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的人生中,每当回想起当初分管的基建、行政后勤工作以及为保障教材出版所做的件件事情,心中自然就有一种说不出的欣慰感。
关于基建工作,我接手分管时面临三件事情。
第一件事是正在建设中的祁家豁子宿舍楼,1993年就要竣工交付使用,需要做好“最后一公里”交接入住工作。这是一项常规工作,但需要抓细抓实。
第二件事是马甸办公区的开发。1993年于国华社长曾提出上、中、下三策,并要求弃下、保中、争上,要把建办公楼与多种经营结合起来。当时主要矛盾是缺少资金,找了很多公司洽谈,其中新西兰海之湾投资公司算是接触时间比较长的一家公司。为了加强双方合作,对方还给出版社中层干部进行了企业管理培训。由于与外方的合作需要报批,再加上其他一些原因,虽谈了两年但没有结果。然而这为后来的建设做了必要准备,创造了有利条件。
1997年,社里决定在教育部的支持下,自筹资金开发建楼。此项工作原由多种经营办公室负责,后来交给综合发展部韩兴兴负责。1998年12月12日,坐落于德胜门外大街4号的高教社新办公楼和住宅楼奠基。时任教育部副部长周远清出席奠基典礼。
第三件事是承恩寺单身职工宿舍翻建工程。于国华社长批示“狠抓,务必上冻前入住,为此要倒排工期,组织精干队伍去抓”。这项工程我记忆犹新,是努力排除了各种干扰才破土动工的。施工地点处在密密麻麻的棚户区,周围住着居民,拆除以后要盖两层楼,施工的困难程度可想而知。特别是挖地基的时候,免不了会扰民。附近居民百般阻挠,提出许多过分的要求。当时我与负责处理此事的韩兴兴,还有行政处的刘明群商定:要把房子盖起来,也要照顾附近居民的合理要求。有一天晚上,我们准备施工时,有一位居民竟然躺到挖掘机下面。我们只好求助当地派出所前来调解,同时召开居民代表会,做居民的思想工作,答应按规定发放扰民费,但是对那些无理要求我们不能妥协。通过斗智斗勇,最后终于妥善解决了这个难题。在此期间,记得是1994年3月7日晚上,我由于长期服用去痛片,刺激了肠胃,导致便血。第二天我浑身无力,但还是忍痛守约,赶到马甸原洗印厂办公楼四楼会议室与居民代表对话。这也感动了居民代表,缓和了对立情绪,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我咬牙坚持开完会才去积水潭医院检查。到了医院,经过验血检查,大夫二话没说就把我留院治疗,那时病情已经很严重了。(www.xing528.com)
关于行政后勤工作,事无巨细,再小的事情处理不好都会酿成大错。在此,我要感谢两位女处长——王秀玲、张伶燕,她们帮我做了很多细致烦琐的工作。记得当时各单位都面临后勤改革,我们也到科学出版社学习过,拜访过当时主管后勤工作的汪继祥副社长,回社后制定了一个方案,明确在服务好全社编辑出版工作的同时,拟成立单独核算的服务公司,减少社内投入,促进后勤创收。
另外,当时来社的很多年轻职工没地方住,恰好新技术中心在海淀东升乡租了一块地,于是社里决定投资盖简易房,作为年轻职工周转宿舍。行政处做了大量的具体指导工作,1996年下半年,简易房竣工,解决了年轻职工住房的燃眉之急。
还有,沙滩办公区临街门市,原来地面上高教社有一个大间(西头),人教社有两个大间(东头),往上盖两层,规划设计不允许,只能向下开挖地下室。因为此事是高教社先提出的,必须与人教社沟通,需得到他们的支持,协同进行,所以大量具体工作如报规划、做设计、施工、监理等,也是高教社行政处完成的。
除此之外,还有大量的琐碎的日常社会工作。如:每年组织献血,我都到场,圆满完成献血工作;每年都要检查计划生育工作,在全社职工的支持下都达标;交通安全和防火安全工作,都时刻记心上,提醒全社职工防患于未然。
总之,“八五”期间,我已进入不惑之年,在调整中前行。我所做的这些事情,虽然繁杂,但很有意义。从中我也悟出了一些道理:一是所干的这些工作,无论是经营管理,还是后勤管理,都不是单纯的业务性的,来不得半点懈怠,必须有一定的政策水平。正像于国华社长要求的“打几个战役和漂亮仗,得到全社赞许,形成良性循环”。二是在所干的这些工作中,个人付出的力量是有限的,因此一定要相信群众,依靠群众。正像于国华社长要求的“干好的要及时肯定鼓励,干出问题的不要指责,要主动承担责任”。三是对下属干部,不仅是使用,更重要的是培养。四是面对众多繁杂的工作,务必冷静,学会“弹钢琴”,使节奏协调有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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