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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高峰论坛:研讨内容精选、形成共识

更新时间:2025-01-18 工作计划 版权反馈
【摘要】:我提出,既然是高峰论坛,演讲人不能多,但要精。为了深化和利用好这些研究成果,决定在烟台会议的基础上,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精选研讨内容,认真思考,深入分析,形成共识。孙文科司长称赞这次高峰论坛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调研的机会。这次北京高峰论坛除了嘉宾演讲以外,还邀请到近300位出版同人参会。

郭德征回京以后和我继续商量关于“加强总编辑工作”的事情,思考下一步怎么办。我对他说:“200人,确实反映了基层群众、部门的声音。但是,一般性的呼吁或靠媒体报道,效果不显著。要将这些声音更直接地反映给高层领导,咱们可以接着策划一次高峰论坛。”这个想法也得到了中国编辑学会的支持。桂晓风会长非常重视这件事,他参加了烟台会议,所以一向他请示,他就很痛快地表示支持。经过协调,我们拟定高峰论坛由中国编辑学会主办,由中国编辑学会科技读物编辑专业委员会(筹)、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科技出版工作委员会、中国编辑学会教育专业委员会(筹)、中国出版工作者协会校对工作委员会联合承办,由高等教育出版社提供场地。我分管的《中国编辑》杂志社全力支持,还有《中国新闻出版报》社、新浪网站、网易网站等单位也给予了大力支持。论坛定于2009年12月5日在高等教育出版社举行。

之后的策划工作做得很细致。我提出,既然是高峰论坛,演讲人不能多,但要精。总署的有关领导一定要请到,要让领导直接了解具体情况和意见。那么,应该请谁演讲呢?我表示,千万不能变成是咱们总编辑自己进行的一场自娱自乐的活动,一定要设计一下,请曾经当过总编辑的社长来演讲,或者请现在兼任总编辑的社长来演讲,这样更有说服力。最后,为了增强论坛的学术含量,我们邀请了这些人发言:高教社原社长于国华,兼任过总编辑;时任中国出版集团党组书记、总经理李朋义,既当过总编辑,也当过社长;原出版发行研究所所长郝振省(现中国编辑学会会长)。这个论坛的目的是要把相关情况和意见传达给领导知晓。当时邀请到会的领导有:时任新闻出版总署副署长邬书林,新闻出版总署原副署长、中国编辑学会会长桂晓风,时任新闻出版总署人事教育司司长孙文科、产业发展司副司长张亮,中宣部出版局王萍副巡视员,中国编辑学会副会长兼常务副秘书长袁良喜等。

根据桂晓风会长的提议,论坛由我主持。我首先讲解了本次论坛的背景。总编辑工作岗位作为出版单位重要的领导岗位,受到出版社主管主办部门和出版管理部门的高度重视,在出版单位坚持正确出版方向、保证出版物质量、实现社会效益为首并将社会效益与经济效益有机结合等方面,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进入21世纪尤其是出版单位转企改制以来,对于出版单位设不设立总编辑岗位和总编辑如何开展工作,议论颇多。面对这些议论,虽然烟台研讨会研讨效果显著,初步取得共识,但还不够充分。为了深化和利用好这些研究成果,决定在烟台会议的基础上,在北京举行高峰论坛,精选研讨内容,认真思考,深入分析,形成共识。

接着,郭德征在论坛上报告了烟台研讨会的基本情况和初步形成的共识。李朋义做《加强总编辑工作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出版事业的必然要求》的发言,于国华做《关于总编辑工作的思考》的发言,郝振省做《出版软实力要求加强总编辑的地位和作用》的发言。他们一致认为:在出版单位转企改制后,要想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出版方向,把握出版业特点,又好又快地发展出版社,就必须设立总编辑岗位和加强“总编辑工作”。要想加强“总编辑工作”,就必须转变“总编辑工作”机制,创新“总编辑工作”;就必须理顺法人与总编辑的工作关系,保障“总编辑工作”;就必须提高总编辑素质,做好“总编辑工作”。

大家发言后,桂晓风会长在讲话中肯定这次高峰论坛切合实际,抓住了当前编辑工作实践和理论研究中具有全局性影响和长远影响的主要问题,很有现实针对性。他对“总编辑工作”提出了六点要求:第一,要正确面对改革,把出版单位的转企改制看作推进和提升出版社工作的历史性机遇。第二,进一步树立“大文化”理念,在改革和发展中牢记并突出出版单位的文化责任。第三,进一步树立“大编辑”理念,在转企改制后更好地履行编辑队伍的文化责任。第四,要更加自觉、更加有效地履行对编辑工作的总责任,包括出版产品总设计师的责任、编辑质量总把关人的责任和编辑队伍总带头人的责任。第五,无论从宏观政策导向上,还是从微观的组织机构设置、体制和制度上,都要为转企改制后的总编辑履行职责提供必要的保障。第六,要加强“总编辑工作”和总编辑个人素养的研究。(www.xing528.com)

孙文科司长在讲话中强调,柳斌杰署长高度重视出版社转企改制后出版社领导结构的设置和职位名称的规范和统一问题,认为这是出版体制改革不能回避且需要尽快解决的一个问题。孙文科司长称赞这次高峰论坛给他提供了一个很好的学习调研的机会。他认为: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文化单位的性质和功能没有改变;出版社转企改制后的领导结构设置和职位名称应该符合文化企业的特点并且需要政府进行规范和统一;出版社转企改制后总编辑的地位不能有丝毫的削弱,在领导结构中应该占有重要位置,并作为重要负责人之一纳入企业领导制度体系之中;总编辑的岗位职责和任职条件需要与时俱进,要适应体制变革及企业生产管理的要求,重新进行完善和规范。

邬书林副署长在讲话中认为,高峰论坛达成了共识:转企改制后总编辑的地位更加重要了,而不是可有可无;对总编辑的要求更高了,而不是弱化;总编辑的责任更大了,而不是减轻了。他强调:第一,当前最重要的工作,是按照党中央要求,不折不扣、保质保量做好转企改制这项基础工作。在完成好转企改制工作的同时强化、提升、完善“总编辑工作”,而不是说在转企改制工作当中总编辑可要可不要。第二,总编辑要努力提高素质,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求,适应时代要求,承担起我国从出版大国向出版强国转变的历史责任。要把中国的总编辑职责放到经济全球化、文化多样化、政治多极化、综合国力竞争和软实力竞争日益激烈的背景下去考察。第三,要为总编辑更好发挥作用提供良好的舆论环境、政治环境和工作环境,要把总编辑的地位和作用问题放到重要议事日程上来,找到在实践上解决的途径,并争取在运行上有一定的可操作性。

这次北京高峰论坛除了嘉宾演讲以外,还邀请到近300位出版同人参会。演讲者观点鲜明,参会者积极响应,达到了预期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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