社体制改革是中央的重大战略部署，也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广，情况复杂，时间紧迫，任务繁重，政策性和现实性都很强，需要统筹兼顾、周密安排。同时，转企改制只是刚刚拉开出版社体制改革的序幕，转制后的出版社无论是在内部机制创新、产业资源重组，还是参与国际竞争、带动中国文化“走出去”等方面都还有很长的路要走。这就需要我们不仅要立足当前，做好重要而急迫的转企改制工作，还要认真思考未来发展，在改革和发展中处理好十个关系等问题。

1.政府、企业、个人的关系

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将变成市场经营主体，员工将在劳动关系调整、社会保障机制建立后，真正地由单位人变成社会人，政府、出版企业和个人的利益关系将更加清晰。政府为出版业发展提供政策支持；出版企业承担起推动国家文化大发展大繁荣的历史责任，承担起国有资产保值增值、股东权益最大化的经营责任，承担起符合出版创意产业发展规律的内部激励机制的创新责任；员工要按照职业出版人的标准要求自己，为社会、为企业贡献聪明才智、生产优秀产品、创造经济效益。政府、企业、个人，各负其责，共同承担起我国出版业大发展大繁荣的重任。

2.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关系

出版行业提供的产品是精神食粮，承担着文化传播的社会责任与文化传承的历史责任，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忽视社会效益而单纯地追求眼前的经济效益。我们要实现出版社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就一定要着眼长远，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第一位，坚持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正像老一辈出版家叶至善所言：出版人要一不亏心，二不亏本。

3.数量和质量的关系

转企改制后，出版业将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出版物数量要增加，出版物质量要提高，数量和质量的关系需引起我们的高度重视。出版企业要发展，没有一定的出版物数量不可能形成一定的业务规模，不足以形成市场力量和社会影响；但衡量一个出版社发展是否又好又快，绝不是仅靠出版物的品种数量和销售码洋这些简单的经营指标，还要看出版了多少能够留下来的传世佳作。更何况出版社作为文化创意企业，其产出的是能够满足广大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对精神文化产品需求的优秀出版物，这是出版社核心竞争力的显著标志。因此，决不能以牺牲质量来换取数量。(www.xing528.com)

4.规模和效益的关系

在出版社体制改革中，要打造一批“航空母舰”和战略投资者，出版企业必须具备相当规模，这是创造规模效益、做强做优的基础。但是，没有效益的规模扩张是无意义的。事实上，那些只有人员数量增长而没有新业务产生的规模扩张是盲目的；那些只有资产增加而没有新业务收入产生的规模扩张是没有效益的。

5.资源的集中与整合的关系

转企改制后，随着跨地区、跨部门、跨行业的联合、兼并、重组的不断深入，出版资源的集中度会明显提高。这样做能否促进出版业的大发展大繁荣，关键在于出版资源能否得到有效整合。因此，我们在加快体制改革的过程中，一定要下大力气，花真功夫，认真做好出版资源的合理配置和有效整合，进一步优化出版结构，促进出版企业的科学发展。

6.纸质出版与数字出版的关系

目前，纸介质出版仍是出版社的主体产品形态，而数字出版方兴未艾。传统纸介质出版与新兴数字出版的互动融合，将促进出版产业升级。大文化、大媒体、大编辑将是未来文化、媒体、编辑的发展方向。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催生着文化传播新形态的不断涌现，出版企业要主动适应这种变化，高度重视并积极促进二者协调发展。

7.“引进来”和“走出去”的关系

社会的发展和科技的进步使世界各国的联系越来越紧密，企业发展的国际依存度也越来越高，改制后出版企业要利用战略机遇期处理好“引进来”与“走出去”的关系，充分利用好国际和国内两种资源、两个市场。一方面，我们要把人类一切文明成果引进来，尤其是要引进先进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为我所用，打造出版企业的核心竞争力；另一方面，还要以更强的实力、更大的自信、更优秀的出版物打入国际市场，弘扬民族文化，提高中华文化的国际影响力。

8.软实力与硬实力的关系

出版企业的资产规模、经营条件、信息化水平等硬实力是发展的必备基础，品牌、信誉、经营能力、出版人素质等软实力是出版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软实力使硬实力更硬，硬实力使软实力更强，二者相辅相成，共同提高出版社的综合实力。因此，我们在不断增强出版企业硬实力的同时，一定要重视并不断强化软实力的建设。

9.“有所为”与“有所不为”的关系

在出版企业改革和发展的过程中，突出主业、固本强基是基础，开拓创新、发展新业态是关键，做强做优、又好又快是目标。在出版资源有限的情况下，面对种种诱惑，“有所为”容易做到，难在“有所不为”。出版企业要对自己的主业、辅业、副业有清晰的认识，对具有核心竞争力的业务要做大做强，对辅助性业务要充分利用社会资源，探索多元化发展模式，对没有竞争优势的业务要坚决退出。只有这样，才可能做到合理的“有所为”与“有所不为”。

10.战略与战术的关系

没有战术的支撑，战略只是空谈；而没有战略，战术就会失去方向。出版企业成为市场经营主体之后，必须按照现代企业的要求去思考战略、实施战术。在制定宏观发展目标和框架性规划等战略时，一定要结合出版企业的实际和行业特点，切不可盲目地谈战略、机械地用理论、草率地做决策。在实施战术时，也要注意措施得当，有效连续，不可将简单问题复杂化，力戒乱折腾。

这篇文章发表时篇幅不长，从最初的上万字精减到几千字，它从改革的一个侧面和一个点，说出了出版人立志改革的心声，表明了出版人在大是大非问题面前应持的立场和态度，至今阅读起来也不过时，仍有一种仿佛身临其境、置身改革的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