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岚清同志参与流水作业，保证今年社庆顺利实施

2004年3月25日，也就是向李岚清同志汇报的第二天，社里正在昌平召开全社经营工作会议，又赶上社里出现春季教材供应断档，情况非常紧急。刘志鹏社长仍然见缝插针找到我商量：“老张，咱俩去开的那个会，我们该怎么弄啊？”我说：“请放心，今年逢高教社50周年社庆，我们一定借力，把这件事情做好。社里应该专门成立编辑小组，根据李岚清同志这本书的学科背景，编辑小组就放在文科。”当时苏雨恒是文科出版中心主任，我建议这件事社内就请苏雨恒负责具体工作，上面由我来协调。同时，因为这项工作具有非常强的专业性，是关于音乐的，文科出版中心设有艺术分社，所以决定把艺术分社两位音乐专业出身的编辑高洁和张夏菲也一并请来，共同落实这项工作。考虑到以后宣传工作要跟上，请市场部范水也参加这项工作。范水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专业背景是美术。在社经营工作会期间，刘志鹏社长在会上专门提到这件事情，明确表示将其作为社里的重点工作来安排，由我负责。

向李岚清同志（左一）汇报工作

李岚清同志听说高教社成立了专门的编辑小组，很高兴。很快，应李岚清同志邀请，我们于4月1日再次前往中南海李岚清同志办公室。这次是我带着苏雨恒、高洁、张夏菲和范水去的，实际上已经进入出版社和作者直接交流、启动实质性撰写工作的阶段了。

这次交流，因为是面向出版社编辑谈想法，李岚清同志讲得就更详细、更接地气了。他还谈到了做这本书的原因——国家发展，是要靠经济，靠科技，但是仅靠这两样还不行，还必须发挥文化的作用；作为美育重要组成部分的音乐教育，不仅能够陶冶情操，而且能够启发创意，有助于人们提高表达自我感受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完善自身文化修养，适应世界文化不断加强交流与合作的形势，为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他又提到，什么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就是既要继承和发展我国民族文化的优良传统，又要吸收其他民族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融合在一起，才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在介绍欧洲经典音乐方面，他说，他看过不少这方面的出版物，在获益匪浅的同时，感到很多出版物比较专业，普通读者不易看懂，难以引起他们对欧洲经典音乐进一步了解的兴趣。因此，多年以前他就希望有朝一日作为一个非音乐专业背景的音乐爱好者，写一本这方面的书，以期更有利于广大普通读者对欧洲经典音乐加深理解。为此，他在多年分管文化教育工作的过程中，结合工作和个人兴趣，在学习这方面知识的同时，注意收集和积累资料，做了若干笔记。但因工作忙，无暇系统整理。在离开工作岗位并写完第一本书《李岚清教育访谈录》（人民教育出版社出版）以后，他终于尝试进行这项工作，撰写自己的音乐笔记了。

李岚清同志很谦虚，他说，他尽管喜欢音乐，又准备了这么多资料，但毕竟不是这个专业背景出身的。他希望编辑重点帮他做几件事：一是书稿中的音乐名词要请专家审定把关；二是书稿涉及的内容史料，需要进行考证；三是图片要进行筛选审定，特别强调要解决好版权问题。此外，关于出版方面，对出版社也提出了更为细致的要求。就这样，李岚清同志以作者的身份充分表达了自己的意见，讲得非常清楚。

这次交流以后，李岚清同志陆续将书稿交给出版社，编辑出版工作拟于2004年4月底启动。根据各方面情况综合考虑，出书时间拟定为9月初，在教师节之前出版。

按照这本书的版权页上所列示的职责，我是总监制。当然，作为总编辑，我理所当然也要全面负责，整体统筹协调，这是责任！因为从接稿到出书只有四个月，时间相当紧张，于是4月1日和李岚清同志交换过意见后，我就马不停蹄地安排各个环节的工作。(www.xing528.com)

出版社工作包括编辑、出版、发行三大环节。编辑加工即内容方面，我交由苏雨恒带着高洁和张夏菲来做。因为有专业人员审读，我就不再多参与。李岚清同志和编辑小组的工作方式是流水作业：李岚清同志撰写一部分，编辑小组就加工一部分，同时请专家论证一部分。编辑小组在苏雨恒的带领下，对每一部分文字细细斟酌、修改、润色，对图片反复比较、精挑细选，对史料严格考证，邀请专家学者加盟把关，请专业人员绘制音乐家肖像，等等，做了大量细致的工作。

出版印制环节，因为我有这方面的经验，所以直接参与较多。首先是这本书的装帧设计谁来做？我考虑这本书不属于教材，是社会读物。当时社里教材的设计任务很重，这又是一本重点书，担心不能兼顾，所以我就准备选一家社会装帧工作室来负责设计。经比较，最后选定河北教育出版社下设在北京的工作室，叫北京颂雅风文化艺术中心。他们的设计理念比较新颖，完全能够把李岚清同志的想法很好地体现出来。社里的出版工作联络由王琦、范水负责。

此外，关于纸张。李岚清同志要求这本书四色彩印，但不能太重，不能太贵。若要考虑成本，肯定不能选铜版纸，那样书会很贵，所以选用胶版纸；胶版纸也不能太重，所以最后选了轻型胶版纸，俗称蒙肯纸。由于李岚清同志在这本书的开本设计上有特殊要求，采用的是800mm×1050mm的16开，宽度和长度整体上都比平常采用的787mm×1092mm的16开要大一圈，因此，需要向纸厂定制生产，事不宜迟。蒙肯纸当时一般由国外生产，价格较贵，这又有一个成本问题。经过了解，发现国内也有几家生产过，其中一家质量和口碑都很不错，是山东龙口玉龙纸业有限公司。于是4月初，我带着时任印务部材料主管王昕夫专程驱车1000多公里前去考察。可他们说，确实做过这种纸，但现在已经不生产了。我详细地介绍了这项任务的重要意义和特殊需求，希望他们能够配合恢复生产。他们听说是李岚清同志的书，非常支持，表示技术和设备都没有问题，可以按照社里提出的要求“抄纸”（即生产纸张）。于是我当场拍板与纸厂签订了合同，纸张的事就这样定下来了。

再有，印刷厂也很关键，要选印刷质量较好的印刷厂。当时印制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满足大众需求、印量较大的平装批量生产，用的是中国科学院印刷厂，另一部分用于内部发行、印量较小的精装书。最后我们选定的是佳信达印刷公司。

2004年7月20日，我们到北戴河又向李岚清同志做了一次汇报，详细介绍了编辑、出版、发行等工作进展情况。

随着时间的推移，出版各个环节逐渐汇集到一起。为了保证工作有序开展，我在社内召开了两次协调会。一次是8月9日，要求编辑、印制、总编室等相关部门参加，重点研究在装帧设计环节委托社外单位进行的情况下，社内各个方面怎么配合。另一次是8月24日晚上，在马甸办公楼九楼会议室，就社外装帧设计单位与社内印制部门密切配合的问题，又开了一次会。因为从设计角度而言，装帧设计单位设计的方案确实很精美，但是没有考虑印制单位以现有的印刷条件，特别是大规模批量生产时精度是否能达到设计要求。比如，原来的图片设计是不“出血”的，在印制过程中图片边缘与书的切口形成竖条，稍有不慎会出现歪斜，失误就会特别明显，这也是不可避免的。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晚上我把印厂的刘玉请到会场来商量解决办法。她解释说，如果都设计成这样，印刷时很难做到不偏不斜，完全一致。于是决定索性让图片“出血”。会议开到晚上10点多，负责联系印制和设计的王琦、范水又连夜赶到装帧设计公司，对版式设计进行改进，保留了一部分图片的原有设计，同时允许一部分图片“出血”。为了按计划于9月初把书印出来以赶上召开新闻发布会时用书，我们只能这样一环接一环、严丝合缝地开展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