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教育部宣布并支持回炉充实知识，情系教育出版

1981年12月23日，教育部宣布了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领导小组名单。小组的第一组长由教育部副部长浦通修同志兼任，组建了新一任领导班子，同时宣布成立三个编辑部：大学教材编辑部、中小学教材编辑部、教育教材编辑部。其中，大学教材编辑部就是原来的高教部分，由大学教材研究室演变过来的。当时明确了分管大学教材编辑部的四位副总编辑：祖振铨、王耀先、尹敬执和祝世华。经过此前的基础建设、人员调配等一系列工作，大学教材编辑部的建制基本齐全，步入正常工作状态。大学教材编辑部下设8个编辑室，我在物理编辑室，当时的职位是助理编辑。所以，我进入出版领域，是从编辑起步的，后来因工作需要才做了一些行政管理工作。

既然进入编辑序列，我就自然要考虑自己工农兵学员出身的背景，毕竟专业基础还是薄弱一些。因为在那个年代，工农兵学员入学文化程度参差不齐，有高中毕业的，也有初中甚至小学毕业的。我无论怎么说还是个1968届的高中生。因为文化程度不一，所以在大学里学的东西是不完整的。幸运的是，正好赶上那时何东昌提出要为工农兵学员“回炉”补课。所谓“回炉”，一是文化课补习，一是技术补习。特别是理工科院校毕业的学生，没有理论和技术不行。我也因此得到了一个充实知识、提高能力的机会。

当时我心里就想，入社五六年，经历了那么多周折，终于又回到了编辑室，该好好把业务抓一抓了。特别是我所学的物理学的专业基础课，即“四大力学”，在学校的时候学的内容少，应该好好补补课。当时，社里很支持工农兵学员“回炉”补课。我记得王耀先副总编辑热情地问我：“小张，你看看是不是要补一补课？”于是，我向社里打了报告，社领导很快同意了我的进修申请。经过组织上安排，我去北师大插班学习，整整补了两个学期。

完成补课任务要克服两个难关。一个是面子上有点儿过不去。我已经过了30岁，和当时1981级的学生一块儿上课，感到很不好意思。所以，我去听课无论早还是晚，都坐在教室里最后一排。有些同学知道我的情况，都亲切地说，老大哥来了。授课老师知道我是高教社的编辑，而且年龄偏大，也都对我比较客气。实际上他们都很关心我，但是，作为我自身来讲，心理障碍确实比较大。这一关后来总算过去了。另外一关是，要克服家庭困难。我的儿子张濮1979年7月出生，1981年，他不到两岁，需要有人照看。那时候社内没有幼儿园，我母亲身体也不好，右胳膊残疾，即使能从老家来帮着照看孩子，也没有房子住。我爱人杨秀喜为了支持我，全力保证我安心补习，额外承担了很多压力。她从部队转业到公安系统，没生小孩之前连年被评为优秀党员。孩子出生以后，尤其在我参加补课期间，很多时候她连完整出勤都无法保证。为了家庭，为了我的成长，她做出了不少牺牲。那时候家里还没有经济条件买自行车，我借了社里一辆旧的“永久牌28大梁”公用自行车，每天早晨起来，从沙滩骑自行车，半个小时到北师大，途中经过新街口，找个小店简单解决早点问题，8点之前保证到校。有时下午有课，中午就在学校简单垫补一点儿，下午继续上课。晚上到家，又要做作业，又要照顾孩子，那种艰难程度可想而知。但不管怎样，总算咬紧牙关挺了过来。

我十分珍惜这次学习的机会，认认真真地听课、做作业，最后顺利完成了所有的补习课程（高等数学、数学物理方程、理论力学和电动力学、热力学与统计物理学等），成绩都在90分以上。高教社其他几个工农兵学员，像岳延陆等人，也都补了课，而且成绩也都不错。这对增强以后的编辑业务能力大有裨益。(www.xing528.com)

提高编辑业务能力的另外一个重要方面，是提高外语水平。我中学阶段学的是俄语，自认为学得还不错。那时候，记得还通过一本俄语杂志与当时苏联一个中学的学生取得联系，双方通过书信可以用俄语进行交流。上大学后，改学英语，跨度比较大。所以，我的英语基础比较弱。但是显然不能花时间去专门补习英语了。那怎么办呢？到出版社工作后，我就凭借大学里学的基础知识，依靠工具书，通过审阅试译稿、加工外文书稿等工作，在工作实践中锻炼提高自己的英语水平。当时社里还支持编辑开展翻译资料和图书工作。我翻译了两本书，一本是在老编辑范印哲带领下做的，和西北大学刘志远老师合作翻译了英国曼彻斯特大学编写的《固体物理学》，我承担了15万字的翻译任务。另外一本是《固体的电子结构》，13万字，是我自己独立完成的。两本书分别于1983年和1985年在高教社出版。主审是当时物理室的梁宝洪主任。他认为我翻译得还不错。在英语方面，我最后达到的水平是：虽然口语较弱，但是具备了借助工具书翻译稿子、审读加工英语稿件的能力。后来，为了落实国际合作协议，社里打算派我到美国威利父子出版公司实习半年以上（这也是社里对我的培养和厚爱）。为此，我于1989年3月到1989年7月在北京外国语学院英语短训班学习，成绩是：阅读5，精读5-，听力5-，口语4+。遗憾的是，由于1989年“六四事件”的影响，实习一事未成。在此之前，社里履行协议，派林梅到威利父子出版公司实习了半年以上。1989年7月，“国际应用教育学会”在人民教育出版社举办了口语班。我也参加了培训，结业成绩是4.5。

要想做好编辑工作，仅靠英语还不够，所以我又选择了日语。当时日语编辑室有两位负责日语的老编辑，一位叫赵德庸，一位叫尹学义。两位都是东北人，对我很好，一见面就“小张，小张”地叫着，非常亲切。一方面，有这两位老师的指导，另一方面，1980年4月，我还在中国计量科学研究院参加了日语短期进修班，考试成绩合格，获得结业证书。还有，大连理工学院基础部物理教研室的一位姓郭的作者，他日语不错，经常到社里与负责工科物理的一位老编辑汤发宇老师洽谈书稿，我借机请教他，他也给予我很多指导。这样，我可以借助词典阅读一些日文科技书刊。正好，我翻译的那本《固体物理学》，当时社里图书馆既引进了英文版，也引进了日文版。我在翻译过程中，英语和日语两相参照，也巩固了日语知识。

那段时间，我有意识地锻炼自己、提升自己。我想，好不容易回到了编辑室，我一定要把编辑业务做好。为了更好地适应编辑业务需要，一定要想方设法多方面提高自己的能力。我也想通过自己的不懈努力，证明工农兵学员经历的那段历史只是时代的产物，谁也改变不了，但工农兵学员经过努力完全可以具备正规教育培养的文化素质，甚至有可能做得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