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完成“七五”教材规划期间，高教社在没有自己的印刷厂的情况下，在全国包括京沪在内的18个省市的100多家印刷厂安排生产任务。大家奋战在教材印制各个环节的场面如今依然历历在目，永远不会忘记。
为了落实新书排版任务，出版部曾兵分多路，带着稿件分赴北京地区以外的东北、华北、中南、西南、西北等地寻找排版厂；为了保证教材按时成型，排版人员不怕脏，不怕累，不怕高温，到印刷厂的打型车间帮助工人搬铅版；为了落实新书排校计划，出版部收到稿件后督促设计人员按规定的时间设计完成；完成设计后，排版人员马上联系工厂排版；校样出来后，校对人员抓紧校对，同时催促编辑（包括作者）按日，甚至按小时计，准时退样，以便早日定稿，为后续印制环节多留一点时间。
为了落实印制计划，材料供应部门抓紧纸张采购和调拨，印制人员全力以赴，把80%～90%的重印书纸型抢先发至印刷厂，以避免与其他出版社安排的印制任务冲突。秋季供应的教材从1月20日开始，必须在3月底前完成，春季供应的教材则从7月20日开始，必须在9月底前完成。这个工作相当艰巨，秋季供应的教材，其间正值春节；春季供应的教材，其间正值酷暑。大家白天在社里上班开印单，晚上在家加班继续开印单，连续作业十几天，千方百计克服困难按生产计划发印。
为了完成短版教材的印制任务，那时在北京地区不得不把36%的品种安排在县和乡镇印刷厂印刷，把一半以上的装订任务安排在远离京城50多公里的农村装订厂装订。为了推进教材印装进度，督催印刷厂特别是农村装订厂准时做出书预告，准时交书，印制人员夏天冒着酷暑督催秋季教材进栈，冬天顶着寒风督催春季教材进栈，数不清的加班加点，无数次的日夜兼程，奔波于市内印刷厂和京郊农村装订厂之间。
一开始我们没有自己的交通工具，出远门时只能租一辆“小面的”，经常是出去一趟就跑河北省的三河县（现三河市）、香河县、廊坊市这一大圈，大概300多公里，一出去基本上是24小时连轴转。记得有一次半夜三更我和崔兴国到河北省香河县印刷厂，把厂长张瑞芳从梦里叫醒，催促他组织工人加班加点抢印教材。有时深夜赶路，实在困得不行了，就在路边停车休息一会儿，然后继续前行。还有一次到了河北省三河县，正是夜深人静时，我们怕遭打劫，就把车开到县城的一个十字路口，停在路灯下面打盹儿。天气酷热，路灯下面蚊子很多，开着车门吧，蚊子咬得受不了，关上车门开着空调吧，又怕睡着了会窒息，最后只能两害相权取其轻——开着车门，任凭蚊子叮咬。实际上我们都太累了，虽然被那么多蚊子围攻，还是脑袋一歪就睡着了。不久被蚊子咬醒了，便又抖擞精神，继续赶路。
遇到刮风下雨的时候，进入农村厂子的泥土路往往是稀烂难行，汽车行驶在上面非常困难。记得有一次和吴勤下厂检查进度，汽车开到村口，进不去了，印刷厂的负责人从村里找来手扶拖拉机，才把我们接到厂里去。还有一次，也是车过不去了，村里又没有拖拉机，我们只好脱了鞋袜，脚踩烂泥进村，每人手里还拿着一根大棍子，一来当拐杖，二来防狗咬。晚上有时候雷雨交加，闪电刺眼，大家仍然冒着雷击和狗咬的危险，辛苦工作。此刻往往虽有倦意，但看到农村广阔的田野被闪电照得通亮时，大家又风趣地讲：“要不是催交教材进栈，我们还领略不到大自然的美呢！”未身临其境的人，是难以体会整天整夜连续工作，直至凌晨气温骤降，冷得瑟瑟发抖、饿得饥肠辘辘那种“饥寒交迫”的滋味的。一连几天下去，人变瘦了，眼睛熬红了，但大家毫无怨言，特别是在新华书店储运部看到进栈的品种一天一天增加时，心里真比吃了蜜还要甜。
还有一次，是在初夏雨季，我们下厂催活儿，那是赶印北京大学赵凯华编写的《电磁学》精装本。由于空气潮湿，硬壳封面一时干不了。我们想了很多“土办法”，包括用电炉子、煤炉子烘烤，终于“逼着”工厂第二天就把活儿交出来了。如果我们不催，还不知这批教材要拖上多久，耽误多少学校的正常教学呢。(www.xing528.com)
始料未及的是，在我们想尽办法、用尽全力克服了排印生产能力极度紧张的困难之后，在1987年，我们又遇到纸价和印装费上涨、纸源空前紧张的冲击。在纸张供应最紧张的时候，我要求负责纸张采购的马德祥白天上班先到纸张供应部门“报到”。他在那里一待就是半天，上找下求，不买到纸不走。有些同志还要到造纸厂催纸，自己到车站码头组织装运，一吨一吨，一令一令，像燕子衔泥一样完成全年近40万令（一万吨）纸张的采购任务，保证教材用纸。
那时，社领导非常重视和支持出版部的工作，常在关键时刻亲临指导，鼓劲加油。时任社长祖振铨十分理解出版部工作的艰辛，在精神上、物质上给予了很多关心和鼓励。记得社里刚有了“286”计算机，首先就给出版部配了两台，于是出版部最先实现了计算机管理。而我自己在木板上亲手制作的“生产进度表”则结束了它的生命历程，完成了它的使命。当时社里为数不多的两台BP机，也是出版部最早使用，以便外出联络。1986年，国家教委给社里配了三辆皇冠小轿车。祖振铨社长说：“宁可我不坐，也一定要先让给出版部的同志下厂催书。”此后下厂催活，我和同志们也就坐上皇冠小轿车了，冬有暖气，夏有凉风，工作条件得到了极大改善。
与于国华（中）和马德祥（右）去湖北襄樊603厂求助安排印刷任务
令人记忆犹新的是，有一次跟当时主管出版工作的于国华副社长去湖北襄樊603厂求助安排印刷任务。我们随身携带了很多铅印纸型，下火车出站时，每人左手提一个，右手拎一个，后面背一个，胸前还挂着一个，就像“文化大革命”期间斗“走资派”时“坐飞机”似的。时任603厂厂长於仁豪看到后很是感动。于国华社长以身作则、“与民同苦”的作风一直激励我做好出版工作。
在社领导的大力支持下，经过出版部全体工作人员的艰苦努力，高教社在“七五”期间克服了印刷生产能力紧张、纸张供应紧张、贷款紧张等重重困难，打赢了“教材准时进栈”的攻坚战。秋季教材的准时出版率（进栈率）为99.9%～100%，春季教材的准时出版率（进栈率）为100%。从1988年起，在京印制的教材年年实现了按新闻出版署规定的6：3：1的比例进栈，确保了春秋两季教材按时、足量供应。因此，高教社连续五年受到原国家新闻出版署、中国印刷公司和新华书店总店的通报表扬。
中国印刷公司通报表扬高教社准时完成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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