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教材出版印制工作的责任意识

社里决定调我到出版部工作时，时任出版部主任周连芳即将退休，我暂时以社办经营管理负责人的身份介入出版部的工作。社里这样安排，有两方面的考虑：一是因为老同志退休有个过程，工作交接要做得稳妥，不能影响正常的业务工作；二是可以给我一个充分向老同志学习出版业务的机会。当时面对的情况是，高教社作为国家级高等教育教材出版大社，面向全国高校，出版数量众多的教材，压力巨大。我虽然初来乍到，但责无旁贷，容不得有半点松懈，必须立刻全身心地投入工作，边学边干，边干边学。

做教材出版印制工作，首先要树立责任意识，这是由教材出版本身的特点决定的。教材不同于一般图书，它是学校教学的基本工具，它对稳定教学秩序，保证和提高教学质量起着重要作用。教材出版印制工作除遵循一般图书的出版规律外，还具有时间紧、任务重、必须确保“课前到书，人手一册”的特点。

党中央和国务院历来十分重视和关怀教材出版工作。“十年动乱”之后，为了解决教材的供应问题，教育部和国家出版局先后召开了两次出版发行工作会议。国务院于1978年4月以国发〔78〕53号文件批转了第一次会议的报告，强调要“大力加强和改进教材的出版发行工作，保证‘按时、足量’供应学校”，“各类教材的用纸要给予保证”。到了1981年，由于多方面的原因，课前到书的状况仍未能得到较大的改进。鉴于此，国务院批准并指示教育部、国家出版局又下发了《关于高等学校和中等专业学校教材问题的紧急通知》，强调指出：中央和地方各有关部门和单位，都要把教材工作作为一项极其重要的任务，认真做好。必须切实保证教材“按时、足量”供应学校，做到“课前到书，人手一册”，并充分供应各种教育和尽量满足社会读者的需要。在赶印教材期间，其他印件要为教材让路。对新华书店的发货部门和各级新华书店，要求努力做好教材的备货工作，及时收货、及时发货，不得延误。某些已经脱销而又影响较大的教材，要及时与出版社协商，用快件甚至航空发运，加以补救。对铁路、邮电、交通运输等部门，要求优先装运各类教材。对贴有“教材”标签的运件要优先受理，随到随运，不得积压。

1982年2月10日，中央书记处讨论出版工作时，中央领导同志又指出：教科书的出版工作任何时候都要放在第一位。

在这样的背景下到出版部工作，肩负的压力和责任可想而知。但我信心百倍，暗下决心，一定完成社长交办的任务，尽快适应工作，虚心向出版部的各位同志学习，特别是向周连芳学习。1954年商务印书馆编审和出版部门公私合营，改组为高等教育出版社，周连芳是亲历者，是名副其实的老出版人、老前辈，是出版工作的行家里手。印象特别深刻的是，他熟知各项印刷、装订工艺和流程，对外打起交道来显得“霸气十足”，工厂任何小算计都瞒不过他。譬如，出版社要求工厂一周内完成某本教材，而工厂说不行时，周连芳会理直气壮地要求工厂必须完成，而实际上工厂也确实能完成。为什么呢？我反复揣摩后发现，除了教材得益于“中央重视，有很强的政治背景”之外，更为重要的是周连芳对工厂的情况心中有数，工厂有多少台机器，每台机器每个班次可以印多少，一天安排几个班，等等，在规定的时间内完成多少量是可以算出来的。因此，工厂也只能认账，及时调整进度，优先安排高教社的印刷任务。所以，当时工厂说高教社的活儿“又臭又硬”，“硬”是说中央抓教材，高教社有“尚方宝剑”，必须完成好；“臭”是说高教社教材专业性强，印量不大，相对于大印量的中小学教材属于短版，工厂负责人从内心不想接活，再遇上“霸气”的周连芳就更是避之不及了。周连芳对全社发印图书的品种、要求、进度等了然于胸，指挥若定，把全社出版印制工作安排得井井有条，特别让人敬佩。

与周连芳（左三）一起接待印厂的领导(www.xing528.com)

说实在话，老周同志极具个性，在社里他能看上的人不多，能与他配合工作的人也不多，而我跟着他学习，就得需要“技巧”了：一是虚心，二是尊重，三是少说多干。因此，安排、布置出版部各项工作，到印厂、装订厂洽谈业务、督促生产、检查质量时我都主动紧跟在老周同志身后，虚心学习。慢慢地，通过主动学习，我逐渐熟悉相关的出版知识和全社出版印制工作的要求，也知道了与社内外打交道的方式方法，树立了教材出版的责任意识，这为以后独立承担出版管理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经过一年多的锻炼，1987年4月14日，我被正式任命为出版部主任，同时免去了社长办公室主任职务，不再以社办经营管理负责人的身份，而开始以出版部主任的身份负责出版部工作。当时出版部在北京有出版科、校对科、设计科，在上海有出版分部。出版部内部分工是：我分管出版科，副主任高志英分管设计科、材料科，副主任陈文灿分管上海出版分部。

为了更加深入一线工作，1987年，我还兼任了出版科科长。出版科是出版部的一个大科，也是主要业务科，包括排版印制、纸型软片存放、纸张采购等业务。我刚参与出版科的工作时，吴勤、崔兴国、杨志勇三位副科长协助我做了大量的工作，他们每人分管一摊工作（排版、印制、材料），工作主动积极，极大地增强了我做好出版工作的信心。

在此我特别想说的是，出版部不仅在出版业务方面，在职业道德方面也有值得我学习的地方。譬如，由于出版部的工作经常要与社外纸厂、印刷厂、装订厂打交道，难免会遇上吃饭送礼示谢的事情，但是出版部的同志们在对外往来中，都能恰当处理这类事情，体现了“高教人”高尚的职业道德。记得1985年年底，北京印刷二厂开展年终总结工作，提出宴请出版部同志吃饭。当时我刚到出版部，没有经验，就与大家商量，并请示当时的主管社领导王耀先，可令我没想到的是，大家一致表示谢绝。对方得到消息后，非常感动，表示理解。后来听说由于预定的一桌宴席不方便退掉，最后工厂请本厂退休的老同志“代劳”。还有一次，一位叫小白的人员，是丁桥装订厂的，由于我们的业务人员帮他解决了一些工作上的困难，他为了表达谢意，主动向此业务人员送上1000元现金。而这位业务人员婉言谢绝了，并通过时任党支部书记高志英转交给对方。对方深受感动。这些鲜活的事例举不胜举，在业内传为佳话。高教社出版队伍素质高，工作作风好，大家有目共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