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七五”初期,由于印制生产能力不足,高教社的绝大部分短版教材在市内大厂印刷后,还得在京郊和河北省的几十家农村装订厂装订。虽然这几十家装订厂都是我们从近百个规模不同的农村社队厂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属于我们的定点装订厂,但是在实际生产中也出现质量不够好和交书不及时的问题。这是直接影响出版工作完成“最后一公里”的瓶颈,急需解决。
为了促使这些装订厂保证质量准时交书,我曾三次策划召开装订管理工作会议。第一次会议在1986年召开,重点解决按时做预告、准时交书的问题;第二次会议于1988年召开,重点解决按6:3:1的比例交书的问题;第三次会议在1990年召开,进一步强调准时交书并重点解决教材装订质量的问题,会上,对装订质量好的厂家予以奖励,对准时交书的厂家进行表彰,对装订质量差的厂家点名批评。由于按时做出书预告,6:3:1比例进栈交书日益深入人心,装订厂全力配合,千方百计地按计划准时交书。
为了确保教材能够保质、保量、按时出书进栈,我起草了《高等教育出版社关于装订教材和图书的有关规定》(以下简称《规定》),其中包括一系列全面、细致、具体的工作要求。《规定》下发给各农村装订厂执行时,考虑到厂里的工人基本上都是农民,文化程度不高,很难记住里面的条文,我就把其中最要紧的一些环节编成朗朗上口、通俗易懂的顺口溜,便于他们掌握。
比如,关于装订联系事宜,是这样说的:
拉齐页子出书做预告,
预告单上不要填错包,
十天以内勿忘取预告,
商定送书日子莫忘掉,
按时送书进栈记得牢。
拉齐页子后三天内做出样书,向新华书店发行所做出书预告,同时向出版社送样书;按照收书单位的要求,准确填写每包册数;做出书预告后十日内到发行所取预告(意指发行所审批同意交书),然后立即到储运公司收书组约定交书时间;交书日期确定后要周密组织生产,严格按照交书时间保质保量交书;各库交齐后务必当天到收书组盖收书章,因为出版社和有关部门对教材进栈的考核都以收书章上的日期为准。
再如送书顺序,是这样强调的:
送书顺序不糊涂,
一送储运南新库,
二送本社销售部,(www.xing528.com)
三送北京明光寺,
最后寄销和入库。
南新库是外埠教材发送单位,教材发到全国各地需要1~2个月的运输时间,所以要优先送书到南新库,以确保教材课前到书;本社销售部订的教材也是要发到外埠的,也必须提前送书,放在第二位;明光寺是北京市新华书店的储运部门,负责发送本市各区县需要的教材,可以放在第三位;最后入库、寄销的教材是出版社和新华书店的储备教材,不是学校急用的,所以应安排在最后交书。
关于印装质量环节,是这样说的:
印装质量很重要,
稍有疏忽声誉倒。
各道工序都要抓,
最后逐本来检查。
合格产品“检”章盖,
万防次品混进来。
各装订厂在检查合格的书上要加盖“检”字章。“检”字章由出版社授予,每个装订厂都有一个确定的检字代码,各装订厂不得混用或冒用。这个办法迫使装订厂提高责任心,并为自己的产品负责。之所以想出这一招,是因为此前一些工厂装订的教材中存在很多质量问题。有一年我们交到南新库和明光寺的教材,最后退回来两汽车的残书,有的缺页,有的残页,学生没法用,让我签字确认。虽然书店没有扣减出版社的书款,但来回运输而且退回来的残书直接送去化浆,浪费了不少资源。而更糟糕的是,这些残书是哪些厂家负责印装的,我们却难以查找。我认为这是管理上的一个漏洞,于是借用其他行业的做法,在经检查合格后的图书的末页加盖“检”字章。这样,再发生残书退回的情况,一看“检”字章,通过“检”字代码就可知道是哪个厂印刷、哪个厂装订的。我们召集各厂厂长开会时,让他们亲自认领自己工厂装订的残书,各厂领导都很不好意思,纷纷表示要切实加强质量管理,确保今后不再出现质量问题。对于那些屡次出错的工厂,出版社便停止安排生产任务,他们也就从高教社的印制队伍中“出局”了。
加盖“检”字章的创新举措,有效地加强了农村装订厂的质量管理,也大大提高了他们装订高教社教材的质量意识。后来我们经多次抽查,发现各装订厂基本上都能较好地执行这一规定,并制定了一些相应的措施,使得装订质量有了明显的提高。
作为一种控制图书质量的有效手段,这种做法一直沿用至今。我在社长、总编辑培训班等多种场合介绍高教社狠抓质量管理的经验时,多次讲到这种做法,后被其他出版社广泛采用。这也算是我在主持出版部工作过程中的一个创新,是对高教社乃至行业的一个小小贡献。我编的那些顺口溜,回想起来,虽然都是大白话,但令我欣慰的是,它曾经对农村装订厂的工人顺利开展工作发挥了积极的引导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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