积极参与‘万种新教材’计划，情系教育出版

教育部为了贯彻落实党的十六大和十六届三中全会精神，在顺利实现“面向21世纪教育振兴行动计划”的基础上，2004年2月10日又制订了“2003—2007年教育振兴行动计划”。国务院于2004年3月3日批转。这个行动计划把实施“高等教育教学质量与教学改革工程（简称质量工程）”作为重要内容，以此为抓手，全面提高高等教育人才培养质量。

“质量工程”的重要内容包括：一是建设1500门精品课程，授予“国家精品课程”荣誉称号，并将精品课程的教案放在网上，推进优质教学资源共享。二是改革大学公共英语教学标准、手段和考试方法，推进基于计算机的个性化英语教学，提高大学生的英语综合实用能力。这项工作由时任高教司司长张尧学极力推进，组织高等教育出版社、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上海外语出版社、清华大学出版社等系统开发和完善大学英语教学软件，并与国外厂商合作，开发适合中国高校使用的英语教学软件。三是继续推进教授上讲台，每年评选和表彰100名在教学上有突出贡献的高校教师，授予“国家级高等学校教学名师”荣誉称号。以此为契机，在全社会形成关注教学、关注名师的良好氛围。

在落实“质量工程”的过程中，教育部于2005年10月13日发出通知，要求各学校、各有关出版社申报“普通高等教育‘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申报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与以往相比有两点不同：一是申报的新编教材需附讲义，修订教材必须是“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和“九五”“十五”规划教材及其他质量较高且已经出版两年以上的教材，并附原版教材；二是申报方式改为由出版社直接向高教司申报。

高教社收到教育部高教司正式文件已是2005年10月20日后。由于时间相当紧张，我立即通知总编室在内网发布文件，并将文件送达王霁、阎志坚等有关副总编辑和刘援、杨祥、尹洪等有关出版中心主任，动员全体编辑（包括社领导）抓紧时间争取作者的支持，认真申报。为了重点落实高职高专和文科两个出版中心的申报工作，我和运营管理部肖娜主任、熊威副主任于11月1日上午和2日下午分别到这两个出版中心，召开申报办公会，并强调：第一，“十一五”教材规划的选题，无论是新编还是修订，都有“硬条件”，即新编教材必须附讲义，修订教材有时间要求，还要说明修订理由。因此，高职高专出版中心要把“百门精品”和“银领工程”中的优秀教材纳入规划。文科出版中心虽然起步于20世纪80年代，但经过大家的不懈努力，特别是以“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为契机，已成功进入并在相当程度上占领了本科教材阵地。但是，这还不够，务必抓住“十一五”规划机遇，再上新台阶。第二，由于申报方式改为由出版社申报，因此获得作者的支持至关重要，必须做好争取作者的工作。首先要争取名作者，其次要争取那些名气不大但在其专业内有好的发展前景的作者。争取作者的过程，实际上是对出版社编辑组稿策划能力的一个考验。谁抓住了作者，谁就掌握了主动权。最后要把握好度，做到已有的老作者一个都不能丢，新作者尽全力争取，达成意向后，立即签订出版合同。

与此同时，借着10月底理工中心召开的全国部分高校教务处处长会议和11月初《教学与教材研究》在西安召开的年会，我主动与当地的重要作者交流沟通“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申报情况。还要求运营管理部向教育部直属高等院校教务处用特快专递发函，表示高教社愿与学校一起共同做好“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申报工作。

经出版社申报、专家评审、网上公示，教育部最后确定将9716种选题列入“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其中，高教社申报了3400种，列入公示名单的有2219种。为了在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教材规划的申报方式上，高教司拟充分调动所有出版社的积极性，强调由出版社作为主体来进行申报，与过去的申报方式有很大的不同。但高教社凭借自己的实力，谨慎应对，争先入围，圆满完成了“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申报工作，无愧于高等教育教材出版“主力军”和“国家队”的美誉。

在申报教育部“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过程中，还有一个小插曲。记得2005年9月27日上午，教育部普通高等教育“十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在高教社召开第四次工作会议。应大家要求，会议简要通报了教育部关于制定“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思路。下午，高教社召开总编辑办公会。在听取了向新闻出版总署报送高教社“十一五”国家重点图书出版规划的情况后，我把上午出席教育部国家级规划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第四次工作会议的有关精神在内部“吹了风”，希望大家利用“十一”国庆假期做好教指委委员、学校、作者的工作，争取更多更优的作者为我社编写高质量的教材，做好“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申报准备工作。没想到，由于个别编辑人员工作心切，不慎把会上有关消息透露给一些学校。国庆节后，听说高教司接到一些学校的电话，询问此事。高教司只好把即将下发的文件稍做修改，至10月20日才正式发文。正式收文后，高教社开始了上述一系列扎实有效的工作，给“十一五”国家级规划教材的申报工作画上了一个圆满的句号。(www.xing528.com)

教育部“十一五”期间制定万种新教材规划，数量上是此前从来没有过的；高教社承担了3400种新教材出版任务，也是破历史纪录的。同时，高教社还要完成“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项目的系列图书和新闻出版总署下达的重点图书出版规划，以及高教社自主选题等，任务是相当艰巨的。“十一五”出版规划选题确定后，高教社相关出版中心的编辑及时跟进，开展策划、组稿、编辑加工等后续工作，全社出版工作快速转入正轨。

到了“十一五”末期，2010年上半年，由于出版规模与产能严重不匹配的矛盾凸显，质量问题也时有发生。我提议，对“十一五”最后一年（2010年）的出版计划进行调整。当时，李朋义社长刚来高教社工作半年有余，他支持我的意见，并召开社务会研究决定：（1）坚持“压缩品种、优化选题、提高质量”的原则，把新品种控制在2500种左右，最多不得超过2800种。（2）高教社发展需要规模，但扩大规模不等于增加品种。要重视各种图书的平均销售册数，既要提高内容质量，又要提高效益质量。要求各出版中心对选题进行再论证，进一步压缩平庸选题以保证双效益图书的出版。（3）压缩选题时要充分考虑与作者签订合约的情况，务必做好相关工作。

当初制定高教社“十一五”出版规划时，还有另外一个背景，那就是围绕高教社未来发展如何体现完成经过社务会研究同意的《五年行动纲要》。《五年行动纲要》勾画出“一体两翼”集团化组织架构。实际工作中，刘志鹏社长把出版“一翼”的经营工作交给了我。为了适应“一体两翼”的工作环境，刘志鹏社长在2007年经营工作会上宣布成立出版管理委员会，取代总编辑办公会。出版管理委员会由我牵头，人员有吴向、王霁、阎志坚、苏雨恒、刘援、杨祥、尹洪、邹德林、肖娜等。其办公会议主要研究、解决与出版有关的问题，而“跨两翼”的有关问题则专门由生产营销会议研究解决。

在理解社长整体思路的基础上，我必须找出和出版结合得比较紧密的内容，以站得住脚的方式，推动出版这“一翼”的经营活动按照出版的规律往前走，让编辑业务部门有的放矢。那时，总编室总问我出版规划要不要做，怎么做。我说，继续做。记得曾经做了三个计划：一个是图书出版计划，一个是音像出版计划，一个是教学资源库和整体解决方案计划。我对总编室的同志说，这三个计划都是《五年行动纲要》蓝图里的重要内容，是高教社内部改革创新方面的探索。在实际工作中，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要的是图书出版计划和音像出版计划。我们按照上级领导部门的要求工作时，只能把“教学资源建设计划”中的出版计划单列，上报教育部和新闻出版总署。记得2007年就是这样做的。

那时，就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了。回想起来，这段时间是我职业生涯中历练较多、业务能力相对成熟的阶段。“九五”时期，我以分管编辑部的副社长兼副总编辑的身份协助社长、总编辑制定并实施出版规划。而在“十五”“十一五”期间，我以一个总编辑的身份，兼顾出版和销售领域，通过生产办公会（2004年后）、生产营销办公会（2007年协调教学服务部与各出版中心、高教社与蓝畅发行公司整合营销等），针对当时的背景条件和情况特点，带领全社编辑系统制定并实施出版规划，为高教社编辑出版事业的发展贡献了智慧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