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效计划管理，确保教材准时出版

1985年6月，我刚到出版部工作时，正是1985年秋季教材交书入库的时候。当时周连芳正在访问日本，陈文灿在上海。我与崔兴国、杨志勇、吴勤等几位同志一道检查1985年秋季教材的印制进度，可我们谁也拿不出一份相对完整的计划。今天商讨的结果是490种，明天却是500余种，但到底有多少种，谁也说不清，因为大家都没掌握全面情况。我就想，像高教社这样一个大社，每年出书上千种，如果没有一套完整的生产作业计划，只是盲目工作，别说教材不能如期进栈，恐怕在上千品种中漏掉几个甚至几十个品种都是有可能的。做出版工作，一定要心中有数，要有一个清晰透明的生产计划，让大家一看便知。只有树立较强的计划观念，制订符合实际的生产作业计划，并严格地执行，才能确保教材按时出版。

因此，从制订1986年春季教材出版计划开始，我就尝试加强教材出版印制工作的计划性，要求出版部每年根据社下达的出版任务，按春季供应、秋季供应制订新书的排校计划，重印书的修挖、供型（当时主要是铅排纸型）计划，发印计划，纸张材料供应计划等。这些计划是出版部各科的作业纲领，又是考核奖惩的依据。计划一旦确定，各个环节必须根据整个生产作业计划运转。出版部（出版科）生产计划主要有两个：

一是排版计划。当年秋季供应的新版教材在上一年9月份截止收稿后，基本上10月份就要做出新书发排计划与工厂通气；春季供应的新版教材在当年3月份截止收稿后，4月份就要给工厂通报新书发排计划。

二是印制计划。对于当年的秋季教材，1月20日新华书店总店通知印数前，出版部出版科围绕印制工作已经做好了准备。首先是大部分纸型基本修挖好，其次是把每个品种的书名、作者、印张、定价全部输入计算机，印数一确定，随即在两天内（过去没有计算机时，要7～10天）做出初步印制计划。做印制计划时一方面及时与工厂沟通，征求厂方意见；另一方面按照计划准时先向工厂发印一部分纸型，用足工厂的印刷设备，提前进入印制环节。对于春季供应的教材，遵循同样的规律，做出类似的计划，只是具体时间有所不同而已。材料科同时按生产计划备纸。

当然，出版计划的制订和实施，并不是仅凭一纸公文就能实现的，需要在社内外做大量的组织协调工作。在社内，对初版书，要调动各部门的积极性，以计划和行政手段相结合的办法，协调设计、校对、编辑，按时返样，与工厂紧密配合，保证绝大部分品种在5月15日前成型；对重版书，要抓好重印送审和修挖等工作，保证绝大部分在3月底完成修型。

在社外，要及时与中国印刷总公司取得联系。中国印刷总公司受原新闻出版署委托，每年春、秋季都组织出版单位、发行单位共同督促检查印刷厂的生产进度，并检查纸张的供应情况，发现问题及时解决，确保教材按时进栈。记得时任中国印刷总公司副经理童庆福、生产处处长张维仁等都非常支持高教社的工作，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中国印刷总公司还负责一年一度的全国印刷生产调度会，专门安排京版教材在外地各省的代印任务。那时，高教社教材供应品种多，印制任务重，造货厂家也多。厂家最多时高达一百多家，分布在全国十几个省市，都是通过中国印刷总公司安排的。

到了五六月份，出版部重点配合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抓出书预告，保证印装单位在6月底以前全部做好出书预告。进入7月份，主要任务就是配合新华书店储运部，督促装订环节顺利完成，按时交书，以保证7月15日前全部进栈。

1986年年底与吴勤（右）一起参加印刷工作座谈会(www.xing528.com)

为了保证按时完成计划，我每周召开两次生产调度会，一次是针对初版书，检查落实设计、排版、校对环节的工作，确保秋季和春季供应的新版教材分别在5月15日前和10月15日前按时成型；另一次是针对重印书，检查供型、发印、材料供应等环节，确保秋季和春季供应的教材（北京地区）分别在7月15日前和12月15日前全部进栈。

由于加强了生产计划管理，出版部的工作较以前有了条理，各方面的工作都围绕着出书计划转。过去时松时紧，有时甚至“瞎忙”的情况得到明显改善，外出工作量及用车量明显减少。据统计，1985年出版用车量占全社用车量的70%，而1987年仅占全社用车量的25%，减少了45%。更重要的是，由于加强了生产计划管理，也给印刷厂安排生产带来了很大的便利。几个大型印刷厂都比较满意，承接高教社印制任务的热情更高，与高教社的配合也更好了。

作为出版部主任，我自己动手起草、制定了各科室的具体规章制度，加强计划管理。当时最要紧的是抓计划、抓进度，竭尽全力提高教材的进栈率。我给自己定的目标是：把进栈率从90%左右提高到100%，让每年春秋两季供应的教材都能足量按时出书进栈。

为了便于监控教材的印制进度，我自己动手，设计了一个简明的生产进度表。先找木工定做了一个长3米、宽1.5米的大木板，又用一个星期的业余时间，在上面做了插卡片的小纸袋，木板最上面用黑体字写着“图书设计、排校、印制进度”。那时候，出版部没有专设的综合办公室，也没有专人做秘书工作，编辑部通过编务人员发到出版部的所有书稿，都由我亲自签收。这样做有两个好处：一是要我签字，表明出版部收到了书稿，我了解了进度；二是我可以浏览书稿内容，了解其是科技带图书稿，还是纯文字书稿，便于安排工厂排版，这是最重要的。对于当年要出版的新书，每一种书稿一发到我这里，我都会做一张卡片，从收稿、设计、排版，到一、二、三校样，以及印制的各个环节，直到最后出书入库，每张卡片都在我的进度表上随时滚动。一张卡片下架了，也就意味着这本书进栈了。

祖振铨社长（右五）向英国友人希尔女士（右三）介绍排版印制进度

有了这个自制的生产进度表，我对每一种教材的印制流程都能做到一目了然，心中有数。那时我住在社里，白天由于太忙顾不上更新进度，晚饭以后我就待在办公室里，根据实际进度把卡片整理一遍，全盘掌握教材的生产进度。当时我们还没有计算机，这已经算是一种比较灵活先进的计划管理方式了。1986年世界银行考察团来高教社参观时，祖振铨社长还特意向外宾介绍了我发明的这个“现代化管理设施”。最近，我在翻检旧品整理杂物时，居然看到了当年自制生产进度表用剩下的十几颗小钉子，至今用牛皮纸包着，保存完好。我瞬间仿佛昨日重现，倍感亲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