投身三年规划，解决教材荒-情系教育出版

在我接待老同志回社和参与基建工作期间，大学教材研究室在王耀先和朱秀丽两位负责同志的主持下，研究制定了高校教材出版“三年规划”（1978－1980），以解决高考恢复后高校面临的“教材荒”问题。1977级大学生入校后，教材需求量一下子增大了很多。人教社（高教部分）只好采取应急措施，把“文化大革命”前出版的教材找出来，让编辑人员通读一遍，没有政治问题的就直接重印。1978年2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起草的《关于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出版工作若干问题的暂行规定》，提出要“有计划、有步骤地加速高等学校的教材建设工作，努力做到1978年秋季新生入学就有新教材使用，1980年以前编审、出版一套质量较高的通用教材，以及相当数量的教学参考书、工具书”。1978年8月和10月，教育部分别在北戴河和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理科教材座谈会和工科基础课程教材座谈会，确定了人教社（高教部分）代教育部拟订的高等学校理科和工科基础课程教材编写规划。会后，人教社（高教部分）将两个规划汇总上报教育部。教育部审核批准后于次年3月下达了《高等学校理科基础课程教材编写出版计划》和《高等学校工科基础课程教材规划》这两个“三年规划”的正式文件。

说起教育部高等学校教材编写规划的制定，从“三年规划”到“六五”“七五”“八五”“九五”，直到现在的“十三五”规划，这里有一个演变发展过程。首先，从规划内容说，由“编写规划”发展到“出版规划”，由一般教材规划发展到重点教材规划，由指令性规划发展到指导性规划。其次，从制定过程看，开始由高教社代教育部拟文，具体说是由高教社各学科编辑根据学校的需求提出教材编写或出版初步方案，社领导汇总修改后报教育部审核批准、下发。后来，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虽然高教社是教育部的直属事业单位，但企业化管理的成分越来越大。教育部为了体现公开、公正的原则，也吸收了其他一些承担教材出版任务的出版社，参与教材规划的调研、制定与实施。再有，为了制定好教材规划，教育部开始聘请专家成立了“高等学校教材编审委员会”，后来拓宽为“高等学校教学指导委员会”。在这个过程中，高教社一直都是联络员单位。因此，各个高校在教材编写、出版、使用等各个环节，都自然而然地对高教社投以信任的目光。这是高教社事业发展中宝贵的精神财富，务必要像爱护眼睛一样珍惜它。

“三年规划”的制定和实施，是为了解决青黄不接之际的教材使用问题。这一历史转折时期的“三年规划”，一开始我算是间接参与。正如社领导大老张所说，我那时去做后勤服务工作，是为“三年规划”的顺利实施提供后勤保障的。返回编辑岗位后，我就直接参与了“三年规划”后半段的实施，特别是理科规划的实施。物理学“四大力学”教材的审稿会我都参加了，跟着老同志们学习了许多编校知识。印象最深的是，我第一次参加审稿会，与邹延肃一起去山东参加《热力学与统计物理》的审稿会。这本书是在一本已经试用了两三年的学校讲义的基础上，由山东大学、武汉大学等四五所学校联合编写的。审稿会召集了三四十位专家，集中在济南东郊宾馆，一章一节地审读，前后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我不禁感叹：一本好教材可真是来之不易啊！我以前编的书，都是稿子来了我再加工。没想到编辑加工前面还要做这么多、这么细的审稿工作。这次审稿会让我见识了一本好教材的编写之难和审稿之严，见识了老一辈学者、专家们严肃认真、一丝不苟的职业风范。这些在我心中树起了一个很高的教材编辑出版的标杆，也让我了解了编辑加工稿子之前的审稿工作是怎么回事儿。它与编辑加工“三审制”一样，也要坚持“三审制”。反观现在有些作者，自己编写的教材一脱稿，不经教学实践，就要求出版社马上出版；审稿会也往往流于形式，大家随便翻翻，写个结论，半天完成。如果能开上一两天的会讨论书稿，就算是很重视了。这样怎么可能产生高质量的教材呢？

实施“三年规划”期间，在我们的办公大楼尚未竣工之前，出版社有一段时间曾租用中华全国总工会干部学校（现中国劳动关系学院）办公，地点在海淀区增光路。原来大家多住在单位院里，上班很方便。现在要去那儿，大家心里未免有些想法。不过，社领导做了动员工作。大家每天都坐社里租来的大公共汽车上下班，中午可以在培训中心用餐，基本上没有影响工作的正常进展。(https://www.xing528.com)

那时我的孩子刚一岁，编辑室主任李松岩挺照顾我，让我在家看稿子。虽然是在家里工作，我也严格要求自己，绝不懈怠放松。我基本上隔一天去一次单位，在家工作发现的问题，第二天去单位时想办法请教老编辑或查阅资料，把它解决掉。当时又要看小孩，又要做工作，而且不能出任何差错，难度实在不小。家庭压力也大，但我还是尽心尽力、保质保量地完成了编辑任务。

当时，在人员短缺、物质条件极为困难的情况下，人教社（高教部分）顺利完成了教材“三年规划”，共出版教材1000余种，基本上满足了当时高校恢复正常教学的需要，初步解决了“文化大革命”过后高等教育面临的教材短缺问题。不过，由于时间紧迫，出书仓促，部分教材的内容和质量尚存在一些问题，教材品种也还不够齐全。1979年年底，教育部先后在北京召开了高等学校工科和理科教材编委会预备会议，总结经验，提出1981年到1985年教材工作的指导思想和方针任务。从这个“五年规划”起，我们国家的教材出版工作才真正走上正轨，与整个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六五计划”同步推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