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系教育出版：助力国家级重点教材出版

1996年3月，原国家教委办公厅发布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管理办法》（下称《立项、管理办法》），启动国家级重点教材申报、立项、编写、审定和出版工作。同年12月，国家教委高教司在南开大学召开了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审定会议。为了更好地配合、支持高教司工作，我和总编室尹洪、肖娜参加了会议，主要是沟通申报信息。高教社列入国家级重点教材的项目有330多项，占总数（654项）的一半多。

袁行霈编《中国文学史》（四卷本）和张岂之编《中国通史》立项入选“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时，还有一个插曲。时任高教司副司长刘凤泰很关心高教社文科教材建设，特别是《中国文学史》《中国通史》能在高教社出版，对高教社将是如虎添翼。按照《立项、管理办法》要求，参与编写、出版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学校和出版社要提供审定工作所需的经费。刘司长找到我说明此事时，我直接表态给予支持。后经于国华社长同意，给予每套书适量的先期启动经费。

出席教育部召开的普通高等教育“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审定会（自左至右：于渊、刘凤泰、尹洪、张增顺、郑惠坚、肖娜）

国家重点教材立项后，按照《立项、管理办法》要求，我们立即制定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九五”重点选题出版规划的实施意见》，确定了具体的实施办法。我们又从这些重点选题中精选出17种，作为全社“九五”期间“重中之重”的选题，力求把这些图书打造成冲击国家级奖项的精品。为此，我们对这些图书的选题策划、组稿、编辑加工、装帧设计、排版印制、宣传促销等各个环节实施全程质量监控，同时，适当调整了生产流程，并制定了各个环节的质量检查和责任追究制度。一些具体的措施包括：各部门按照责任心强、业务水平好的要求落实有关责任人（责任编辑，责任绘图、封面及版式设计，责任校对，责任印制）；书稿须经两名以上同行专家审读（其中至少应有一名同行知名专家）；编辑加工、二审、三审均由本学科或相近学科的人员担任；增加校次；检查样书等。这些措施的严格执行，保证了高教社“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高质量、高水平。

以《中国文学史》为例，立项后从社领导到编辑室，全社上下配合，拧成一股绳，努力打造精品。

于国华社长高度重视该书的出版，在1997年全社大会上宣布该书是我社“九五”期间的“重中之重”。为了保证出版质量，社里两次决定推迟出版时间。一次是于国华社长在参加一个研讨会时碰见袁行霈教授，问起书稿编写进度，提出请袁教授要保证质量，不抢时间，宁可推迟一年出版。袁教授同意了于国华社长的意见。另一次是书稿编辑加工即将完成，于国华社长问起责任编辑马纯质量如何，马纯说，第一、第二卷没问题，第三、第四卷不如前两卷。于国华社长当即决定推迟出版，并让责任编辑和在澳大利亚讲学的袁教授联系，请作者修改。

党委书记兼副总编辑彭治平、副总编辑郑惠坚亲自出马，直接参与了从遴选作者、讨论大纲、统稿审稿、装帧设计，到出版后组织专家评价推介等一系列工作。我直接介入装帧设计和印刷装订工作。

编辑室在时任主任袁晓波的组织下，也投入了大量人力物力，力求做到万无一失。与通常的做法相比，增加了许多工作环节和工作量。该书在编写过程中一共开过四次编写或审稿、统稿会，先期提高了书稿内在质量。责任编辑马纯在加工时又多次到外地找作者面商、修改，三审人员在审稿时也倍加严谨。一审者两次通读原稿，二审者、三审者也都突破只抽查部分章节的惯例，改为全书逐字审读。

装帧设计室先后五次重新设计封面和版式，一次次推倒重来，目的是为好书制作一个相称的包装；校对部门的人员也打破常规，增加了两个校次，以至于主编袁行霈先生在看过第一卷的校样后高兴地说，只发现了一个错字，这是他已出版的所有书中差错率最低的；出版部门的同志也想尽一切办法，在用纸、印刷、装订各环节一路绿灯，为该书的获奖提供了一个良好的物质基础。

经过全社编辑部门、出版部门、营销部门、管理部门的通力合作，辛苦五年，《中国文学史》终于喜结硕果。2001年10月，该书荣获第五届国家图书奖。

1997年6月，国家教委印发了《关于“九五”普通高等教育国家级重点教材立项选题》的通知，强调“抓重点，出精品”是“九五”期间普通高等教育教材建设与改革工作的核心，是落实中央“树立精品意识，实施精品战略”的重要措施，国家级重点教材都应建设成“九五”普通高等教育的精品教材。同时指出，重点教材“一定要适应我国政治、经济、科技、教育等改革的形势，一定要反映改革的成果，也要适应专业目录调整以后、专业面拓宽以后教学改革的需要”。要求各单位下大功夫，深入细致地把重点教材建设工作做好，为我国的高校教材建设工作做出新贡献。

为了具体落实国家级重点教材出版工作，国家教委还成立了“重点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主任由高教司一位副司长兼任。先后负责的是朱传礼、刘凤泰。我担任了副主任。当时许多出版社都在承担“九五”重点教材的编写和出版工作，高教社承担的品种最多，责任也最大。成立这个委员会的目的，就是为了协调、管理这些重点教材的建设工作。记得先后在北京、武汉和海南召开了三次工作会议，时任清华大学出版社副总编辑蔡鸿程、北京医科大学出版社社长陆银道、人民卫生出版社副总编辑杜贤等人参加，研究解决重点教材在编写和出版工作中存在的一些问题，以保证重点教材按计划高质量地完成，保证按时、足量供应学校。会议还讨论并确定了重点教材的整体装帧设计方案和统一标识。(www.xing528.com)

1999年4月，在海南师范学院召开教育部“九五”规划重点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高教司朱传礼（前排右四）、刘凤泰（前排左三）、海南师范学院刘和忠（前排左四）等出席会议

高教社在“九五”教材建设期间，除了作为主要承担单位参与了“九五”国家级重点教材的建设、出版工作之外，还全力推动了“面向21世纪课程教材”的编辑出版发行工作。这项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重点工作在本书中有专门记述，这里不再赘述。需要提及的是，为了适应教学改革和提高教学质量，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提出了成立教学研究中心的想法。在征求于国华社长意见时得到于社长的大力支持，由此，高教社与高教司共建了“全国高等学校教学研究中心”，编制和办公地点放在高教社。1998年12月26日，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参加了揭牌仪式。时任高教司司长钟秉林兼任主任，于社长和我兼任副主任。

“九五”期间，高教社配合国家教委有关司局还做了一些其他工作：

1997年11月，在马立司长的支持下，高教社开始参与国家教委师范司“高等教育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与课程体系改革计划”项目，并投入资金支持改革计划的实施，为出版面向21世纪高师教材打下基础。

1999年9月，高教社与教育部职成司、职教中心三方成立了“职业教育教学研究协作组”。此项工作在《发力职业教育，铸就半壁江山》一文中有详细叙述。

1999年，配合教育部高等专科教育、高等职业技术教育、成人高等教育“三教统筹”，高教社积极参与“高职高专面向21世纪教学内容和课程体系改革计划”，投入专项资金支持。全国高职高专教学指导委员会秘书处设在高教社（当时在沙滩高教楼二层），高教社于4月在理工部专门成立高职高专教材编辑室，张思挚和付英宝为负责人。据统计，至2001年，高教社出版了“教育部高职高专规划教材”180种。在规划教材没有正式出版之前，教育部高教司推出“高职高专推荐教材”，高教社承担了大部分出版任务。1999年高教社出版高职高专推荐教材116种，为建设具有中国特色的、优化配套的高职高专教材体系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到了“十五”，教育部重点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更改为“国家级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高教司刘凤泰副司长兼任管委会主任，我兼任常务副主任。2002年，高职高专编辑室从理工部分离出来，成立高职高专分社，分社社长是尹洪，副社长是张思挚。2005年分社升格为高职高专出版中心，尹洪任主任，副主任是梁琦、周雨阳。

2004年6月25日至28日，在昆明理工大学召开了教育部“十五”规划国家级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为了宣传推广优质教材，2005年4月至5月，高职高专出版中心还组织了“教学服务万里行”活动。社里特意购置了几辆考斯特汽车。汽车从北京出发，然后东西南北，兵分四路，深入21个省市的高职高专学校，倾心为师生服务。

2004年6月在昆明理工大学召开教育部“十五”国家级教材建设管理委员会第三次工作会议

此外，在财政部支持下，教育部于1998年设立了“研究生教学用书建设专项资金”，由教育部研究生工作办公室推荐。高教社密切配合，编写和出版了一批高水平的研究生教学用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