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教社恢复重建，情系教育出版：小平题写社名，办公条件艰苦

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胜利召开，国家首次把教育确定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战略重点之一。要求高等教育必须加速普通高等学校和广播电视、业余教育、函授教育、夜大学、职工大学等多种学科多种办学形式的发展。同时，不断提高教育质量，为国家培养更多合格人才。相应地，教材建设事业也必须推进到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

在这样的背景下，教育部于1983年5月决定恢复重建高等教育出版社。这是高教社建社以来第二次（第一次是在1965年）从人教社分离出来，第三次开始独立经营。国家重建高教社的目的，是为了适应高等教育的调整与发展，组织编写、出版一整套具有中国特色的、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相适应的、满足各种层次和规格及办学形式需要的高校教材。

高等教育出版社恢复重建，是高教社历史发展中的一件特大喜事。全社员工迫切希望党和国家领导人题写社名。考虑到专门出版中小学教材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社名是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同志题写的，那么专门出版高等教育教材的高教社，全社员工都希望邓小平同志能题写社名。后来社办公室胡延华（她原在中央办公厅机要局工作，后从“五七干校”分配到高教社工作），通过田鹤年，向中办提出请求。没想到很快，小平同志于5月5日亲自为高教社题写了社名。这体现了小平同志对教育、对高等教育出版社的高度重视。

邓小平同志为高教社题写社名，极大地鼓舞了全体高教人奋发向上的工作热情。为满足高校日益增长的教材需求，高教社开始加速建设，扩大规模，大力发展，走上了充满希望的“第三次创业”之路。从1983年到现在，是高教社半个多世纪历史上发展最快、效益最好的时期。

重建后的第一任社领导班子中，祖振铨任社长、总编辑、党委书记。那时高教社社长是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同志委任的。王耀先任副社长、副总编辑、党委副书记，杨陵康任副社长、副总编辑，于国华任副社长。

社领导班子建起来了，还需要充实社办公室成员。我记得那是一天晚上，我在办公室加班翻译书稿，社领导蒋栋成也来办公室加班。他看我正在忙着，就等到将近十点钟快要熄灯回去的时候才找我聊天。他说，高教社马上要恢复重建，社里要成立社办公室，问我有没有可能来办公室工作。我听了以后很纠结，本来从学校到出版社，是要做编辑业务工作的。到了出版社以后，先是服从安排做了一段时间的行政接待和基建工作。现在回到编辑室，刚刚踏实下来，而且自己又“回炉”补课，又在翻译书稿，努力提高自己的水平，一切都是为了当好编辑做准备。突然间冒出这个机会，让我很是犹豫不决。当时，和我同时期入社的杨松涛还在生物编辑室，马盛明还在力学机械编辑室。说实话，当时在情感上我非常舍不得离开物理编辑室。

到底是继续往编辑业务上走，还是做行政管理工作？对我来说，实际上面临截然不同的两种选择。后来我想，我虽然一直想走编辑业务这条路，但自己在编辑业务上毕竟有欠缺，存在“先天不足”，所接受的系统训练肯定比不上恢复高考以后的毕业生水平。通过工作实践来提高，意味着要比常人付出更多的时间，而家里孩子又小，也确实面临现实困难。而做行政管理工作，我觉着自己还行。因为上大学前在生产队当过会计，上大学时做过学生会干部，都不同程度地接触过管理工作。到了出版社以后，我逐渐了解到，出版社的工作是“三十六行，行行都有”：有做编辑业务的，有做生产的，还有做后勤和行政管理的，等等。这样一想，到社办公室也不是不可以，可能还是一个明智的选择。纠结之余，几经思量、多方权衡之后，我同意去社办公室工作，换一种方式为恢复重建后的高教社发展献力。

这是我职业生涯的一次重大转折。现在回想起这段成长历程，我觉得无怨无悔。这段经历为自己日后从事出版社管理工作奠定了很好的基础。

从1983年到1985年，我在社办公室主要做了四个方面的工作。

一是负责经营管理。宗洪生负责全面工作。我和吕彩琼都是正科级秘书，工作上稍有分工。我抓经营管理，她抓行政管理。高教社从重建之初，祖振铨社长就十分重视经营管理，追求两个效益同步发展。首任领导班子在《开创高等教育出版社新局面的指导思想》中明确提出：在保证社会效益的前提下，必须搞好经营管理，将自己的出版物能够顺畅地送到读者手中，尽力提高市场占有率，改善经济效益，为出版社的发展提供经济上的保证。(www.xing528.com)

为了适应当时已经初现端倪的教材市场竞争局面，高教社开始探索建立比较灵活的经营、运营机制。有些做法现在看比较初级，但在当时已经很有突破性，比如筹建发行部门，内部管理推行责任制等。祖振铨社长的这些想法，必须有人去落实。自然地，社办公室就要去具体思考、设计并推动实施。由于经营意识超前，起步迅速，高教社很快就走出重建初期经济效益低下的困境，朝着正常健康发展方向迈进。

二是为祖振铨社长起草年度工作报告。记得1983年年底第一次工作报告是祖振铨社长亲自确定的题目——“全面开创高教社建设的新局面”。这借用了胡耀邦同志在党的十二大报告的题目“全面开创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开始时我没有经验，祖振铨社长对我进行悉心指导。他对我讲，报告要分成两块：一块是取得的成绩，全面梳理各部门都做了哪些工作；另一块是下一步的思考，要求我在收集材料的过程中，注意征集同志们对日后工作有什么想法、意见和建议，形成发展思路。按照祖振铨社长的要求，我拟出初稿送祖振铨社长修改。后来，我从别人口中听说，祖振铨社长对我起草的稿子比较满意，认为逻辑性比较强。以后，我又陆陆续续做了不少其他文件的起草工作。

三是改善开会场所。高教社恢复重建时，办公条件极其艰苦，连会议室都没有。当时祖振铨社长也不是单独一间办公室，他和杨陵康副总编辑在一起办公。我向祖振铨社长建议，高教社需要有一个会议室。祖振铨社长表示同意，让我着手去办。当时，由行政处协调，在沙滩办公楼五楼东楼梯口左侧挤出两个房间用作会议室。那时不像现在，可以花钱置办沙发等家具。当时高教社、人教社用的沙发都是“文化大革命”年代留下来的，还戴着有时代印记的沙发套，而且型号不一、大小不一，摆在一起挺难看的。怎么办呢？我想办法搜寻到型号差不多的三人沙发、双人沙发，凑成几组，搭配布置，在五楼凑成了一个简单的会议室。这样，社务会可以在那里开，社领导接待外面来的客人也有了地方。这个会议室后来因工作需要改为绘图科办公室，会议室搬到楼下简易活动房。布置会议室这件事情虽然不大，但留给我的印象很深：办公室人员在其位谋其政，当好领导的助手，就体现在这看似不起眼，但又不可或缺的细节中。

四是参与30周年社庆系列活动的筹备工作。我是社庆筹备小组成员之一，根据社务会的决定，主要做了三项大的工作。

第一，举行庆祝高教社建社30周年暨高等学校教材建设茶话会。此次茶话会本来计划在1984年5月召开，后来由于时间紧张，改在7月9日。会议筹备工作有两项：一是邀请领导。当时邀请到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严济慈、教育部部长何东昌、教育部副部长黄辛白出席并讲话。严济慈副委员长是高教社的作者，主编有《热力学第一和第二定律》等书。二是会场布置。在那个年代的特定条件下，也是一件相当需要花费心思的工作。首先是会议地点。当时根本没想过定在社外，于是选定在社内三楼电教馆，采用茶话会的形式，从社外借来小圆桌，参会领导嘉宾围坐在圆桌周围。其次是圆桌上摆放的茶点，有蛋糕、糖果、花生等小食品，是当时负责团委工作的尹洪、肖娜等一帮年轻人买来的。还有桃子，是车队黄友衡在农村桃园买来的。我还动员大家亲手洗刷桃毛，结果弄得大家手痒得不得了。

7月9日上午开会，但7月8日就要摆放好桌椅、茶品等，否则当天早上来不及。然而，7月份天气炎热，屋里没有空调，摆好后必须开电风扇。有人提出，开电风扇不行，因为吹一晚上蛋糕会变干。我说，那还是别开了，茶点在保质期里，应该问题不大。但后来又有人提醒：会议室晚上会有老鼠活动。这可是个大问题。于是，那天晚上，我、吴勤，还有团委的几位同志就在会议室里值班把守，忙了一宿。7月9日早晨，我们还没来得及回家换衣服，一看快到9点，有的领导就来了，而我还穿着文化衫、大短裤。黄友衡说：“小张，这样可不行，你是社办的，哪能穿大短裤参加活动呢！”结果那天我穿着他给我“救急”的长裤和衬衣参加了茶话会。

第二，召开老同志座谈会。当时许多老同志都还健在，我记得有纪昌、于卓、顾治中等老一辈高教人。社里请他们来回顾高教社的发展历程，既是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也是为后续编辑《三十春秋》做些准备。因为许多人我都不太熟悉，社里请皇甫束玉同志做顾问，我就按照他的指导去筹备。召开座谈会需要会议室，但当时高教社没有会议室，于是借用了二楼人教社的会议室（位于现在华育宾馆二层西侧）。

第三，编印纪念文集《三十春秋》。这项工作实际上在1983年高教社恢复重建之时，祖振铨社长就有考虑。当时束玉同志已退休，社里特意邀请他做顾问，我是责任编辑。绘图科的老同志符昂扬负责装帧设计，他力求美观大方。我在束玉同志的指导下，积极组稿，与包闻天、周连芳等老同志深入接触、沟通，力求在准确反映历史事实的基础上，把高教社的优良传统总结出来，传承下去。为了使这本书更有影响，社里还请了全国政协副主席赵朴初题写书名。这本书从策划、组稿、加工到插图、设计、整体布局，历时差不多一年时间，我全程参与了。这本书虽不是公开出版物，却是一份高品质的高教社历史资料。通过编辑这本书，我对高教社的历史和传统有了更多、更透彻的了解，也对如何做策划工作、如何做责任编辑有了初步的体会。所以说，编辑这本书对我个人的成长也是非常有意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