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事编辑工作的处女作是《热处理电工学》。这本书是当年学习清华大学“以典型产品带教学”的一个产物。记得毛主席逝世的那一天(1976年9月9日),我正在湖北农业机械学院出差,为《热处理电工学》组稿。惊闻噩耗,我当即痛哭失声。好在组稿工作已经完成,第二天我就赶回北京,参加哀悼活动。出版社设置了吊唁主席的灵堂,非常庄严肃穆。我在主席遗像前暗下决心,要继承他老人家的遗志,认认真真做好本职工作。对主席的这种虔敬的信念,曾经有力地强化了我的上进心和事业心。而《热处理电工学》的编辑过程,则使我真切地认识了这份本职工作涉及的方方面面,体会到其中的酸甜苦辣。
尽管有老同志的“传帮带”,可我毕竟是第一次独立编辑一本书,没有什么经验,《热处理电工学》书稿中还是留下了一些漏改、错改之处。当时是铅字排版,插图制版则用镀锌的铅版。清样出来以后,改错别字还容易些,把活字抽换一下即可;而如果要加字或减字,则会给排版工人带来很大的麻烦。比如某个段落删掉几个字,后面的铅字就得一行一行往前推,工作量相当大。为了减轻工人排版的劳动强度,我们通常在删字的地方再补上同样数量的几个可有可无的“废”字。可是,如果插图出了问题,修改的难度就大了。因为铅板已经铸好,很难改动。比如图中的A上面多了一撇,要去掉很不容易,必须用金刚石刀具一点一点地刻掉。万万没想到的是,我第一次编的《热处理电工学》竟然有十几块铅板需要做这种敲敲打打的修改工作。负责此事的是出版设计科的两位老师,一位是男的,叫唐锦泉,一位是女的,叫丁一,都与我挺熟的。那天,他们把我叫过去,批评我说:“你看你加工的稿子,怎么搞的嘛,要改这么多!拿个刀,你自己干吧!”他们那时做编辑辅助工作,对编辑有时还是很不客气的。但我向来尊重老同志,与他们的关系一直很融洽。这件事一开始我觉得他们有点儿故意为难我,后来意识到,正是他们的“为难”,让我有了如此宝贵的体验——手握刻刀,小心翼翼,坚持不懈,费了好大的劲儿才把那十几块铅板上该删除的东西去掉。
这件事给我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也对我的整个编辑出版生涯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我从中获得了一个十分重要的经验,也可以说是教训——编辑加工稿子的时候,一定要一丝不苟、慎之又慎,力争定稿前把错误消灭完,一旦出了清样,除非涉及原则性的问题,可改可不改的地方就不要再改了,否则排版工人要付出很多额外的劳动。现在使用计算机排版,发排后改动不像以前那么困难,但我认为这个理念还是应该坚持。因为在计算机上改动也有可能出现新的问题,比如误操作导致的意外差错等。修改书稿慎之又慎的观念,以及编辑工作各个方面的基本知识,最初我都是通过编辑《热处理电工学》这本书获得的。
老同志的引导,我自己的实践,点点滴滴经验和教训的积累,让我慢慢地具备了一名合格编辑的基本素质。1982年4月,我获得助理编辑职称。助理编辑是我获得的第一个正式的编辑职称。当别人问起我的职业时,我总是高兴地说,我是一名编辑(尽管是初级)。在与作者打交道的过程中,我也充分体会到了编辑岗位的神圣感和自豪感。因此,我十分珍惜“编辑”这个称号。(www.xing528.com)
在申报助理编辑职称时,我在《业务自传》中总结了自己业务学习和成长过程中的一点体会:“回想起来,自己的业务学习和成长基于两方面的因素。一方面靠老师(在学校)、老同志(参加工作后)的指教、帮助,这是外因;另一方面,我认为也是更重要的,就是内因,任何事情都要靠自己花力气去干……到出版社后,也是通过在工作中观察、模仿、学习老编辑同志的工作方法,如书稿技术加工、行文、出差调研与参加会议注意事项等。”
当年总结的这两点体会,直到1986年11月被聘为编辑,1993年9月被聘为副编审,1999年被聘为编审,乃至今天,我都认为是正确的。学习和继承前辈的优良传统,充分发挥自己的主动性和创造性,这也是我投身教材出版事业几十年来的工作心得和人生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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