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同志回社，情系教育出版，服务工作全力以赴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随着教育界的拨乱反正，新的人民教育出版社的教材出版工作也在整顿恢复之中。1977年8月，当时主管科教工作的中央副主席邓小平同志做出指示，要重视教育，“关键是教材”，要求首先集中力量编印教材。新教材既要反映最先进的科学技术，又要符合精简的原则；既要吸收外国教材中有益的东西，又要结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际。为了加强教材建设，解决学校面临的“教材荒”问题，小平同志特批了两百多个进京指标，让教育部调回原人民教育出版社和原高等教育出版社的编辑骨干，并从全国各地借调人员充实编辑队伍。于是，一大批下放到“五七”干校的老同志陆续返回北京，回到出版社。因为我是当时社里最年轻的成员，接待、安置他们的任务就责无旁贷地落在了我的肩上。做好这批老同志回社的服务工作，从某种意义上讲，也是一项政治任务，所以我高度重视，全力以赴，热情接待。只要有老同志来了，一个电话过来，无论昼夜，我随叫随到。在北京火车站举着牌子接到人后，我一般是把他们送上103路无轨电车，告诉他们在沙滩站下车，沙滩站那边还有人负责接应。前后大概有半个月的时间，我几乎每天都去北京火车站。有时在白天，有时在深夜，作息非常不规律。但我没有怨言，尽量克服困难，高质量地完成了任务。这半个月来接待的主要是编辑人员，有蒋栋成、殷继祖、冯克正、邓应生、吕耀华、于琛等，还有一些行政、后勤的干部，也陆续从干校回到北京。

人回来了，得有地方办公、休息。人教社的平房在1976年受唐山地震影响倒了一些，现在又来了200多人，办公与生活用房都特别紧张，无法满足基本的需要。为解燃眉之急，教育部和北京市建委、计委特批人教社修建一栋5000平方米的办公楼和两栋宿舍楼。社里又派我参加基建工作，我二话没说，服从组织安排，停止编辑业务，暂时离开编辑室，去基建处上班。我奔波于建委、计委、教育部，走基建审批程序，前后大概有半年多的时间。我主要参与了办公楼的规划设计、现场管理和设备采购等具体工作。当初做规划时，景山地区对楼层高度有限制，最高只允许盖三层。但是要建楼，就得拆掉很多平房，又增加了那么多人，三层楼还是不够用。好在中央比较重视，有关部门表示支持，也就“特事特办”。经过多方面的努力，最后决定盖五层。

办公楼设计了地下人防工事，里面要装配发电机组，而且建楼前必须先在地下安装好。这就要求发电机组必须按时到货，否则肯定影响建设进度。那时，国家实行物资统分政策，但也需要派人去设备生产厂催货、提货。基建处处长宋骏同志考虑到我是河南人，在洛阳有些老乡关系，叫我去洛阳发电设备厂办理此事。我愉快地接受了任务，心里也比较有数。因为上大学之前在家乡当拖拉机手和大队会计的时候，曾经去洛阳购买过拖拉机零件；大学期间曾在洛阳拖拉机厂和洛阳轴承厂实习，也认识一些人。我到洛阳后经过努力最终顺利完成了任务，催促工厂将指标内的发动机组按时发货，确保了办公楼配套设施如期施工。(www.xing528.com)

1977年10月，国务院批转教育部《关于1977年高等学校招生工作的意见》，恢复了高考制度。紧接着，11月3日，教育部、中国科学院联合发出《关于1977年招收研究生的通知》，研究生的招收培养工作也开始恢复。和我同年进入出版社工作的其他同志报考了研究生。那时我刚结婚，还没有小孩，也想抓住这个机会去学校深造，以便适应教材编辑工作的需要，于是去找社领导张玺恩申请考研。张玺恩个子非常高，大家都昵称他为“大老张”。他对我们年轻人也非常关心，过年过节都邀请我们到他家里做客。老张给我做思想工作：“现在社里调来这么多同志，没有地方办公，也没地方住，咱们急需房子，工作需要你留下来搞基建。你做这些后勤服务工作，也是为教材出版事业做贡献嘛。你还年轻，以后有的是机会，不用着急……”领导这么一说，我也觉得自己应该服从安排，顾全大局，就暂时放弃了考研的机会。尽管直到退休，我还戴着“工农兵学员”的“帽子”，今日想来我也无怨无悔。这是历史，谁也改变不了，毕竟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人生轨迹。

随着老同志们的陆续回社，教材出版工作逐步展开，我很想回到编辑岗位上。大老张告诉我：“你什么时候能离开基建，取决于陈毓汉和黄永存两位老同志什么时候能回到北京。”于是我天天盼着他们的到来。这两位老同志以前都是搞后勤的。1979年上半年，他们终于回来了，我也返回大学教材研究室归队做编辑工作了。到了9月份，办公大楼和图书馆竣工，彻底解决了人教社办公场所紧张的难题。位于沙滩后街55号的这座办公楼（后来改为华育宾馆），至今仍在使用中。那两栋宿舍楼，排序是3号、4号楼，高教社和人教社各分管一栋，现在仍在发挥它们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